武汉会战前的准备

在张治中率领人马打响了淞沪之战后，第18军是第一支增援淞沪战场的军队。自他们进入战场，就时常处在最激烈的前线，与日寇展开短兵相接的战斗，部队打光了再补充，再打光再补充，却一直没有退出，一直挺立在前线，直到淞沪会战结束。淞沪会战的最后阶段，负责掩护其他中国军队的撤退任务，第18军涌现了许多可敬可佩的英雄人物，流传了许多令人荡气回肠的杀敌故事。

那么，接下来，他们的抗战之路将如何走下去呢？

毫无疑问，它会继续抗战到底。不过，这时的第98、第14师已升格为军，第18军旗下只有第11、第67师，显然是不能让第18军感到满足的，他必然会把目光盯在那些可以被自己吸收的部队身上。在大撤退之际，第60师不仅与该军并肩作战，而且最后接受该军的指挥，使得这支部队很快就被第18军纳入麾下，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成员。

说起第60师的来历，就不能不说到第19路军以及一·二八淞沪抗战（即1932年的第一次淞沪会战）。

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第19路军麾下有第60师、第61师、第78师。其中，第60师师长沈光汉，广东罗定人。1932年1月28日，日本派陆战队登陆上海。沈光汉率第19路军第60师奋起抵抗，因而成名。闽变爆发后，蒋介石调8个师的陆军入闽镇压，他依附蒋中正，并宣布拥护南京中央。之后，第19路军的番号取消，部队亦被分散收编，他仍任师长。蒋介石终究对他不放心，便将具有黄埔军校背景的广东籍将领陈沛调入该师，接替师长职务。从此，蒋介石通过陈沛之手控制第60师，第60师也就变成了蒋介石的嫡系。

这样一来，淞沪会战后第18军旗下的基干队伍就由第11师、第67师、第60师组成。

当日寇侵入安庆、撞开了武汉外围的第一道防御之后，第67师没有跟随第18军主力一道作战，而是配属给了第23集团军，防守苏浙皖边境一线；在与日寇作战的不同时期，配属给第18军，奉命听从第18军指挥的部队有好几个师的人马，其中，既有杂牌军，也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反攻马垱、湖口要塞区时期，第18军可以指挥控制的部队包括第53师、第167师、第16师、第77师以及从马垱要塞撤下来的其他国民党军。后来，第18军甚至将第188师（原167师）收入囊中，变成了它的直接属下。不过，这是抗日战争最后1年的事情。在武汉外围战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又有第110师、第141师等部队加入到第18军的作战序列。第110师是汤恩伯的基干部队，汤恩伯几乎跟陈诚一样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器重，该师能够加入到第18军旗下，听从第18军军长黄维的号令，可见第18军的地位。

本章要讲述的主要内容就是第18军在武汉外围的作战行动，也就是第18军参加武汉会战的经过，那么，首先必须搞清楚，武汉会战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会战。

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一场横跨安徽、江西、河南、浙江及湖北五省的广阔地域的具有决战性质的大规模会战。这场会战之所以会发生，并且发展成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大战，根源于武汉的特有地理位置与地理环境，也是中日双方的作战目的决定的。众所周知，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依托武汉，可以四面出击：东指江淮（皖），北出河洛（豫、晋），南下洞庭（湘），西进梁汉（陕），回溯长江则可直达巴蜀。更重要的是，全国主要水陆交通线、人口和城市、物资财富大多集中于此。对于进攻方而言，一旦攻占了以武汉为核心的广阔地域，不仅在军事上处在了进退自如的境地，而且在经济上取得了以战养战的物质基础；对于防御方而言，一旦守住了这一地带，就等于遏制了侵略者攻击锋芒，有利于尔后的反攻。为此，对于日寇来说，武汉志在必得；对于中国军队来说，武汉势在必守。所以，只要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无论其主攻方向在哪里，武汉会战都不可避免。

为了阻挡日寇进攻武汉，中国方面先后调集约50个军130个师共计100万人，以及各型飞机200余架、各型舰艇及布雷小轮40余艘，利用大别山、鄱阳湖和长江两岸之有利地形，布设阵地，组织防御作战。其中，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7月中旬-9月中旬由白崇禧代理）指挥23个军负责江北防务；第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27个军负责江南防务；另以第1战区在平汉铁路（今北京-汉口）的郑州至信阳段以西地区，防备华北日寇南下；第3战区在安徽芜湖、安庆间的长江南岸和江西南昌以东地区，防备日寇经浙赣铁路（杭州-株洲）向粤汉铁路（广州-武昌）迂回。

日本方面则由日寇司令官畑俊六指挥第2、第11军共约140个大队25万兵力负责对武汉方面的作战行动。其中，冈村宁次指挥第11军5个半师团沿长江两岸主攻武汉；东久迩宫稔彦王指挥第2军4个半师团沿大别山北麓助攻武汉。为了支持地面部队的行动，日本海军及川古志郎第3舰队120余艘舰艇，日本第1个上天的飞行员德川好敏男爵中将的航空兵团500余架飞机，投入了作战行动；另外，日寇华中派遣军直辖的5个师团分别担任对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区的警备任务，以巩固后方，保障此次作战。

这场会战共进行了4个半月，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主要包括：马垱战役、九江战役、黄梅战役、广济战役、田家镇战役、瑞昌战役、马头镇战役、星子战役、万家岭战役、富金山战役、信阳战役。

在这历时4个多月的血战中，中国军民以40万人的伤亡为代价，造成了日寇近10万人的死伤，不但粉碎了日寇迅速“解决中国”的企图，也鼓舞了全国抗战的热情。日寇经过这次大战，由于战线过长、人员伤亡巨大、作战物资难以及时补给等原因再也无力发动大规模进攻性作战。从此，中国的抗战赢来了相持阶段。

1938年6月11日，日寇一部在海军支援下登陆攻占安庆市，这被视为武汉会战的开端。紧接着，6月24日，日军向马垱要塞发动进攻，使得中国军队面临的局势越来越险恶。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第18军接到命令，正式投入到武汉会战。这次，第18军基干部队以及配属给该军的其他各路人马，再度与日寇展开了残酷的较量，种子军全体将士的鲜血染红了他们的征衣。

在会战期间，第18军能够自如地指挥控制所有人马，充分表明种子军绝非浪得虚名。这一点，在本书后面的篇幅会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第18军将第60师纳入旗下时，主管该军的第16军团军团长罗卓英正经受着淞沪会战结束后的人事与体制的改变。正是这一改变，使得第18军从此进入了由黄维直接指挥和掌控的新阶段。

那么，第18军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以及在武汉外围作战之前的近半年时间里，第18军是如何与日寇战斗的呢？

要说清这些问题，无疑得从南京保卫战说起了。

罗卓英在淞沪会战结束后，调任南京卫戍副总司令，协助唐生智指挥中国军队保卫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可是，南京很快就陷落了。这样一来，罗卓英南京卫戍副总司令一职自然没有了，便返回了第16军团驻地屯溪。这时，已经移往武汉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第16军团改为第19集团军，由罗卓英担任第19集团军总司令兼第18军军长。由于事务繁多，罗卓英开始效法前任军长陈诚，逐渐放手第18军的事务，将第18军交由副军长黄维实际负责管理。

1938年元旦，罗卓英在屯溪第19集团军总部举行团拜，并对淞沪会战以来有功人员举行授勋仪式。黄维联合第11师师长彭善利用这个机会，向罗卓英报告了部队的补充情况及新的训练计划，得到了罗卓英的嘉许。

随即，按照计划，黄维率领第18军抵达徽州后，开始对部队进行整训，并接收了来自江西的数个保安团，以及浔饶师管区、赣南师管区的一批新兵，以补充淞沪会战期间的伤亡。作为第18军的实际负责人，为了尽快恢复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黄维特意在徽州以东20里的蔡坑，举办了一个第18军干部训练班，由第11师第33旅旅长叶佩高担任训练班主任，第66团伤愈刚归队的陶达纲中校担任军官队长，轮流调集各部队尉级以上军官来此集训；士官和士兵的训练工作，则由旗下各师各自负责。

这时候，第18军旗下之第11师、第67师相继发生了人事更迭。在淞沪战场上提升为第11师副师长的方天仕途上再度春风得意，一下子当上了刚刚由武汉警备旅升格成的第185师师长，第11师副师长一职便由自抗战以来屡立战功的叶佩高接任；原第67师师长黄维则专任第18军副军长，副师长莫与硕接过了该师师长的指挥棒。至于叶佩高第33旅旅长的位置，则由在淞沪战场上负伤归队的原第31旅旅长王严接任；王严离开期间代理第31旅旅长职务的师参谋长梅春华继续担任该旅旅长。该师其他主要职位的当家人是：参谋长彭战存、第61团团长龙佐才、第62团团长尹作干、第65团团长曹金轮、第66团团长陈简中；增补了一个补充团，该团团长是靳力三。

1938年2月，第3战区为贯彻军事委员会积极在敌后发展游击战的要求，命令在苏、皖、浙各部队，须各自抽调一部，对日寇进行骚扰性的作战，同时设立了由黄绍竑担任司令的游击总指挥部。为了落实战区的指示，第18军决定成立第16突击总队，以荣孝雨营长为总队长，由第11师副师长叶佩高负责训练。

这期间，第60师还没有归属第18军，第16突击总队只能从第11师和第67师中抽调人员组成。黄维采取不偏不倚的策略，将最初的突击总队编成两个大队，分别由旗下两个师组成。

部队整编完毕后，由叶佩高亲自给参加整训的干部讲授游击战术。他根据中国红军游击作战的经验，全盘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的灵活战术，经过一个星期的严格训练后，命令第16突击总队开始向敌后出击。该总队先在龙洞桥重创日寇第4联队第2大队，击毙第2大队大队长松井上三郎等200余人，接着又在泗安公路上，伏击了日寇的辎重车队，击毁日寇汽车12辆，击毙日寇士兵38人。除此之外，第16突击总队还先后进行了安吉、孝丰游击战，宜兴、溧阳追歼战以及宣城、孙家埠的围攻战。

第16突击总队神出鬼没，到处破坏日寇设施，截杀落单的日寇小股部队，让日寇高层恨得牙根痒痒，为了彻底解决这个心腹之患，日寇决定调集步兵第4联队和第23联队，企图南北夹击，一举消灭之。

罗卓英收到日寇将大举清剿的情报，急命第16突击总队迅速转移。随即，为了反击日寇的清剿行动，罗卓英决定将第11师31旅、骑兵连、侦察连、战防炮连、通信连，工兵营、炮兵营，和第16突击总队合并起来，组成苏皖支队，由叶佩高亲自指挥，选择适当时机，主动出击，消灭日寇。

5月14日，叶佩高率苏皖支队来到广德南方的杨滩后，查知日寇在凤桥防守薄弱，只有日寇第23联队第3大队的一个加强中队200余人，立即召开会议，决定先对这股日寇下手，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以鼓舞人心士气。

凤桥距杨滩仅25公里，汽车1个小时即可到达。叶佩高的作战部署是：以31旅61团为主攻部队，62团和第16突击总队负责阻援任务。

15日凌晨5时左右，攻击行动开始。炮兵先以山炮轰击熟睡中的日寇，接着61团的官兵从三个方向杀入凤桥，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全歼这个加强中队，并击毙中队长前田正治以下68人，俘获日寇134人。

其他日寇得知凤桥遭到攻击，急调两个中队前来增援，但遭到苏皖支队其他部队阻击，只能退回原防。

苏皖支队首战就大获全胜，拿了个好彩头，加强了该支队官兵的信心，不过叶佩高却没有因此自满，他料定日寇必然会报仇发动反击，随即在广德附近山地部署兵力，等待日寇攻势。

日寇得知凤桥守军被全歼，果然派出147联队一个加强大队近千人要向苏皖支队算这笔账，由于叶佩高所部先占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日寇攻击并不顺利，反而阵亡中队长高井芳卫以下100余人。日寇联队长原田良夫见势不利，赶紧命令部队先撤回宣城休整后，等待机会，再次向中国军队出击。

但是，叶佩高不会给日寇喘息之机，打算乘胜彻底打掉日寇的进攻企图。这时，他发现宁国县城日寇守军不多，仅有第106大队第4中队骑兵100多人，决定先拿这伙敌人祭刀。不过，距离宁国60公里外的宣城驻有日本第147联队主力两个大队的兵力，一旦部队对宁国之敌发动攻击，该敌可以随时救援宁国。叶佩高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以第16突击总队，大张旗鼓地向宣城进攻，以牵制日本第147联队主力出援，但暗地里则以第31旅偷袭宁国县城。

日寇果然中计。5月23日，第16突击总队攻克宣城外围的几个阵地后，日寇即龟缩不出，日本第147联队长原田良夫赶紧向附近日寇呼叫求援。随即，我师第31旅向宁国日本守军发动攻击。由于双方兵力悬殊，战斗很快结束，击毙日寇骑兵队长茶村秀男大尉以下官兵53人，俘虏56人、战马97匹。

宁国战斗结束，叶佩高赶紧命令第16突击总队撤出宣城，赴宁国集结。这几次战斗，除了毙、伤、俘日寇各数百人外，还缴获日寇装甲车2辆、汽车8辆、摩托车6辆、速射炮2门、轻重机枪39挺以及步枪、子弹无数；击毁日寇装甲车18辆、汽车28辆、摩托车8辆，被击毁车辆有部分被国军修复。

罗卓英命令将缴获和修复的日寇马匹车辆，新成立装甲车队、汽车队以及骑兵第2连，连同原有的骑兵第1连，组成第11师搜索营，由廖省三担任营长。

对于叶佩高率苏皖支队屡建战功，罗卓英5月26日发电给予叶佩高及所部官兵奖励，电文中提到：

第11师副师长叶佩高亲率该师第31旅及突击总队，连日以来，连克广德、宁国，予敌重创，尤其是在凤桥和三里店全歼敌军，缴获甚多，殊堪嘉许。特颁5万元以示奖励，有功官兵，着即具报，叙授勋奖。

此时，日寇蠢蠢欲动，正在着手武汉会战的部署。罗卓英命令这个临时性编组的苏皖支队解散，第11师速向祁门集结，由第67师接替宁国城防。于是，第67师就此留在了第3战区，第11师即将踏上武汉外围作战的征程。

这时候，第60师同样没有闲着，一边做补充训练工作，一边等待命令，时刻准备走上战场与日寇再度展开厮杀。

1938年初，在陈沛的率领下，第60师自安徽宁国挺进江苏宜兴、溧阳，遮断了日寇京杭交通线，然后进出无锡、金坛，破坏京杭铁路交通。不堪烦扰之日寇，恼羞成怒，陆空联合大举扫荡。第60师与日寇在宜溧地区周旋旬日，被迫退守金鸡岭高地。这时，日寇以4个师团的优势兵力，将金鸡岭团团围困，先用大小钢炮向金鸡岭猛烈轰炸，随即轮番组织步兵进攻，妄图一举歼灭全师。双方酣战九昼夜，战况惨烈。在日寇妄图围歼该师之际，陈沛当机立断，指挥第60师主力伺机乘夜突围，进至流洞桥一带，汇同友军一部，向日寇实施反包围。日寇猝不及防，激战至次日，日寇木杰三郎旅团伤亡惨重，不支溃退。国军乘胜追击30余里，斩获甚众，造成江南大捷。

战后，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给该师颁“光荣60师”锦旗一面，前敌总司令薛岳驰电该师贺勉，军团司令罗卓英亲往犒劳，陈沛获宝鼎二等勋章。

第60师在这次战斗中，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在敌军大兵围困、全师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第359团团长杨怀率先向师长陈沛请命：“我杨怀人在阵地在，不守住金鸡岭，死不瞑目！”

随即，杨怀亲临战斗第一线指挥官兵沉着应战、奋勇反击。他亲自率领特务排，冒着枪林弹雨，哪里最吃紧，就冲到哪里助战。在他的英勇气概激励下，全团官兵不怕牺牲、越战越勇，激战七天七夜，坚守阵地。

第360团团长杨家骝在这七天七夜的战斗中，率领部队突破日寇重围后又重创日寇，使侵略者为之胆寒。为此，国民党军政部对他电令嘉奖，记大功一次。

由于第60师全体将士不惜牺牲，英勇杀敌，顽强地顶住了日寇的攻击，随后又在师长陈沛的率领下突破日寇的包围，与援军第59军会合后，立刻向日寇发动反击，取得反包围的胜利，使整个部队转危为安。

1938年4月初，第60师开到戴埠修整待令。未几日，日寇又攻到戴埠。

这里地处平坝，地形开阔，易攻难守。日寇以数倍优势兵力发动猛攻，该师全体官兵虽然顽强抵抗，终因力量悬殊而致戴埠失守。为夺回戴埠，牵制日寇兵力，师长陈沛下令杨怀：“不惜一切牺牲，限期夺回戴埠！”

杨怀受命后，立即召集各营、连长开会讨论作战方略，决定夜间突袭敌人。

4月5日晚，金鸡岭大红山，杨怀命令3连的一个班做掩护，决定率领多次与他同生共死、敢于赴汤蹈火的特务排，采取声东击西战术，首先突破敌人的铁丝网，为大部队进攻撕开缺口。

杨怀个子虽然瘦小，却行动敏捷，夜间行走依然健步如飞。特务排的战士个个也都身手不凡，是夜战高手。他们很快到达日寇阵地前沿，按照计划剪断了敌人的铁丝网，并接连通过了敌军2道防线。这次行动中，杨怀还亲手夺得敌军碉堡上的一面军旗。正当杨怀率领特务排突破敌军第3道防线时，不慎触动了铁丝网上的响铃。日寇发觉后，当即用机枪猛烈扫射。杨怀为掩护战友，胸部、头部连中数弹，壮烈牺牲，成为第60师在淞沪会战结束后牺牲的第一位团长。

第二天，日寇找到杨怀遗体，认出这就是让他们闻风丧胆的抗日名将杨怀，又恨又气，就把杨怀的尸体放在一个高坡上示众。

第359团官兵义愤填膺，纷纷请战，要求抢回团长遗体，为团长报仇。

第60师师长陈沛满足了该团官兵的要求，随即调来第360团在正面抗击日寇，掩护第359团官兵夺回杨怀遗体。

当天上午，由第359团2连连长罗庆荣（綦江人）率全连100多名战士和特务排一起，冒着枪林弹雨，终于攻入日寇阵地，消灭了大量日寇，成功地把杨怀团长的遗体抢了回来。

随即，悲痛欲绝的第359团官兵为杨怀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同时，将杨怀的遗像烧制在长23寸的白色薄瓷砖上，以志永存。为了表彰杨怀英勇捐躯的爱国精神，第3战区组织全军追悼，追认杨怀为少将团长。

第60师还有一位抗日名将，时任上校参谋主任的谢日旸。

在淞沪会战的最后阶段，第60师负责掩护大军撤退，3个团都被冲散，是谢日旸和参谋陈祖荣出生入死地到各处寻找、联系、传令，才使第60师上下取得联系，不至溃散。在金鸡岭之战中，第60师第359团团长杨怀牺牲后，另一位团长王树德亦阵亡，部队陷入极度危险之境，陈沛师长接受谢日旸的意见，指挥师主力部队（包括杨家骝的360团）乘黑夜潜出包围圈，至流洞桥附近，率部队同一部分友军（第59军），向敌人作反包围阵势。敌人猝不及防，激战至次日，敌伤亡惨重，不支溃退。第60师与第59军乘胜追击30余里，斩敌甚众，成为江南大捷。第3战区司令长官不仅奖励该师“光荣60师”锦旗一面，而且贺谓：“堪与台儿庄大捷互相辉映。”

这时，第67师同样在与日寇进行游击战。

1938年初，第67师第119旅旅长胡琏率部挺进皖南、苏南，效仿新4军开展游击战，多次重创日寇。其中，第402团团长邱行湘率领所部直捣潥阳、宜兴一带，直逼苏浙边境张渚诸地，使日寇沪宁铁路交通受到严重威胁。

6月，日寇攻陷安庆后，利用长江水道运粮运兵，谋攻武汉。第67师奉命掩护海军特种兵沿江布雷，阻敌西进。第119旅旅长胡琏将司令部设在九华山，亲自到前沿阵地了解情况，发现日寇在江岸各地修碉堡，并有重兵把守。他为了配合海军特种部队在长江布雷，将沿线据点中的敌人引开，采取声东击西、调虎离山战术，四处袭击日寇据点、碉堡，掩护布雷部队在长江布下大量水雷，炸沉日寇舰船60余艘，对迟滞日寇对武汉的进攻起到不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