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军备战千里赴三湘

武汉外围的作战行动结束后，第18军奉命进入湖南整补，因长沙告急，该军除了配合第31集团军汤恩伯部对进入湖南北部的日寇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作战外，大约1年半时间没有直接进入战场与日寇交锋，一直在外补充兵力、整顿队伍、训练官兵。

这段时间，没有作战任务的第18军不断吸纳其他部队扩充队伍，接连两次调整了旗下各部的构成及各级主官人员。

第一次调整发生在武汉会战落下帷幕后不久，第18军在开赴湖南整训期间，遵照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第60师调往第37军，第43师和新编第23师双双归于第18军麾下（第67师此时仍属第18军建制）；6个月后，第二次调整接踵而至，第43师和新编第23师双双离开，转投其他部队，第18、第199师归属进来（第67师从这时起正式脱离第18军建制，并入第86军）。这样一来，第43师和新编第23师就成了整个抗战期间，在第18军旗下待的时间最短的部队。

上面提到，新编第23师和第43师一道投入第87军麾下。能够同时让2个曾隶属于第18军的师级单位进入同一个军，读者一定非常好奇，这个军究竟是什么来历呢？陈诚为什么要挖空心思地将这个军收入土木系阵营呢？在这里，做一个简要介绍吧。

第87军是在抗战爆发后，由湖南保安部队改编而成的。最初下辖第198师、第199师。一完成改编，该部就遵照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立刻开赴武汉外围战场，加入到武汉会战的行列，取得了不错的战绩。是以陈诚自然会把目光盯着这支部队，想方设法准备把这支部队纳入土木系范围。在周祥初担任该军副军长之后，不仅采取掺沙子的办法将在第18军这个大熔炉里面冶炼过的新编第23师和第43师一同拨给该军，而且同时将第199师调出来，加入第18军旗下，后来，又把第198师划给了从第18军派生出来的第54军。到此为止，不仅第87军的老底子完全变成了土木系人马，而且第87军也完全控制在具有第18军背景的高级将领手里，自身也变成了土木系。

一出世就受到土木系精神领袖陈诚的关注、最终被收入第18军阵营的第199师究竟在武汉会战中取得怎样的佳绩，最初的指挥人员班底又是怎样的呢？

第199师师长罗树甲，副师长陈步云，下辖第573旅和第574旅，旅长分别是方既平和刘爱山。该军进入武汉外围战场的第一项任务是修筑武汉外围防御工事。这时候，该军受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指挥。为此，陈诚对该军的人事结构、武器装备、军事素养打从一开始就有了初步了解。

1938年4月，第87军奉命增援台儿庄，在合肥以东地区与日寇遭遇，一仗打下来，不仅没有遏制日寇进攻的锋芒，部队反而受到了很大的损失。首仗受挫后，该军遵照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命令移驻六安整补。

1个月后，该军之第199师即接到了反攻舒城的命令。当时，该师刚接收新兵4 000余人，他们还没有学会装退子弹、瞄准射击、利用地形地貌等基本的军事技能与战术动作。为了完成上峰给予的任务，师长罗树甲决定成立一支挺进部队，以步兵为基干，配属步兵重火器及工兵通讯兵，使之具有充分的灵活性、机动性和独立作战能力，在师主力前半日行程内活动。

基干部队是由第1145团3营和第1148团2营组成，重火器单位则是由2个迫击炮连和2个重机枪连组成机炮营，并配属工兵连、通讯排、卫生队、兵站各一部组成。根据罗树甲的命令，该部的名称是挺进支队，由第1145团3营中校营长陈扬汉担任支队长，全权负责指挥该部的行动。

当陈扬汉率领挺进支队反攻舒城时，固守在城里的日寇不断使用榴弹炮轰击中国军队，并多次出动骑兵从正面和侧翼向进攻部队展开冲击；天空中，日寇还连续出动飞机对攻城部队实施轰炸。为了减少部队伤亡，陈扬汉决定抽调人员组成几个突击小组，在机炮营的掩护下，爬上城墙袭击敌人，为主力打开一道攻城的缺口，然后迅速投入主力，扩张战果，攻入舒城。

陈扬汉的战术取得了一定效果。突击小组多次爬上城墙，与日寇展开短兵相接的战斗，以猛勇的作战行动打开了缺口。当主力部队攻城时，日寇迅速封闭了缺口，师主力无法提供更多的炮火支持，也不能及时投入后续部队来增加攻击力度，致使这次行动功败垂成。

随后，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考虑到第199师难以攻克舒城，便调整了该部的作战任务，命令罗树甲把攻城的任务移交给兄弟部队，率领第199师转移到岳西一带山区，侧击敌人，并限期收复潜山县城，阻止日寇西进。

1938年6月，第199师到达岳西后，师长罗树甲命令挺进支队首先夺取潜太公路上的战略要点——渡埠，为主力收复潜山县城打开通道，夺取战略支点。

为了完成任务，陈扬汉立即命令人马在暗冲和蒋家大山一带构筑纵深野战工事，以便进可攻，退可守，同时派遣侦察人员侦察敌情和地形。查知日寇驻在渡埠的兵力（400~500人），其主要任务是为西进日寇维护交通、提供军用物资以及生活日用品，除在各驻所和街口有卫兵和岗哨外，只在南山一座小山上和皖水公路大桥西岸各派一支小部队，其他地方均没有安排哨兵。此外，在渡埠附近公路口和要点，均设有障碍物和陷阱。

敌情了然于胸，陈扬汉制订了作战计划，得到了师长的批准后，于7月2日晚，正式向日寇发起了攻击。其作战部署是：通讯排和工兵连于次日拂晓前破坏渡埠以东沿公路的电线和公路各险要处，并扑灭敌人行径路标——烟火堆；进攻渡埠的各营连利用星光疏散前进，以避开敌人设置的各种障碍物和夜间水平射击；随后，在渡口北端指定位置集中火力，采用突然袭击战术，以重机枪和迫击炮火力封锁镇西街口和公路大桥，以主力从东街口突入。

攻击时间一到，陈扬汉发出了攻击信号。刹那间，冲锋号响了起来，密集的手榴弹投向了敌阵，轻重机枪和迫击炮一齐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用绵密的子弹和迫击炮弹打向了敌人；与此同时，步兵按照预定计划向敌人的阵地发起冲锋。

日寇从睡梦中惊醒，慌忙应战，利用商店柜台以及墙壁等物品和地形作掩护，顽强抵抗。可是，挺进队员很快就冲进了敌阵，与日寇展开了惨烈的白刃战。到天快亮的时候，日寇终于抵挡不了陈扬汉部的凶猛攻击，败下阵去，从稻田里向南郊溃退。挺进队因此克复了渡埠。此战，挺进队共击毙日寇100余人，缴获三八式步枪160余支，汽油200余桶，战马数十匹，其他军用物资和生活物资不计其数。这时，日寇后续部队正不停地向鄂东地区前进。为了将日寇第6师团分割成东西两部，使之不能相互协调配合，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陈扬汉命令人马将汽油倒在那座木桥上，放火烧掉了大桥。

挺进支队一战成功，陈扬汉名声大振，师长罗树甲、军长刘膺古、第26集团军总司令徐源泉、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纷纷表彰了他，军事委员会甚至发给陈扬汉一枚华胄荣誉奖章。第199师也因此战赢得了陈诚的关注。

日寇不甘心丢掉如此重要的战略支点，从当天上午10时开始，先是派遣飞机对挺进队占领的渡埠地区实施猛烈轰炸，随后出动一支包含11辆坦克、70余辆大卡车的机械化部队向挺进队反扑过来。挺进队机智顽强，击伤敌机1架，然后迅速向蒋家大山一带阵地转移。公路大桥已经烧毁，日寇无法前进，坦克和卡车被迫停在渡埠以东的公路上，侧面完全暴露在挺进队的炮火之下。挺进队的迫击炮连遵照陈扬汉的命令，利用蒋家大山既设阵地对准日寇车队猛轰。日寇虽然出动飞机支持，也派遣一支炮兵前来助战，但挺进队依托隐蔽工事，顽强地挡住了敌人的攻击，迫使日寇不得不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向高河埠一带后撤。由此，渡埠再度落入挺进队手里。

随即，第199师主力在师长罗树甲的率领下趁势发起攻击，于次日攻克了潜山县城，歼敌数百人，完成了第26集团军总司令赋予的任务，在与日寇的作战行动中打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胜仗，从失败的阴霾中走了出来。

第199师战果不错，跟它一块进入第18军大家族的第18师虽说在淞沪会战时并未取得骄人战绩，但在武汉外围作战中，交出了不错的成绩单。

说起第18师，同第199师乃至第87军一样，都是湘军出身，第87军是保安队改编而成，而第18师则是正规的湘系部队，显然比第87军高贵得多。但在对日作战中，并没有取得第87军，特别是第199师那样值得夸耀的战绩。在淞沪战役时，该师损失惨重，师长朱耀华因失守大场，愤而自杀（此人自杀后被及时抢救，幸免于难，后任战区军法执行监，1943年辞职），由陈诚负责整理，编入刚由第14师升格而成的第54军，该师师长由萧文铎接任，不久后，李芳彬调往该师，接替了师长职务，从而使得该师真正掌控在土木系手里。不过，李芳彬似乎是官当大了，胆子变小了，竟然没了淞沪会战时的血性，在武汉外围作战过程中，竟然丢弃部队独自逃跑，实在是土木系的耻辱。

武汉会战时期，第54军主力担任江西瑞昌马头镇长江南岸的防御，其中，第14师在江西瑞昌以西陆地防守，第18师扼守富池口（湖北境）要塞阵地，严防日寇沿江西犯，军司令部设在阳新以东。各部进入指定位置后，立即日夜赶筑防御阵地，布置水域沉船，并在沿江岸边埋设地雷和木桩等多种障碍物。

日寇在攻占湖口、马垱地区后，以攻陷武汉为目的，其军舰沿长江西进，陆军部队沿长江两岸向武汉方向推进。1938年7月底，当日寇水陆两路进抵瑞昌县马头镇附近，第54军第一线将士当即与日寇展开激战。经3昼夜的激烈战斗，第54军第一线部队伤亡很大，沿江防守阵地直接暴露在日寇军舰的炮火之下。为了减少伤亡，军长霍揆章决定部队全部转移到山地进行防御；第14师派第79团1营，第18师派2营在原阵地及西南山地坚持防守三天，掩护全军占领新阵地，待命归还建制。第14师的掩护部队三天后归还建制，参加湖北阳新县的守备，第18师掩护部队则坚持了七天后，才撤到师的主阵地地带，守备富池口要塞东南高地第一线防御阵地。

富池口是南京至武汉段长江西进途中继马垱要塞之后的第二个要塞区，江面狭窄弯曲。富池口东、南、西三面有环形山地层层屏障，北面为长江，西面还有一个大湖（网湖），湖口有河道直通长江，江北岸是田家镇，是兵家必争之地。自古以来用兵法则都是控制制高点，取得俯瞰战场、阚制敌人的先机。为此，要守住富池口，就必须守住东、南、西三面的高地；如守不住山地，要塞就失去屏障，无法防守。为了守住富池口，第54军军长霍揆章命令人马以这些高地为中心，布设了几道防线，用以渐次迟滞敌人的攻击。

这时，日寇沿九江、瑞昌、马头镇，经过富池口东南公路向阳新县推进，割裂了第14师与第18师之间的联系，使得第14师与第18师只能各自为战。

8月上旬，日寇开始向第18师第一线阵地发动猛攻。两天的激战后，第18师第一线阵地被日寇突破，部队不得不退守第二线阵地。紧接着，日寇居高临下，向该师第二线阵地发动攻击。退回第二线阵地的是曾担任掩护任务的2营。该营官兵在营长黄福荫的带领下，一边加固工事，一边与日寇作战，迫使日寇在阵地前寸步难行。第18师其他各部一样在第二线阵地上与日寇反复冲杀达十天之久，迫使日寇难以向前推进。

当月下旬，日寇为了打破战场僵局，遂改变战术，集中优势炮火，以主力逐步攻占第18师左翼部队主阵地的数层高地，渐渐迫近要塞区。

这时，第18师已付出了相当大的伤亡，人马早就疲惫不堪，在日寇如此强力的攻击之下，要想继续确保要塞的安全，仅凭该师的力量是不够的。师长李芳彬深知这一点，急忙向第2兵团总司令张发奎报告，请求派兵增援。得到的结果是无兵可派，兵团总司令限令第18师必须在富池口坚守三天，甚至威胁李芳彬：“没有命令，撤退下来是要枪毙的。”

李芳彬当然不愿被枪毙，只有想方设法防守要塞了。考虑到整个战线已被日寇撕得支离破碎，他决定收缩兵力，确保主要阵地的安全。主要阵地在要塞区东北面，只要牢牢守住那儿，就可以给师指挥所以及要塞提供安全保障。把这个任务交给哪一支部队，又让他犯难了。毕竟，所辖各部情况相差无几，无论把哪一个营派上去，要想坚守三天，都是一项几乎难以完成的任务。他思索了很久，觉得如今的第18师只有黄福荫营尚有较强的战斗力，便派遣一个中校参谋前去黄福荫营坚守的阵地，向他传达了师长的命令。

事实证明，李芳彬所做的战术安排以及兵力部署上的调整是卓有成效的。第18师在富池口要塞区果然又坚持了三天。李芳彬感到庆幸，肩头的千斤重担刚一卸下来，立即请示张发奎，任务已经完成，部队是否立刻向外转移。张发奎给予了相反的回答，要求他再坚持三天。凭借手中的人马，他无论如何是坚持不了三天的，但命令又不能不执行，李芳彬转而请求张发奎派遣部队增援，还是遭到了拒绝。李芳彬彻底失望了，他深知部队继续坚守富池口等于自我死亡，他不想死，又不敢下达撤退或转移命令，赶紧偷上一个小划子渡过网湖，向阳新县城方向逃跑了。

师长已逃，兵无主将，第18师顿时慌乱不堪。各部坚持到晚上9时，师里不得不下达了撤退的命令：黄福荫营掩护要塞炮兵迅速撤退，要塞主要设施于晚间由工兵营予以破坏，至午夜即行撤退。

第18师从富池口要塞全部撤退完毕，工兵营将网湖口通向长江的小河浮桥拆除掉。从此，富池口要塞陷入敌手，武汉几乎失去了沿江一线所有的安全屏障，中国军队的作战行动更加困难了。

从富池口撤出后，第18师经大冶到保安附近整编。师长一职由第14师第42旅旅长罗广文代理。鉴于部队伤亡太大，军心不稳，罗广文到职后，将所有部队整编成一个团，任命袁楠山为团长，黄福荫为1营营长，继续在前方作战，其余官兵则开到后方整理补充。

就是这么一个团的人马，在其后的战斗中，一样打得山河变色，在大冶城坚守七天，大量杀伤了日寇的有生力量；撤退途中陷入日寇的包围，机智勇敢地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在通城县境内，又掩护汤恩伯军团总部安全转移，为第18师、第54军乃至土木系争得了荣誉。

第18军频繁更换所辖部队，自然会给各部带来一波接一波的人事变动。特别是当第18师与第199师归于第18军麾下时，经过一年半的作战实践，军事委员会考虑到1师2旅4团的编制不适合对日作战需要，决定调整为每师3个步兵团、1个野战补充团，取消旅级指挥机构，为了安排被裁撤的旅级主官，新设了步兵指挥官的职务，更使师的人事调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其中，第18师的团以上军官构成情况是：

少将师长罗广文（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少将副师长李钦若（黄埔1期、蒋介石侍从室参谋派充）；少将参谋长赵秀昆（黄埔7期、陆大12期）；上校参谋长李文伦（黄埔7期、陆大14期）；第52团上校团长唐启琨（日本士官出身）；第53团上校团长张涤瑕（行伍出身）；第54团上校团长皮宣猷（黄埔7期）；野战补充团团长赵秀昆（兼）。

第199师师长换为宋瑞珂。原师长罗树甲升任第18军副军长。该师下辖3个团，各团番号及其团长分别是：第595团团长章紫云、第596团团长罗国良、第597团团长唐立石。

第18军军部以及第11师也同样进行了不少人员调整。军长黄维在接受新编23师与第43师进入第18军系列之后3个月，即调任中央军校第6分校主任，军长一职由第11师师长彭善接任。由此，第18军正式进入了彭善时代。而第11师师长则由副师长叶佩高接任。

下面，正式介绍第11师退出武汉外围战场以后以及各师整军备战的情况。

1938年9月底，彭善率领第11师剩余人马脱离战场后，于10月1日抵达了江西修水县。在那儿，部队接连获得了两批新兵：第一批是靳力三补充团的新兵，第二批是军政处第5补训处之第2团。彭善分别把他们拨补给第31、第33旅，以补充武汉外围作战行动中的损失。不过，虽然接收了这两批新兵，但由于之前在赣北的损失过重，第11师仍然缺额严重，彭善不得不采取两种措施，为自己的部队谋求兵员：

一是将浔饶师管区的第一补充团，改编为第11师的补充团，任命原来的浔饶师管区参谋长蓝啸声为补充团团长，命令他借助熟悉地方的优势在当地继续征募新兵；二是直接向第18军首任军长陈诚汇报，请求精神领袖的帮助。

陈诚此时担任第9战区司令长官，指挥该战区的作战行动固然是他最主要的工作任务，当然不会让他起家的部队有兵员不足的窘境，遂将3个湖北保安团的兵力拨给了彭善。

10月20日，第11师接收了这3个湖北保安团约4 000人的兵力后，在军员额上基本恢复到了淞沪会战之前的水平。第11师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把这些补充进来的新兵训练完成，迅速组织成一支战力坚强的部队。

就在该师接受陈诚拨给的4 000人马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已作出了放弃武汉的决定，武汉会战接近尾声。随着武汉于10月25日陷落，武汉会战落下帷幕。这样一来，陈诚就要为第11师找一个相对安宁的远离战场的地方，让师长彭善将它重新打造成一支能征惯战的部队。他为第11师选择的整训地是湖南翁江。这里是第9战区的管辖范围，无论有什么事情，陈诚都可以照管着。彭善以及第11师各位将领当然理解老长官用心良苦，无不欣然从命。当彭善奉命将部队带到指定地域时，突然接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不得不暂离部队，而将整训部队、管理部队的事情全部交给副师长叶佩高。从这时开始，叶佩高就以第11师代理师长的身份主持该师工作了。

叶佩高是一名智勇双全的将军，不仅熟谙作战理论，在历次率部与日寇交锋时，都以敢打善拼闻名，打了很多巧仗猛仗，给予日寇极大的杀伤，而且更懂得如何将近乎毫无军事技能与战术素养的人马打造成一支善于作战的铁军。在武汉会战之前的近半年时间里，第11师从淞沪战场上下来后的第一次大型整训活动，就是在彭善的领导下，由他具体负责操办的。为此，他已经有了整训部队的经验。眼下，部队新兵过多，战斗力低下，人员思想极度混乱，跟淞沪战场上下来的情形非常相似。于是，他决定采取半年前在徽州时的做法，将新兵、老兵、有战斗经验的军官、没有战斗经验的军官分隔开来，针对不同类型人员的不同情况，开办各式训练班，让他们在保持同一训练强度的基础上接受不同的训练内容，然后，命令已经达到训练要求的军官与骨干分子指导新兵的训练，并适时对新兵老兵进行合成训练。通过这些措施，第11师的战斗力有了迅速提高。

正当叶佩高对第11师官兵的整训工作搞得如火如荼之际，12月间，日寇似乎有进犯南昌的迹象，第11师接到开赴南昌、准备加入作战的命令，副师长叶佩高立即停止了对部队的整训工作，对人员进行了一番战前教育后，随即率领队伍从翁江出发，一路向南昌挺进。

这一次，部队还没有整训好就要参战，叶佩高心里很不踏实，在部队进行途中，要求各级军官注意对士兵进行战术指导工作，各种基本的军事技能，也在路途中由老兵负责传授新兵。

让叶佩高始料不及的是，当部队抵达长沙后，参与南昌作战行动的命令忽然取消了。对于一支还没有训练好的部队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大好事，给了部队一定的缓冲时间，让叶佩高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整训部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不用说，叶佩高心里应该是非常高兴的。当部队遵照命令在长沙市郊的岳麓山一带停下来后，他立即对部队继续进一步整训。

在整训过程中，叶佩高亲自深入各团各连队指导部队训练，并要求各团长亲自对所部官兵特别是军官，进行“第11师的历史和传统”的教育，培养他们加强团队精神，提高战斗力。

第11师大部分官兵都是从师管区、补训处和保安团补充而来，他们不仅缺乏严格训练，素质参差不齐，而且还带有保安部队和补充兵的陋习。在前期的整训中虽说取得了初步成效，却与叶佩高的要求相差甚远。现在，为了加强这些人员的训练，统一思想作风，提高部队纪律，叶佩高决定由参谋处拟定计划，并召集全师连以上干部，亲自宣讲训练计划的内容要求和实施要领，要求干部拿出打仗的勇敢和智慧，不辞辛苦地把这次全师的训练抓紧搞好，争取在1~2月内将部队战斗力提上去。在会议结束前，叶佩高宣布成立第11师干部教导大队，他兼任大队长，以示亲自对教导大队负责。

正是这一时期，第11师的编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跟前面讲述的第199师和第18师在编制体制上的变化是一样的，遵循一个原则，那就是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军事委员会有关部队编制体制的调整的命令是1939年1月下达的。根据这一命令，原有的一个师辖2旅4团，改为一个师直辖3个建制团，1个补充团，再次取消旅部机构，为了安排被裁撤的旅级主官，新设了步兵指挥官的职务。具体到第11师，编制调整后，该师主要指挥人员的构成是：师长彭善、副师长叶佩高、参谋长彭战存、步兵指挥官尹作干、第31团团长罗贤达、第32团团长林映东、第33团团长曹金轮。

这次调整似乎为第11师乃至整个第18军接下来的一系列调整拉开了序幕。2个月后，第18军军长黄维调任中央军校第6分校主任。军长由彭善接任。不过，此时彭善仍在湖北老家为父亲守孝，再过了2个月，也就是到了1939年5月，他回到部队，正式上任第18军军长。第11师师长的空缺就由叶佩高填补。彭善接管第18军后，第67师、第43师和新编第23师一同走出了该军编制，第18师与第199师则加入进来。同时第18军不再属于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管辖，成为军事委员会直辖的机动部队了。

经过一系列调整，第18军似乎可以进入相对平静的时期，安安心心整军备战了。可是，恰恰在第18军的核心部队第11师身上出了问题。问题出在叶佩高那里，不是此人自身出了问题，而是他担任第11师师长，引起了该师军官的普遍抵制。按理说，凭借叶佩高的战功和声望，是完全可以胜任的；可在土木系军官眼里，非黄埔毕业的军官只能做副职，第11师更不能例外了。

那么，叶佩高究竟是什么出身？此人1903年生，广东省文昌县人。1931年10月毕业于陆军大学，与同期的十几位同学前往位于江西抚河的第18军干部补习所，担任学员队的中校队长。他在补习所的主要任务是训练学员队里的排连长进行战术作业以及新武器应用。不久，他官运亨通，先升任上校大队长，继而调任第52师上校团长、第3路军总指挥部作战科上校科长。1933年7月，与叶佩高交往甚密的第11师第31旅旅长黄维升任师长后，推荐叶佩高担任该师的少将参谋长，这是叶佩高正式加入国民党嫡系王牌部队的军旅之始。此后他与第11师这个部队一起战斗达6年之久。1937年4月，叶佩高于陆大讲习班结业后改任第11师第33旅少将旅长。同年5月，他被正式授予陆军少将军衔。

从资历上看，除了不是黄埔军校毕业外，他与土木系的渊源非常深厚，从陆军大学毕业就进入了第18军补习所，又与黄维关系匪浅，担任第11师师长也合情理。因而，当第11师军官第一次抵制他担任师长时，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化解。但是，随后，刚从第67师回归到第11师担任副师长的胡琏再度发动黄埔毕业生抵制叶佩高担任师长的行动，这次就相当严重了。

说胡琏觊觎师长位置，赶走叶佩高之后，自己好接任第11师师长，恐怕不实。虽说胡琏是第11师出身，在淞沪会战时期担任该师第66团团长率部在罗店作战立下大功，但他被提拔到第67师担任旅长的时间只有一年，并不算长，此时又刚当上副师长，想要接任师长的可能性太低。赶走功劳更大的叶佩高，对他以后的发展有好处，或许勉强能说通。

抵制叶佩高担任师长，会对第11师的战斗力产生严重影响。彭善肯定不会置身事外，他不能任由这种状况发展下去，把自己担任师长期间的副手留下来，继续担任师长，无论从哪一方面都是有利的。但事情结果却没有他想得那么理想。抵制叶佩高的情绪一直在该师军官队伍蔓延，事情闹大了，陈诚不得不亲自出面做工作，试图让该师官兵心悦诚服地接受叶佩高担任师长这一事实，仍然没有成功。在多次努力无效后，陈诚不能看着这支部队因人事上的不和，而长久内耗，影响尔后对日作战行动，于1940年4月，将叶佩高调离第11师，由黄埔2期毕业的第13师师长方靖接掌，这段人事纷争才告一段落。

叶佩高离开第11师后，在第18军军部仅挂附员闲职度日。大约半年后，也就是同年10月初，黄维由军校教育处长调任第54军军长，想到叶佩高在第18军不得志，遂伸出援手，函请叶佩高出任第54军参谋长。叶佩高喜出望外，经过调职申请后立即奔赴云南上任。

此后，叶佩高为军长黄维出谋划策，对努力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贡献颇多。1942年11月，原第198师师长郑挺锋调职，经军长黄维推荐，叶佩高继任该师师长，重新执掌军权。

在第18军建制大洗牌时，第11师已完成了整训任务，刚归于第18军门墙的第18师与第199师又是怎么整训的呢？它们是否拥有与第11师匹配的战斗力？因为这两个师的整训情况大同小异，就以第18师为例简单说明下。

第18师代理师长罗广文遵照陈诚的命令将残部带到湖南益阳新驻地后，立即对该师人事大加整顿，并接收新兵充实缺额。师司令部日常业务和直属部队督练，由参谋长赵秀昆负责；罗广文主抓各团的人事整顿和训练，终日赤足草鞋，奔走在各团训练场地，连长以上人员的调动，他都要过问，并亲自考核干部。原第18师干部嫖赌成风，纪律松弛，他严加整顿，曾亲手枪毙一聚赌的少校军医。当部队由长沙向益阳行军时，有一士兵私取民物，他亦下令枪毙，并让其横尸路上，在白纸上书写“私取民物者戒”，使部队风气大变。

因为罗广文采取的措施得力，第18师军纪严明，训练进展不错，很快就恢复了战斗力。

在益阳整训期间，由于罗广文的铁腕政策，发生了两次轰动全军的案件，大可以作为轶闻说一说。

一是罗广文素来不看重政治工作干部，认为他们应该同样受军事主官约束，但师政治部主任熊贻谋（黄埔6期出身）自恃是老政工，有后台，且直归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认为师政治部和师司令部是平行机关，对师长召集开会时，把他列在各处主任一起，看低了他，以后开会就不到或派人代表，引起罗广文不满。当部队由益阳向常德开拔时，罗广文与参谋长赵秀昆商量，行军命令有意不发给政治部，当政治部发觉后，全师已经到了常德。熊贻谋因此大为愤怒，带其姘头（政工队队员）去长沙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告状。罗广文得知消息，即以熊“潜逃”电请军部“惩办”，军司令部也未加考虑，照例批准。罗广文要参谋长赵秀昆处理，赵秀昆当即派政治部对熊不满的一个政工队男队员，将自己的私用手枪借给他，去长沙缉拿熊贻谋，以为这样一来，熊感到难堪，不敢再回到第18师就算了结此事。谁知熊贻谋一听来人说出情由且见是自己属下，伸手就打，并逐其出门。派去的人因年轻气盛，遂向熊开枪，击伤熊的胸部。此事引起第9战区政工人员的公愤，他们呈血衣、开大会，要求军事委员会惩办罗广文。事情闹大了，罗广文不得不派赵秀昆去长沙斡旋。

时任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主任的柳克述曾担任陈诚秘书，且陈诚正兼任政治部部长，老政工的头头贺衷寒虽然忿恨不平，也不敢过于得罪陈诚，结果对罗广文以“撤职留任”了结此事。公文到达军部后，第54军军长霍揆章为照顾罗广文情绪，未向下转发。但从此以后老政工没有人敢再到该师任职，此后为第18师系统自行委派和调整政工人事开了先例。

又一次是在益阳驻训时，一个伤兵医院过境，在城区骚扰了民众，商民便派出代表到第18师师部面见罗广文，请求他派队平乱。罗广文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赵秀昆。赵秀昆派副官主任刘寅苏率兵一个排的兵力去办理此事。伤兵见有部队来干预，纷纷溃逃，刘寅苏排长遂命士兵开枪，街上秩序一时大乱。刘归队后上报伤兵夺枪，故开枪击毙。但伤兵医院陈出被击毙伤兵照片，枪眼都在背部。此案又引起全国伤兵公愤，通电全国，坚求惩办凶手。罗广文和赵秀昆计议，将一切过失推到刘寅苏头上，并暗中将其纵逃。重庆伤兵总处因顾虑得罪陈诚，报请对刘寅苏以“通缉惩办”敷衍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