拱卫陪都两师进四川

第18军改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直辖的机动部队后，军事委员会重新给其下辖的各师划分了驻防地，同时给予了它们各不相同的任务：该军的核心部队第11师继续留在湖南，担负岳麓山至靖港一线的江防任务；第18师和第199师则调往四川万县、重庆一带整训，并负有巩固陪都的重大使命。

准备了一段时期后，第18军的2个师终于在当年夏天分路向四川进发。不过，在开拔之前，彭善对军部的人事关系进行了调整。经彭善提名，军事委员会批准，第11师参谋长梅春华担任了第18军参谋长。

还有棘手的问题摆在彭善面前。因第18师是从第54军分离而来，第54军又是从第18军派生而出，互为兄弟关系，渊源颇深。在武汉外围作战行动中，第54军下辖各师损失严重，兵员严重不足，该军军长霍揆章便亲自请求彭善将第18师的兵员全部留下，拨给该军；第18师则到重庆补足（但未留下该师军官）。

这样一来，第18师开往四川的只有军官以及少量兵士，军长命令该部作为先头部队，率先向重庆进发。

第18师的开进系列是：师长罗广文率参谋主任乘汽车先行；参谋长赵秀昆率部由常德徒步到宜昌，计划乘船到重庆。

罗广文，1905年出生，四川忠县人。早年与胡琏同为黄埔4期同学，后留学日本。1929年8月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官。1930年秋，罗广文到陈诚的第18军担任炮兵中校营长，因治军严明，训练有方，深得陈诚赏识。1935年任国军第98师第588团团长。抗战前夕，罗广文升任第18军第14师第42旅少将旅长。淞沪会战爆发后，罗广文部在第14师序列里参与了这场大规模战役。此役，罗广文指挥本部人马打得最好的战斗是从9月1日晚开始，他率领第42旅退守顾家角、北塘口、马家宅一线，与兄弟部队一道，在那儿坚守了七天七夜，打退日寇的多次猖狂攻击。上海沦陷后，罗广文率部在广德参加了阻击日寇追击队的战斗。武汉会战开始，罗广文率部把守马头镇与富池口要塞，亦多有建树。1938年9月，罗升任第18师副师长，却因在原部脱不开身没有到职。当第18师师长李芳彬因失守富池口要塞畏罪潜逃之后，罗广文正式履行副师长的职责，并代理师长。

根据军事委员会划定的区域，罗广文选定了师部以及各团的驻防地址，先后接受了几批新兵，便立即将新兵分派到重庆北碚至璧山一线各团驻防地进行军事训练。不过，因部队初来乍到，没有足够的营房，在训练之余，罗广文还得指挥全师人马自己动手，修建简易营房，整理生活训练场地及环境。

即使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罗广文仍然没有放松对部队的训练。跟在湖南整训时期的做法一样，他不仅亲自制定目标，严格要求各部落实各项训练内容，还亲自督导检查，使得该部的训练扎实有效，在较短的时间里将一支全由新兵组成的队伍打造成了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赢得了各方面的褒奖。

第199师紧跟第14师的步伐，按照第14师的开进路线向重庆方向进军。不过，该师的驻防地域是万县到梁平的公路两侧。因而，该师在万县下船后，不需要继续寻找船只向重庆进发，而是在师长宋瑞珂（或罗树甲）的指挥下，迅速分布到各团驻防地，像第14师一样，一边整理营房，一边接受和训练新兵。师部则驻在分水岭。

宋瑞珂，1908年出生，山东青岛人，黄埔军校第3期步科毕业。先后参加了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以及东征和北伐战争。1929年7月，宋瑞珂调至第11师师部担任参谋。中原大战爆发后，宋瑞珂任第64团团附。中原大战结束后，宋瑞珂升任第63团团长。1935年12月，他升任第18军第14师第42旅旅长。抗战前出任武汉行营高级参谋。淞沪会战期间，调往前敌总部参赞戎机。1938年春，担任预8师副师长（该师由湖南新兵组成，归第27军指挥），与从第14师副师长岗位上调任该师师长的凌兆尧一道，率领所部人马参加了徐州会战。

显然，以这样的资历，宋瑞珂要想接任第199师师长，是不足以服众的。但是，既然军事委员会已经将他扶上了马，升任第18军副军长的第199师首任师长罗树甲就必须为他送一程。因而，宋瑞珂虽说来到了第199师，但该师实权还在原师长罗树甲手里，宋瑞珂则在罗树甲的指导下熟悉该部情况。事实上，还有一种说法，包括后来宋瑞珂自己也提到：

这时候，我根本没有到第199师任职，一直等到该师出川，进入枣宜会战的战场时，我才奉命接任师长。

那么，率领第199师入川的就是罗树甲，而不是宋瑞珂了。

罗树甲在武汉会战中指挥第199师官兵打出了一些名堂。此人生于1878年，字衡平，湖南耒阳人。1919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6年参加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8军第4师少校营长。攻克汉口后，他升任第8军第2师第30团上校团长。1929年春，任国民革命军第19师55旅旅长兼衡阳警备司令。1930年6月，任第19师副师长兼第5旅旅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87军第119师师长，奉命开赴抗日前线。在支援台儿庄、保卫大武汉诸战役中，与日寇苦战，指挥部队收复了安徽潜山等地，受到军事委员会的嘉奖。

第199师在罗树甲的率领下，与日寇交战的故事不胜枚举，这里再列举该部两次奋勇杀敌的经历，以飨读者，相信读者会对该师接下来的战斗充满期待：

第一场战斗：1938年5月14日，日寇攻占合肥，迫使国民党守军第199师撤至城西小蜀山、四十铺一带后，继续调兵遣将，并占领大蜀山，企图以此为依托，进而占领六安等地。这时，为防止日寇西犯，国民革命军第26集团军总司令徐源泉决定集中第199师罗树甲部和合肥警备司令宋世科部约8 000余人的兵力，向占领大蜀山日寇第4师团第8联队发起攻击。

战斗于5月19日拂晓打响，罗部和宋部各两个团分别由井岗和城西桥秘密抵达二十里铺、打鹰岗一线。上午10时左右，罗部率先与日寇交火。日寇从侧翼将罗部包围，还派出飞机助战，反复轰炸罗部阵地。因宋部没按预定作战方案对日寇发动攻击，致使罗部腹背受敌，伤亡惨重。罗树甲师长当即命令预备队从南、北两路出击援助。参战官兵抱着收复国土的必胜信心，与日寇激战1个半小时，终于迫使大蜀山日寇丢弃阵地，向十里庙溃逃。

此战胜利，让驻守合肥的日寇惊恐万分，他们迅速集合重兵于当日下午4时半左右进行反击。罗树甲见日寇炮火密集凶猛，遂令部队撤出战斗。日寇再次占领大蜀山。

5月22日晚，徐源泉亲临第199师驻地，命令该师夜间攻击大蜀山。

当晚，罗树甲命令营长李忠和陆镇坤分别率领精兵组成的敢死队，从南、北两侧隐蔽接近大蜀山。进入日寇阵地后，他们用大刀砍死敌哨兵，再向敌宿营地投出手榴弹。战斗进行到凌晨3时左右，李忠率领的敢死队冲到山顶，与日、伪军展开激烈肉搏。陆镇坤率领的敢死队也加速前进。在两路敢死队的夹攻下，日寇慌忙逃窜。战斗持续到凌晨5时，第199师再次收复大蜀山。然而，就在当日9时左右，日寇迅速组织强大兵力，分两路向大蜀山疯狂反扑。山上的敢死队官兵奋起还击，坚持数小时后，终因援兵受阻，寡不敌众，战至中午时分，全部殉国。

此次战斗，第199师虽未最终收复大蜀山，但前后几次战斗，该师共歼敌800余人，打击了日寇嚣张气焰，使日寇不得不暂时放弃进犯六安、扩大在皖中占领更多战略要地的企图。

第二场战斗：1938年10月8日，蕲州沦陷，国军李延年之第2军残部2个半师，共20 000人退守元峰山、黄柏城一线。第87军下辖之第199师、第198师配合第2军坚守阵地，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蕲州沦陷两天后，即10月10日，日寇第116师团志摩支队3 000余人，从蕲州附近出发，兵分两路继续西犯，北路主力进攻元峰山，南路沿长江而上，直取茅山。当南路日寇进至赤西湖渡口岚头矶时，遭到了扼守渡口的第198师的迎头痛击，以一个排的兵力依托险要地形，打得日寇伤亡惨重，很长时间难以向前迈进一步。北路日寇主力进至元峰山时，遭守军第199师顽强阻击。在罗树甲的指挥下，第199师官兵与日寇血战四天三夜，迟滞了日寇的进攻。在这次战斗中，双方死伤惨重，仅元峰水洼一处，日寇即遗尸百余具，第199师伤亡数百人。后来，该师被迫退守黄柏城。

10月14日，日寇向黄柏城大举进攻，第199师在晾甲山依托石牌楼阵地，架设机枪，向敌猛烈射击。日寇纷纷倒毙，狼狈退回之后，改用炮火首先向石牌楼猛轰了半小时，然后用步兵向该地实施集团式冲锋，强力突入第199师阵地，与该师官兵展开刺刀拼杀。第199师虽说杀敌数百，自身伤亡也非常巨大，难以支持下去，不得不向蒋家山败退。

部队撤退途中，该师一名机枪射手（姓名不详）掉了队，躲在螺丝港东侧山岗树林里，正碰着一支日寇从茅山方向开来，他一人独自隐蔽待敌，突然开火，击毙日寇20余人，典型的孤胆英雄。后来，他打光了子弹，砸坏了机枪，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化装为老百姓逃走。此役，第199师一共击毙日寇500余人。

随后，豫南重镇信阳失守、国民政府拟放弃武汉的消息传到前线，浠蕲边境守军顿时军心动摇，从10月19日起开始向浠水撤退。日寇随之疯狂尾追，渐次迫近浠水，沿途几乎无人抵抗。当天下午，防守蒋家山一线的西北军亦向浠水溃退，许多有利阵地不战而失。但是一批下级官兵激于民族义愤，不听上级撤退命令，转身奋勇抗战。其中，第199师就有这样的抗战英雄。

撤退命令下达后，看到所属部队陆续放弃阵地，据守雨标山的第199师某营营长谭灿华出于义愤，手提机枪，奔走呼号，激励所部士兵说：“长官不打，我们打，让鬼子这么便宜侵占我们的国土，我死也不甘心。”全营400余名官兵在他的感召下重新占据有利地形，将愤怒的子弹射向敌群，击毙日寇百余。战至下午，因其他守军溃退，雨标山后侧的石头咀、右侧的土门咀等制高点，均为日寇不战而得。日寇据此居高临下，从四面包围了雨标山。这时，日酋舞刀狂叫，迫令该部官兵投降。谭灿华所部人马与日寇交战一天，没有粮食，弹药亦消耗殆尽。谭灿华愤疾高呼：“祖国的好男儿，宁愿战斗死，绝不忍辱生！”甩掉机枪，拾起步枪，率400名勇士扑向前来的敌群，与之开展白刃格斗。经过1个多小时的肉搏血战，他们又刺死百余日寇。终因寡不敌众，潭灿华与全营勇士壮烈殉国，血染雨标山。

尽管该营与日寇战斗到底，全部血洒疆场，并不是上峰希望看到的结局，却反映了第199师将士的威猛和血性。带领这支队伍的主将罗树甲自然也赢得了各界的高度赞誉，使得他在第199师进入第18军建制后能够升任该军副军长，同时还是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宜昌战役后，在时任第18军军长方天的排挤下，罗树甲以生病的名义回家休养，从此离开了军界。

1944年日寇攻陷耒阳，正在生病中的罗树甲无法转移而被俘。日寇把他囚禁在淝永乡谢家村两月后，日寇知其为抗日将领，如获至宝，采取种种威胁利诱手段，企图使他变节投降，以此涣散中国军队的士气，引发中国高级将领投降浪潮。可是，罗树甲大义凛然，毫不为其所动。日寇遂恼羞成怒，兽性大发，先砍断了他两脚上的大趾，试图逼降他，仍然不能成功；日寇进而用刺刀刺他两手掌心，并对他实施百般侮辱。罗不甘侮辱，服毒自杀，终年64岁。

话说回来，这次转移任务，第18军军长彭善以及军司令部是最后一个到达重庆的。军司令部连同军直属部队都驻在青木关附近，以便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可以随时与各方取得联系。

刚落脚，彭善便召集各师参谋长以上将领开会研讨，确定做几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组织将校参观团，以“学别人所长”的名义，分赴成都、重庆两地军事机关、学校、部队参观。这确实很有创意，既亮出了自己的牌子，又让接受参观的单位感到自豪。

第二件大事是举办全军运动会。这个创意跟第一个相比，更妙一些，它是一个直接向观赏运动会的全体人员，不论官、商、工、农、士、学者，还是其他闲杂人员，展示第18军将士体能与军事技能的演艺场，也是一个比武场。运动会在北碚体育场举行，项目涉及全军将士体能与军事技能的一切内容，包括射击、长跑、短跑、擒拿格斗、跳高、跳远等，运动员是从各连选拔出来的在某一方面具有突出能力的官兵，裁判聘请大学体育教授担任，受邀参观人士涉及到各界名人，食宿免费招待。为了吸引人气，他们甚至请来了有名的演艺界人士前来演剧助兴。运动会持续了三天。

运动会大约在当年冬季举行，也就是将校参观团结束行程后不久。这次运动会造成的影响确实很大，进一步提升了第18军在全体军民心中的地位。赵秀昆回忆：

因目标太大，第二天（运动会召开的第二天）日军飞机轰炸了北碚，军民都有伤亡，我和北碚区长卢子英（卢作孚之弟）正坐在防空洞聊天，听到声音不对，他一把将我拉入洞内。一颗炸弹正落在洞口，衣物和所坐藤椅都炸飞了。

这次轰炸，群众的房屋炸坏多处，第18师几辆汽车也炸坏了，因而事后群众多抱怨不该开什么运动会，使北碚成了被炸目标。

第三件大事是举办阅兵式。阅兵式是全面展示部队军事素养、精神面貌、作战能力的窗口，在战争年代更是振奋民族精神、提高军队士气、蔑视侵略行径、增强战胜敌人信心的最好方式。

苏联在面临法西斯德国全面入侵、民族生死存亡关头的关键时刻，在红场举行了举世闻名的阅兵式，随即，所有参阅部队直接开赴战场，极大地提振了国民与部队官兵战胜敌人的信心与勇气，提升了苏联的国际形象，为赢得反法西斯的胜利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苏联的这次红场阅兵，在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迄今为止，一直是阅兵的典范。二战结束后，除了英美等强国外，几乎所有国家都会不定期举办阅兵式，来展现本国的军事实力，遏制其他国家对本国发动战争的企图，维护本国乃至国际和平。

当然，第18军阅兵的规模与影响是不可能与苏联红场阅兵相提并论的，不过，它比红场阅兵早了近两年时间。这一点，也有它自夸的地方。

第18军用阅兵式的办法来推销自己，自然会引发军政学界以及普通民众更广泛的关注。1940年春，当第18军在北碚嘉陵江畔沙滩上举行阅兵式时，一向与陈诚不和的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也不得不接受邀请，亲自出面接受检阅。

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连对手或者说夙敌都能大驾光临，不仅证明第18军的营销策略取得了成功，而且表明第18军确实在国民政府军事高层心目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所以，尽管何应钦在阅兵后只是简单讲了几句就走了，但不要紧，他在这里露过面就足够了。何况，他并没全部带走自己的随员，而是留下军政部的各署、司长，分项进行视察。这些人包括兵役署署长程泽润、军需署署长陈良、军务司司长王文宣、交通司司长王景录。

为了给何应钦的属下留下一个好印象，第18师师长罗广文与参谋长赵秀昆亲自部署招待。因为工作作得不错，招待周到，这次检阅得到军政部的赞许。

不过，无论怎么推销自己、怎么与各要害部门改善或者搞好关系，都只是表面上的事情，评价一支部队战斗力是不是真的很过硬，主要得看这支部队到底训练得怎样。军长彭善深知这点，为此，他一刻也没有放松过部队训练。

自第18军成立之日起，首任军长陈诚就非常注重干部的培养和使用，立下了一条使用干部的规定：军官必须是军校出身，师参谋主任以上幕僚必须是陆大毕业；而校级以上军官均报军事委员会任免，尉级干部由军处理后定期报军委会备案。

彭善接任军长后，除了继续遵循这个传统外，还对军官进行了更为严格的培训与管理，以提高军官的自身军事素养，适应对日作战的需要。彭善采取的办法是，在第18军原有的干部训练班基础上，为了全面培训团（包含团）以下军官以及军士的作战指挥能力，从上到下，建立了一套层级分明的培训制度：

一、军部举办干训班，用以轮训团、营级军官；

二、师属干训班用以轮训初级军官；

三、团设教导队，培养军士。

按照他的设想，经过不同层级训练班培训后，团以下各级军官就能够制订更为合理的训练计划，并且在训练部队时，把培训期间接受的新观念新思维贯彻进去；军士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对士兵进行新的战术与军事技能训练，提高全军训练水平与效果。

彭善的这套制度究竟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呢？结合第18军在淞沪战场、武汉外围战场上已取得的战绩，确实值得期待。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去检验吧。

顺便说一下，第18师进入四川后，从第18军派生出来的第54军首任军长、此时兼任第20集团军副总司令的霍揆章似乎仍掌控该师的军官任免权。1940年初，是他而不是彭善，免去了赵秀昆野战补充团团长兼职；在副师长李钦若与师长罗广文不和愤而离职时，又是他而不是彭善报请郭汝瑰调任该师副师长。结果，李钦若去职后，差一点掀起轩然大波。

下面这段文字是赵秀昆对这件事情的回忆：

在这一段时间，我处理过一件事，为李钦若攻击我制造了口实。经过是陶行知先生在北碚澄江镇对岸办了个育才学校，闻名全国，但经费困难，陶先生煞费苦心，到处募捐赖以维持。他为了搞好关系，避免滋扰，一次借澄江镇公所宴请北碚地区的党、政、军人员。那天到场的有嘉陵煤矿董事长兰文彬（原四川小军阀）、北碚区长卢之英、镇长王某莱和我（罗广文因不在部队，未去）共约10人。宴后陶先生特事先在对崖备好滑竿请我到该校参观，学生开会欢迎，表演节目，我和兰文彬还简单讲了话，该校简朴、生动、活泼的校风，给我很深的印象。陶先生对我说为了对学生实施军训，拟向第18师借废旧步枪10支，用过就还。当时虽传说该校与共产党有关，但我以为政府既准许它开办，且在校生多为抗战中收容的孤儿，军训又是为了抗战，理应支持，所以几天后我就借了几十支废存旧枪给该校。副师长李钦若愤而离师后，写了个小报告给蒋介石，除多方攻击罗广文外，说我是共产党，根据为借枪和看过《新华日报》。适我有个拜过把子的同学侯志启（黄埔7期、陆大14期）在侍从室当参谋，将小报告压下来，并通知我速索回借与育才的枪支才免了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