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进合击战枣宜（一）

1939年底，当第18军下辖之第11师在湖南岳麓山一带担任江防任务、第18师和第199师拱卫陪都的时候，他们基本上没与日寇展开交锋，更多则是进行军事训练。但在湖北战场上，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遵照军事委员会的统一部署，还是命令麾下其他各部对日寇发动了冬季攻势，不过，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效。

饶是如此，日寇还是试出了国民党军的斤两，认识到国民党军主力仍然保持了一定的战斗力，决计再次对其发动大规模攻势，捕捉其主力以歼灭之。根据这一设想，到了1940年初，受德国闪电战胜利的刺激，日寇第11军司令部提出了一个对中国第5战区的闪电战进攻计划，获得了大本营及对华派遣军总司令部的支持后，即着手开始准备，企图集中6~7个师团的兵力，于4月以后对第5战区的国民党军发动攻击。

在日寇预定发动攻击的前1个月，中国方面根据获取的情报信息判断日寇有对鄂西北大举进攻的企图，蒋介石遂命令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必须预先展开部署，待敌暴露作战企图时，先发制敌。据此，李宗仁大致部署如下：

一、以精锐的黄琪翔第11集团军第84军守襄花公路正面；二、以川军第29集团军王瓒绪（许绍宗代总司令）部守襄河以东地区；三、张自忠的第33集团军守襄河两岸；

四、以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守北线桐柏山以北地区。

1940年5月1日，日寇兵分三路，正式对第5战区发动进攻，企图以中间突破，两翼迂回战术，将第5战区主力包围在白河东南枣阳一带，予以歼灭。日寇经过了充分的准备，在飞机大炮的猛烈轰击下，步兵迅速突破了第5战区各部的第一线阵地，然后以每天30~40公里的速度向前推进。7日，日寇第39师团进抵随阳店，第3师团攻占唐河，第13师团北进至王集，对枣阳形成包围的态势，达成了第一阶段的作战目标，似乎歼灭被包围的中国军队指日可待。

然而，李宗仁及时识破了日寇的企图，在日寇的包围圈即将形成之际，命令第84军173师殿后掩护主力部队撤退，其他各部则迅速从各路日寇交界线上留下的空隙里撤出日寇的包围圈。结果，除担负掩护任务的第173师损失了一大半人马外，其余中国军队大部及时脱离，并没有受到重大损失，使得日寇试图在枣阳一带围歼中国军队的梦想彻底破灭。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分析日寇没有达到捕捉并歼灭中国军队主力的目的，应该会向原驻地退却，因此，命令第5战区自外线对日寇实施反包围，由两翼将日寇向中央压缩，对其加以围歼。

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下辖各部执行了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自5月12日起，北线，以第31集团军6个师在向樊城东北集结的日寇第3师团发动攻击，歼敌4 000余人；南线方面，则以张自忠的第33集团军5个师追击日寇，并与在西面以及东南各6个师的中国军队相互配合，将3个师团的日寇包围全歼。

5月14日，张自忠亲率第33集团军总司令部直属的特务营以及第74师下辖的2个团，渡过汉水进到枣阳地区堵截南撤日寇，在南瓜店附近一举将日寇截为2段。这时，日寇急忙调集重兵，自南向北向张自忠部实施夹击。5月16日，当日酋从电讯得知对手是张自忠率领的人马后，立即调来飞机大炮猛轰张自忠部占领的阵地，并迅速在南瓜店一带对第33集团军司令部实施了反包围。由于两军实力悬殊，张自忠身中数弹仍奋力杀敌，但最后寡不敌众，所部伤亡殆尽，张自忠壮烈殉国，是为抗战8年中督战殉国之唯一的集团军总司令。

张自忠殉国后，南线中国军队的反击行动随即遭到日寇反扑。鉴于日寇攻击势头强劲，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只能命令各部停止追击，将部队退往白河以西地区。日寇则步步紧逼，先攻占了襄阳、樊城，后又大规模西进，直捣老河口、均县，大有一举摧毁第5战区长官司令部之势。这种情况下，李宗仁不得不抽调驻守在宜昌城的第75军和第94军由汉水渡河，取捷径在襄樊以北、新野附近集结，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和日寇决一死战。

第75军和第94军都在江防军司令郭忏的管辖范围里。除此之外，郭忏手里还掌握着萧之楚的第26军和李延年的第2军。这4个军全部加在一块，总计12个师的人马，任务主要是保证宜昌的安全。为此，郭忏将萧之楚的第26军和李延年的第2军部署在宜昌外围，分别据守汉水西岸、巴东一线，作为抵挡日寇攻击的第一线部队；周岩的第75军和他自己兼任军长的第94军则部署在宜昌城里，作为第二道也是最后一道防线。

郭忏深知江防责任重大，因而在接到李宗仁的命令时，并不同意将第75军和第94军派遣出去，遂再三向第5战区司令长官陈述他的忧虑。直到李宗仁大发雷霆，指责他是在保存实力，才不得不命令第75军和第94军即刻启程，迅速赶往李宗仁指定地域。这样一来，实际上，宜昌虽然构筑有防御工事，却没有守备兵员，俨然成了一座空城。

那么，郭忏为什么如此重视宜昌呢？事实上，不仅郭忏非常重视宜昌，军事委员会更加重视它。这是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宜昌位于湖北省西部，长江三峡以东，素有川鄂咽喉、三峡门户之称，是长江航运的重要转运站，西去10余里的南津关，扼西陵峡的入口处，自此以西，南北两岸均为高耸的山岭，江面狭窄，易守难攻。为此，在日寇全面入侵中国，并且已经攻陷了武汉以及鄂西大片地域后，宜昌便成了陪都重庆的第一道门户，宜昌如果失守，日寇就取得了一个进窥重庆的前进基地。身系陪都安危，国民政府以及军事委员会自然极其重视这里，在宜昌设置了江防军总部，任命郭忏为江防军司令官，统率4个军12个师的人马防守宜昌。

军事委员会如此重视宜昌，李宗仁当然不能不把宜昌放在心上。老实说，在下定决心把郭忏手下的人马调走一部分之前，他犹豫了很久。最后，他认为，日寇的主要目标是为了聚歼中国军队，而不是夺取宜昌，终于下达了调动命令。

然而，李宗仁的判断与日寇的真实意图大相径庭。日寇发动这次作战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彻底肃清中国军队在汉江地区的袭扰，免受牵制，节约守军，便于运转兵力，抢劫资源，确保武汉的安宁，以及将中国军队驱逐于大巴山以西，并将谷口封闭，以窒息中国军队，从而改变战场态势，使之居于主宰战场的有利地位。因而，攻占宜昌都是日寇这次作战的既定目标。不过，日寇非常清楚，直接夺取宜昌，一定会碰到很大的困难，乃至遭到失败，为此便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先向襄阳、樊城猛攻，迫使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守卫宜昌的军队调走，造成宜昌空虚，然后突然改变攻击方向，攻下宜昌。

当第75军和第94军遵照李宗仁的命令，渡过汉水，抵达唐白河附近，准备侧击向襄樊西进之敌时，他们连一个日寇的影子也没有见到。

驻守在宜昌的中国军队全部调出来后，攻击宜昌的时机已到，日寇迅速调整部署，将主力转移到汉水西岸一线，攻占南漳之后，立即以南漳为轴心，倾尽全力往南疾进。这样一来，日寇的战略目的就暴露无遗了：夺取雄踞大巴山谷口扼长江咽喉、控制川鄂豫湘四省通衢的宜昌。

当日寇集中第3、第13、第39师团共10万余众攻到宜昌正面之际，江防军左翼的当阳、荆门以及远安、南漳诸县未作任何战备，日寇如入无人之境，不费吹灰之力就将上述很多具有军事意义的要点抢到了手。

这时，郭忏深感军情紧急，立即向军事委员会作了汇报。征得军事委员会同意后，他急忙把驻守巴东、秭归一线的李延年第2军调到当阳、荆门一线迎击北来的日寇；急令第75军和第94军回调，保卫宜昌安全。

在日寇已经抢得先机的情况下，郭忏采取的这些措施能否挡住日寇的攻势，谁也不清楚。尤其是第75军和第94军在回调过程中，沿途都会遇到日寇的阻截，能否顺利返回宜昌，更是一个未知数。显然，要想抵御日寇的攻击，不能仅仅只把希望寄托在这些部队身上。这样一来，国民党军王牌部队，远离战场一年半之久的第18军似乎已到了重返战场，杀敌扬威的时候了。

果不其然，鉴于日寇这次攻击行动的战略意图已十分明朗，宜昌形势十分凶险，第5战区已失了先机，陷入被动，江防军又没有足够的力量保卫宜昌，军事委员会只得急命第18军、新11军、第39军等部，以最快速度增援宜昌；并将第5战区分成左右翼两兵团，左翼兵团长由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兼任，右翼兵团长则由政治部部长陈诚担任。

军事委员会赋予右翼兵团长陈诚的使命是，指挥江防军及第9战区部分军队，负责指挥沙市宜昌地区的作战行动。

陈诚临危受命，于6月3日抵达宜昌，并进驻附近的三游洞开设指挥部，正式指挥宜昌一带的中国军队与日寇作战。由于宜昌此时缺兵少将，他赶紧要求仍在重庆、万县整训的第18军之第18师、第199师紧急船运宜昌，担任守备任务。

这时，第18军的另一核心部队第11师早已接到命令，在方靖将军率领下，马不停蹄地从湖南长沙出发，经常德、津澧地区到达当阳。

第11师在方靖、胡琏的率领下，从湖南长沙长途跋涉赶到湖北后，临时接受第2军军长李延年的指挥，担负固守当阳重任。

该师是在1940年5月中旬到达当阳的。师长亲自勘察了当阳附近的地形，并对日寇的可能进攻方向、作战部署、战术战法进行了综合分析，方靖与胡琏经过多次商讨，确定了各团固守地域，明确了各团担负的使命：第31团占据当阳以北正面阵地以及西北的九子山高地；第32团则占据当阳以东正面；第33团占据当阳正南面；以补充团为预备队，控制于当阳至城西长坂坡一带的机动位置，以便接受增援命令后，随时可以投入战斗。

各团接受命令后，迅速进入指定位置，按照师长、副师长的要求，加强原构筑的防御工事，将各种设施修筑得相当周密。

1940年5月底，当第11师官兵刚刚完成了加固防御工事的任务后，日寇差不多快要兵临城下了。这时，方靖、胡琏决定召开战前动员大会，激励士气，鼓舞斗志。师长方靖在会上告诫全体官兵：“当阳长坂坡，是当年三国时刘备破曹处，此次战斗倘若当阳失守，宜昌不保，日寇就会将我们窒息西南，国家生死关头到了，我师必须人人做张飞、赵云，使日寇有来无回。”

胡琏接着说：“我们就是要像当年张翼德大闹长坂坡那样，杀得日本鬼子片甲不留。”

张飞、赵云的故事激励了多少中华男儿的报国热情！方靖、胡琏的动员一下子勾起了全师将士的情绪。他们热血翻滚，浑身上下充满斗志，恨不得马上投入战场，与日寇再度交锋，用他们的生命与热血实现成为当代张飞、赵云的梦想。

第11师很快就与日寇再度交手。6月6日，日寇前锋长驱直进，向把守在荆门观音寺一带阵地上的第2军之第76师展开了凶猛的进攻。该师官兵与敌人仅仅战了一个回合，就败下阵来，立即向西撤退。随后，第2军主力受到牵连，亦不得不全面后撤。这样一来，不仅第11师失去了左翼的掩护，而且把该师布设在这一带的阵地直接暴露在日寇面前。一场血与火的大战马上就要打响了。

大战在即的紧急关头，方靖、胡琏再次深入各团检查作战准备情况，鼓励士气，稳定军心，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最后准备。

6月9日凌晨，日寇开始向第11师把守的阵地发起全面攻击。第11师官兵奋起抵抗，三位团长皆亲临前线督战，指挥官兵屡次挫败了日寇的进攻，将日寇阻挡在该师的阵地面前无法前进一步。

当天下午2时左右，师长方靖正指挥人马与日寇激战方酣，突然接到在汉水西岸一线掩护其侧翼之第26军军长萧之楚的电话，大意是说第55师河溶以东的阵地已被日寇突破，他与该师师长杨勃的电话已经中断；日寇正由河溶西面向鸦鹊岭方向急进；第26军正面激战甚烈，亦难支持，马上就要撤退。这样一来，第11师防守的当阳即将成为一座孤城，第11师何去何从请方靖自行斟酌。

第11师这次重返战场，就是要像张飞、赵云一样在当阳树立雄风，第2军可以撤退，第26军可以撤退，第11师绝不能撤，无论如何不会撤退，哪怕当阳只是一座孤城，第11师官兵也要钉在这里，与日寇血战到底。方靖心里发狠了，甩下电话，继续从容不迫地指挥各路人马与日寇作战。

这时，第11师所辖各团正与日寇陷入苦战。尤其是当阳西北地区第31团坚守的九子山高地，战况更加惨烈。在这里，日寇步兵在飞机、大炮的助阵下，撕开了一道口子，夺取了部分阵地。该团团长罗贤达立即抽调人马展开反攻。倒下了许多将士后，该团又收复了失去的阵地。日寇也不甘示弱，被赶出阵地以后，立即组织人马发起反扑。接下来，日寇与第11师31团官兵围绕这处阵地拼死争夺，使得它反复易手，双方留下的兵士尸首堆积如山。在日寇的疯狂反击面前，31团武器装备与日寇相比处于劣势，人员伤亡更为严重，以至于部分阵地被日寇夺取之后，再无力收复。整个高地立刻处在危急状态。

历来最危急的时刻，也是战场情势最易转换的时刻，要使战况朝有利于己方的方向转换，就必须洞察先机，提早下手，投入预备力量，在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给予致命一击。副师长胡琏得知前沿战报，立即意识到迫使该敌退却的时机来临，遂亲率一支人马赶去增援，同时派遣另一支人马抄袭日寇后路，试图与坚守阵地的第31团官兵一道，三面合围这股日寇，将其予以歼灭。

日寇察觉了中国军队的意图，担心被包围，迅速撤离战场。胡琏的行动虽说没有达成预期目的，但第31团的危机因此得以解除，同样功不可没。

第11师各团与日寇的战斗一直持续到晚上。第2军军长李延年率领该军所有人马全部撤离战场后，闻知第11师仍在孤军奋战，担心这支部队遭到覆灭不好向陈诚交代，还忧虑一旦第11师奋勇抗敌的事迹与第2军没有尽全力与日寇搏杀的消息同时传扬出去，会令同属蒋介石嫡系的第2军全军上下蒙羞，或许还有什么别的原因，他亲自下令第11师放弃当阳，撤至大峡口山地一带迟滞日军。

方靖、胡琏率领第11师官兵进入当阳阵地与日寇作战以来，激战一天，重创敌军，自身亦付出了巨大的伤亡。在其他各部全部撤离战场之后，第11师成为一支孤军，仍然继续战斗了一天，实现了方靖、胡琏在当阳再造张飞、赵云英雄事迹的梦想。此时有了撤退的命令，二人自然见好就收，为了避免遭到日寇的重围，立即指挥所属人马脱离与日寇的接触，乘夜撤下战场，一路后撤至大峡口、风洞河一带，在那儿构筑阵地，准备再度抗击敌人的进攻。

且不说第2军、第26军这些部队如果能够像第11师一样坚守各自的阵地，将会对枣宜战役产生怎样积极的影响；就是后撤了，要是他们能够像第11师一样按照预定计划逐步抵抗敌人，那么，枣宜战役很可能是另外一个结局。然而，偏偏他们不能像第11师官兵一样有血性，也不能像第11师一样执行命令。

这时候，先前撤退的第26军，一退便成了溃退，原本按计划要在宜昌外围节节抵抗的该军，却一口气退过了长江南岸，使得宜昌和沙市之间成了真空地带，没有中国军队防守。日寇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大好机会，一鼓作气向前推进，直逼宜昌城外围阵地，这让刚到宜昌防守的第18军第18师、第199师陷入了空前危机。

军长彭善6月3日接到重庆军事委员会的紧急命令。这个命令的主要内容是着该军船运宜昌，担任宜昌守备任务。彭善深知军情紧急，一刻也不敢耽搁，迅速编列部队向宜昌地区开进的行动计划，确立下属各部的开进次序是：第18师、军部及军直属部队、第199师。

彭善给予最先朝宜昌开进的第18师的准备时间只有一天。这天之内，师长罗广文和参谋长赵秀昆不仅要收拢部队、对部队进行紧急动员、编列行军计划，而且还要做好弹药以及其他各种作战物资的补充工作。好在罗广文和赵秀昆都是富有经验的高级指挥官，在彭善给定的时间里，做好了部队开进前的所有准备工作，于6月5日率领全师人马由北碚乘坐木船驶至重庆码头，然后改乘轮船顺江而下。6月8日深夜，罗广文、赵秀昆即率领先头部队到达宜昌码头下船，进入市区。

第二天，罗广文与参谋长赵秀昆视察了地形。根据军长彭善赋予的担负宜昌城的守备任务之命令，罗广文、赵秀昆亲自勘察地形得出的结论，作出如下兵力部署与阵地配备方案：

以唐启琨之第52团和张涤瑕之第53团担任宜昌前沿阵地的守备，防守地域右自长江江岸，左到镇境山（其中，第53团放置于镇境山上防守，第52团于山下设置阵地，准备构筑防御工事后，对来犯的日寇迎头痛击）；以皮宣猷之第54团防守城区，并做好巷战准备；师指挥所设在镇境山（镇境山是一个独立高地，有瞰制四面之利，其西南是飞机场，成为宜昌阵地的要点，山上构筑的有半永久工事，稍微加强，就可以作为防御日寇进攻的坚固阵地），以便及时了解前线战况，做出相应反应。

就在当天晚上，该师所有人马全部抵达了宜昌，按照罗广文的命令，进入了各自的防守位置后，为了抗击日寇，立即着手加强阵地与防御工事的工作。

紧随其后跟进的军部以及军直属部队也很快进入了宜昌。彭善把第18军军部驻扎在川江隘口南津关附近。随后，第199师紧接着也抵达了宜昌，根据彭善的命令，该师布防于宜昌西北南津关、小溪塔地区，掩护第18师左侧和机动使用。

当第18军军部、第18师、第199师全部进抵宜昌地区，刚刚安顿下来，还没有来得及完成加强工事的任务时，就听到了日寇向宜昌发动攻击的脚步声。

6月10日，日寇自古老背、鸦鹊岭、双莲寺三路进兵，逐渐迫近第18师的阵地，立即派遣小部队窜扰第18师把守的地域，向阵地上打枪打炮，进行火力侦察。为了不暴露火力点以及阵地编制，罗广文严令各部不准实施火力反击。

6月11日拂晓，日寇向第18师把守的城郊阵地展开了全面攻击。跟往常一样，日寇首先对准备攻取的阵地实施猛烈炮火轰击，并出动飞机轮番投弹扫射。因为原有的阵地工事修筑得不是很好，第18师来不及加固工事，以至于该部在日寇的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颇有伤亡。紧接着，日寇兵分三路，从东山寺南北和镇境山以东三个方面向第52团和第53团防守的阵地展开猛攻。

这2个团的官兵奋起反击，用步枪、机枪、手榴弹与日寇展开搏杀。当日寇冲入阵地前沿时，他们甚至与敌人展开了惨烈的肉搏战。一个上午的时间，守军接连打退了日寇的多次进攻，顽强地守住了阵地。

但是，到了中午前后，第52团防御阵地之城郊至镇境山中间一段被敌人突破。团长唐启琨试图从其他方向抽调人马堵死这一缺口。可是，日寇一旦打开了缺口，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冲了过来，该团各部又被其他方向的日寇牵制住了，唐启琨的企图无法实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日寇涌进了这一突破口。就这样，该团被日寇的铁蹄截成两段，唐启琨无法对本团人马下达命令了，只有率领手下人马一边与日寇作战，一边撤入市区。

日寇涌入突破口，就立即向位于城西北的飞机场发展，致使守城的第54团、第52团一部以及凭借地形帮助坚守镇境山的第53团之间的联络被隔断。这一层隔断比起日寇隔断第52团阵地之间的联系，带来的危险更为严重，不仅使得城内城外的守军形成各自为战的局面，而且使处在战场上的第一线部队第52团与第53团腹背受敌。

情况万分紧急，动用机动部队的时候到了。军长彭善立刻调动第199师一个团的兵力到前坪背后占领310高地，掩护第18师侧背。同时，军长彭善与参谋长梅春华一道来到前坪高地指挥观察当前战况。

就在师长罗广文和军长彭善采取措施稳固阵地之际，宜昌城几乎没有经过像样的战斗就陷落了。

给宜昌带来厄运的不仅是第52团那批撤到市区的官兵，更大的责任在第54团身上。大约在上午10时，第52团一部被迫撤入市区，日寇随着就追赶过来，即刻向市区发动攻击。这下，立即在城里引起了混乱。把守在城里的第54团官兵还没与日寇作战，信心立马就动摇了。但在团长皮宣猷的严令下，官兵们还是硬着头皮阻击进攻的日寇。当日寇迅速打开一道缺口时，官兵们的士气彻底涣散，他们再也不听指挥了，大多数官兵蜂拥着准备过江，逃往西岸。找到船只的逃出了一条性命，没有找到船只的转而求其次，夺到一块木板也是好的，最不济的人就只好泅渡，结果不少人淹死在江中。

当然，也有一部分官兵出于对日寇的憎恨，在混乱之际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向已经攻入城内的日寇实施猛烈反击。邓萍营就是这样的英雄。该营一部把守在中国银行和聚兴诚银行一线阵地。在日寇先头骑兵部队由城东交通要冲杨岔路突入城区中心地段来到这里的时候，坚守在中国银行和聚兴诚银行内的邓萍营官兵凭借“两行”坚固的钢筋水泥建筑物为掩体，以机步枪打得日寇之骑兵人仰马翻，数十名敌人当即毙命。日寇随即反扑，却遭到邓萍营的顽强阻截。久攻不下之际，日寇竟然惨无人道地发射烧夷弹，将这一带化为火海。邓营除少数官兵化装躲进宜昌红十字会外，绝大多数在烈火中壮烈殉国。

对邓萍营的壮举，陈诚连发三电向蒋介石报告情况。后来人们把邓萍营坚守宜昌“两行”的官兵同“八·一三”淞沪抗战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相誉。

可是，邓萍营的行动只是个体，毕竟不是全团官兵都能像该部一样反击敌人，这种反击在日寇强大的攻击面前，很快就支撑不住了。团长皮宣猷一看大事不好，只有丢下部队，畏罪潜逃了。

到了黄昏时分，彭善终于搞清宜昌城里出了什么状况，不由得大为吃惊。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第54团竟然如此不济事，还没有怎么跟敌人作战呢，自身就完全垮了。难道宜昌就这样落入敌手了吗？不，宜昌还没有丢，而且也不能丢。这不仅深关第18军的颜面，更是深关陪都安危的大事，他无论怎么都丢不起这座城市。立即命令第18师师长罗广文到后坪收容从宜昌城逃出来的部队；以该师副师长和参谋长赵秀昆指挥第53团继续把守镇境山，以此当做收复宜昌城的支撑点；命令第199师自小溪塔以南地区向日寇发动逆袭。

正当彭善积极为收复宜昌城调整兵力部署时，他丝毫没有想到，当天入暮前，镇境山就落入敌手，使他的希望顷刻之间化为泡影。

原来，彭善刚刚下达完新的作战命令，日寇就集中火力向坚守在镇境山的第53团发动猛攻。这一次，为了迅速拿下这一阚制整个宜昌的制高点，彻底断绝中国军队反攻宜昌的希望，并且牢牢控制宜昌，日寇调集了几乎所有的炮兵，在同一时间对镇境山实施持续猛烈的轰击；与此同时，还出动飞机向把守在这里的第53团官兵投掷大量的炸弹。很快，整个镇境山都被敌人的炮弹与炸弹爆炸产生的硝烟与尘埃遮盖了，到处都弥漫着刺鼻的硝烟气息。

第18师掩蔽部同样不能幸免。当硝烟浓度愈来愈烈的时候，整个掩蔽部里霎时充满了令人难受的气息，人人都感觉呼吸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坐镇指挥的师参谋长赵秀昆能够镇定自若地坚守岗位，或者说果断地采取某些措施稳定军心，久经战火考验的师指挥人员乃至整个第53团官兵应该可以继续坚守下去，直到军长彭善派遣的第199师向城里的日寇发动攻击。那么，日寇刚占领宜昌城，立足未稳，制高点又掌握在中国军队手里，即使不能收复宜昌，也可以坚持到陈诚派遣更多的兵力前来救援。到了那时，宜昌战局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还在未定之天。然而，赵秀昆不仅没有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反而在素来胆小的参谋主任汤国城喊了一声“是毒瓦斯”之后，被吓怕了，立刻将计就计伪装中毒，一下子倒在地上。这一下，别说坚守，日寇就是仅仅只用一个小队的人马一冲，整个镇境山的中国军队就全部逃跑。

就这样，仅仅经过一天的战斗，第18师就等于是拱手把宜昌交给了日本人。

但是，到这时为止，第18军的作战行动还没有结束。第199师师长宋瑞珂根据军长彭善的命令，已经率领人马从小溪塔以南地区向日寇发起了反击。战斗相当激烈，并且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天中午。在宜昌已经全部落入敌手，彭善意识到仅凭一个师的力量注定不能反击成功，遂不得不命令该师停止了战斗。

至此，第18军针对宜昌地区第一阶段的作战行动宣告结束。

自从在武汉外围的作战行动结束后，第18军远离战场达1年半之久，不仅军里的主将换人，而且随着部队编制的调整，下辖各师的主将也全部易人，在这次枣宜会战中，以一套全新的班子与全新的队伍参与到对日作战行动上来。军长彭善在第11师担任师长的时候，率部历经淞沪会战、武汉会战两场规模宏大的战争，打出了威风，打出了中国军队的血性，是一个有勇有谋的抗日将领，他肯定没有想到，自己执掌第18军的首战，竟然会打成这个样子。根据以往在对日作战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他做出了妥当部署，率领人马以稳健的姿态、以有我无敌的战斗精神投入作战行动，却以完全出乎他的意料的结局收场，确实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假如在开进枣宜战场的时候，第11师仍然控制在彭善的手里，他用第11师来固守宜昌，即使面临日寇的疯狂围攻，一时半刻得不到援军，也会坚守到底，最不济也不会出现团长逃跑、官兵奔命的局面。可是，第11师与第18军分离了1年半之久，该师从湖南开进战场后，暂时归属第2军军长李延年指挥，并不在他的掌控之中。换作第199师防守宜昌城，将第18师部署在宜昌的外围如何呢？从第199师的抗战经历来看，这样的部署确实要好得多。毕竟，这个师不像第18师一样，在抗日战场上，竟然会出现如此众多的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如果说淞沪会战时期的第18师师长朱耀华自杀是一个职业军人为了捍卫自己以及部队的荣誉做出的最悲壮最值得世人尊敬的行为，那么，尔后的师长李芳彬在富池口之战最后关头撇开部队独自逃跑，以及在这场战斗中第54团团长皮宣猷畏罪潜逃、师参谋长赵秀昆伪装中毒致使镇境山守军不得不撤出战场，就绝对不可原谅了。事实上，赵秀昆的行为最后还是得到了原谅（是他的行为没被拆穿），他继续在师参谋长的位置岿然不动，甚至后来还调去第18军的核心部队第11师担任师参谋长。

在这次作战行动中，军长彭善与军参谋长梅春华的表现是怎样的呢？根据第199师师长宋瑞珂后来对枣宜会战的回忆，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当时的情景。他写道：

宜昌城区、飞机场均为敌占。彭善和我都在前坪东端30余米的小高地上，敌人的弹着点不断落在我们的前后左右。第18军军医处长王文明，一再建议移动指挥所位置，彭善坚定沉着，坦然处之，不顾个人安危，聚精会神指挥战斗。其参谋长梅春华目睹第18师官兵溃退时狼狈情况，内心焦灼，但外表沉静，乃从图囊中取出少将领章，从容戴上，率领卫士二人，走到通镇境山的路口，一面阻拦第18师溃兵，一面不断地说：“军长还在这里，你们往哪里跑？”截住的连、排长，就叫他们收容部队，在小桥溪北岸防守。

梅春华之所以要这样装扮，是由于第18师拨归第18军建制不久，该师官兵多不认识他是参谋长，戴上领章使溃兵见之是高级军官，不敢乱跑。

到晚间，赵秀昆被担架抬下来说是中了毒气，彭善立即叫军医处长王文明（6年前跟我当过卫生队长）赶快抢救。王诊断后，悄悄地说：“并未中毒。”我嘱咐他不要说出去。

这时，第199师第595团已在310高地附近占领阵地，掩护第18师收容部队。10时左右，罗广文已到前坪，彭善命他将收容起来的部队，在南津关、后坪布置防御阵地。军指挥所于下半夜移驻三游洞以北之冰厂附近。陈诚的指挥所于夜间移往太平溪。

紧接着，宋瑞珂分析第18军此次作战失利的原因，说：宜昌的迅速陷落，主要是重庆军事委员会不重视，缺乏事先准备，临时又将江防军抽调一空去参加襄东战斗，到情况危急时，才调第18军（欠第11师）仓促应战，立足未稳，且兵力不足。第18师一个师防守宜昌郊区17~18里的正面，阵地既无坚固工事，又无纵深配备，以致一触即破。新兵多，素质差，部分干部如皮宣猷、汤国城平时爱讲表面，又缺乏作战经验，战斗意志不强，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宋瑞珂找出了一些症结，却似乎并不完全实事求是，最起码，军事委员会对防守宜昌是相当重视的，缺乏准备也好，把守卫宜昌的江防军抽调一空也好，不是军事委员会的错，错在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是他因判断失误将原来驻守宜昌的2个军全部调走，给了日寇可趁之机。

事实上，宜昌就这么丢掉了。宜昌对于拱卫陪都重庆的作用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彭善丢不起，陈诚同样丢不起。紧接着，陈诚将会指挥第6战区的中国军队全力以赴地反攻宜昌，以达成收复宜昌之目的。于是，枣宜会战就进入了下一阶段—中国军队为收复宜昌展开的反击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