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长丢官参谋长丧命

自从全面抗战以来，迄今为止，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跟其他几乎所有大型会战一样，枣宜会战以中国军队的失利、宜昌被牢牢控制在日寇手里而宣告结束；跟其他几乎所有作战行动一样，枣宜会战结束后，中国军队到了全面总结这次战役的经验教训、奖赏有功人员、惩处作战不力的官兵的时候了。如果能够本着积累经验、汲取教训的态度，对这场战役进行公平公正的全面检讨，那么，对于以后的抗战，确实可以起到让好的方面继续发扬光大、坏的方面引以为戒的作用。然而，自国民革命军正式成立以来，这支军队就一直派系林立，高级将领由于分属不同的山头而彼此无法充分信任和合作，出了问题相互推诿，有了功劳总想占为己有，以至于战后的检讨往往会变成攻击异己的利器，制造出很多新的麻烦。

如前所述，根据这次战役的作战进程，按照指挥体系及其作战序列发生变化的客观情况进行划分，枣宜会战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率领下进行的在宜昌陷落之前的所有作战行动；第二阶段：在第6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下各部围绕保卫与收复宜昌进行的一系列战斗。

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分清责任，将这两个阶段完全分割开来，仅仅追究宜昌是在谁的手里丢失的，有失公平。毕竟，第二阶段是第一阶段的延续，如果第一阶段没有造成有利于日寇攻占宜昌的条件，就不会有第二阶段的出现。因而，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将这两个阶段联系起来，全面分析宜昌丢失的原因，才可以得出切合实际的结论。事实上，即使陈诚是蒋介石的心腹爱将，也没有能够使得这次检讨会真正地公平公正，反而因为宜昌是陈诚丢失的这一表面上的不可更改的事实，致使陈诚成了何应钦等人攻击的主要目标。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宜昌确实是在陈诚手里丢掉的；当宜昌落入日寇手里后，陈诚曾组织多次反攻，却无法收复这一陪都的重要门户，他应该为此承担很大的责任。

但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襄阳丢失后，对日寇的行动企图判断失误，逼迫郭忏将守卫宜昌的第75军和第94军全部调往襄阳，致使宜昌成了一座空城，使得陈诚在接手宜昌保卫战的时候，中国军队失了先机。

所以，枣宜会战的检讨，必须分为两个层面进行。

军事委员会派来负责检讨的人是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此人与李宗仁同是桂系军队的首脑，在桂系军队中是仅次于李宗仁的人物，跟李宗仁关系非比一般。他的到来，是不可能检讨到李宗仁头上的；但他也深知陈诚与蒋介石的亲密关系，一样不能公开地指出陈诚存在的问题。既然如此，这次检讨也就不可能有多少实际效果，充其量拿一些作战不力的将领开刀以及对稍微有点功绩的将领给予奖励。但最终结果还是影响到了陈诚，并由此影响到了第18军军长彭善的命运。

白崇禧来到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老河口后，立即召开枣宜会战检讨会议。会场设在老河口南郊之杨临铺，参加会议者有李宗仁、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部分高级幕僚与各集团军总司令、军长、师长以上人员。

检讨会有一套固定的程序，首先由白崇禧代表军事委员会训话；紧接着，就是各集团军总司令以及军长、师长报告作战经过、经验教训以及部队现况；随后，李宗仁传达了枣宜会战功过奖惩命令：

第39军刘和鼎部多数主官记功；第11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调任预备集团军总司令职务，第11集团军番号撤销；第41军第122师师长王志远押解重庆交军法审判，其余部队主官受记过处分的也有多人。

之后，遵照军事委员会的命令，陈诚在三斗坪召开第6战区全体将领会议，对这次作战经验进行总结。有第5战区检讨会在前，陈诚照此办理，对作战人员按照功过进行赏罚：第75军军长周岩作战有功，升任第26集团军总司令；第26军军长萧之楚作战不力，免去军长之职，遗缺以该军第41师师长丁治盘继任；第2军新33师师长张世希等作战不力，押解重庆交军法审判。

在这份处分名单里，既没有江防军司令郭忏，也没有第18军军长彭善。这应该是一件很合乎情理的事情。虽说江防军与第18军丢掉了宜昌，但真正原因在于中国军队本质上没有力量保卫宜昌，这是其一。其二，李宗仁将江防军司令郭忏部署在宜昌的2个军调往襄阳方向，造成宜昌空虚，给了日寇可乘之机。至于第18军，在接受开往宜昌的命令后，几天的时间就举军从千里之外的重庆地区开到了指定地域，刚进入阵地，还没有来得及加固，熟悉环境，就遭到了日寇的凶猛攻击，属于仓促应战，守住了宜昌，固然是大功一件，丢掉宜昌，也在情理之中。如果一定要揪出军长彭善的责任，没有将防守宜昌的任务交给第199师，而是交给了第18师，是他最大的失误。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第18师师长罗广文应该首当其冲，紧接着就是该师参谋长赵秀昆。

也许，追究一个师长或者师参谋长的责任，陈诚的反对派是不屑为之的；他们要揪出大家伙，甚至在他们眼里，恐怕揪出第18军军长彭善以及江防军司令郭忏都太小儿科了，因而，他们把矛头直接对准第6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希望借此机会不能整倒陈诚，也给他一个灰头土脸。

那么，陈诚到底应该对宜昌失守负什么责任？毫不讳言，陈诚从李宗仁手里接过了一个烂摊子，已经处在被动地位，如果不是平均使用兵力，而是将一小部分兵力用来牵制次要方向的日寇，迫使其不敢向宜昌方向增加兵力，在机动位置保留足够的补充，然后使用很大一部分兵力防守宜昌，而不是仅仅使用刚从四川开到湖北、两眼一抹黑的旗下只有2个师（第11师此时临时受第2军军长李延年指挥）的第18军，那么，宜昌绝不会如此快就落入日寇之手；即使因为来不及调兵遣将，第18军已经丢失了宜昌，在这种情况下，陈诚也应该迅速将机动部队投入使用，或者调遣大量兵力夺回宜昌。然而，他没有那么做，既没有留足够的机动部队，又没有集中起强大的兵力反攻宜昌，而是平均使用兵力，导致处处设防处处防不住，处处反攻处处攻不下。

事实上，公平地说，像这样使用兵力的不仅仅只是陈诚，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也是这样，其他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乃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也是这样。也许，在国民党军的军事辞典里，平均使用兵力，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已经成了传世的法典，任何时候都改不了。这种军事法典，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国军在尔后的解放战场上一败涂地的原因之一。

因为丢失了宜昌，再加上自从淞沪抗战结束以来，陈诚在担任第9战区司令长官的时候，先丢失了武昌，继而丢掉了南昌，使得武昌、南昌、宜昌三座带“昌”的重镇都被日寇从他手里抢走，被人们送了一顶“三昌将军”的帽子。

那么，“三昌将军”这顶耻辱的帽子是不是应该戴在陈诚头上呢？

先说宜昌。从上面的分析以及本章对枣宜会战的简要介绍中，任何人，只要不带偏见，都可以做出比较符合事实的判断，那就是：宜昌的丢失决不能由陈诚一人负责，要打板子，至少，李宗仁的屁股上挨的板子也应该跟陈诚一样多。可惜的是，抄起板子的人不是蒋介石，而是何应钦；或者说，是何应钦鼓噪了一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试图迫使蒋介石惩处陈诚，在蒋介石置之不理的时候，何应钦自己挥起板子，胡乱打起来的。何应钦是什么人？他是陈诚最大的政敌，跟李宗仁的关系却不是那么糟糕，不仅不糟糕，甚至还称得上有些密切。他们曾经联手在1927年时逼迫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来又在很多问题上态度趋于一致。更重要的是，何应钦为了打击陈诚，是不会傻到再去树立第二个强大对手的。这样一来，陈诚无疑就成为何应钦攻击的唯一目标。

那么，武昌和南昌的丢失究竟与陈诚有多大关系呢？不错，这两座城市丢失的时候，陈诚都是第9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指挥这两个方面的作战行动。可是，在武汉会战中，第5战区与第9战区共同承担了保卫大武汉的责任，第9战区在抗击日寇的作战行动中，甚至比第5战区打得还要精彩。万家岭大捷，就是第9战区旗下第1兵团司令薛岳打出来的。陈诚拉起来的第18军在这次作战中，虽说不是主力，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之所以放弃大武汉，是国民政府的既定方针，目的在于保存抗战实力，以便与日寇持久作战。在这样的大趋势下，失去武昌，又怎么能让陈诚承担责任？至于把丢失南昌的责任推给陈诚，就更扯淡了。那时陈诚虽说名义上仍然是第9战区司令长官，却早已不在其位，而是由薛岳代理第9战区司令长官，具体指挥第9战区所属各部的作战行动。

这次，何应钦等到了机会，非得将其置之死地不可。

于是，陈诚的处分名单一公开，何应钦见里面既没有对江防军司令郭忏给予任何处分，又没有处理第18军将领，更没有对陈诚自己应该担负何种责任作出说明，马上跳了出来，联络一大批对土木系心怀不满的国民党党军政要员，跑到蒋介石面前，挥起板子，直接打向陈诚本人，说：“军委会叫他陈辞修去驾船，他把船员丢了，把船砸了！处分了一大堆将领，他自己就没一点责任？”

蒋介石对陈诚的信任程度，何应钦心中有数。他很清楚仅凭自己一帮老家伙在蒋介石面前这么闹腾，是不可能产生多大作用的，便在跑去面见蒋介石之前，暗中鼓动手下四处放话，试图双管齐下，迫使蒋介石让他手里的板子朝陈诚身上打去：“土木系（陈诚一派）本身就是蛇鼠一窝，互相庇护。”

蒋介石尽管军事才干不足，识人用人防人的才能一流，一眼看穿了何应钦的把戏，哪肯拆自己的台，轻轻几句话就把何应钦打发了。

何应钦吃了瘪，改变了策略，试图拿陈诚的嫡系与亲信开刀，到处煽风点火，一副不把土木系人马搞得灰头土脸决不罢休的气势。

陈诚依仗蒋介石做靠山，对何应钦等政敌的一切行动根本不放在心上，可是，半年之后，觉得长期下去势必会对尔后的抗战造成不利影响，为了平息事态，只有牺牲下属，就将江防司令郭忏以“失守宜昌”的罪名撤职，交军法审讯；第18军军长彭善撤职。不过，陈诚并没有让自己的亲信吃亏，随后，他把郭忏收拢到第6战区担任参谋长，彭善则调任湖北军管区中将参谋长。

彭善被解除第18军军长职务后，第18军上下群情激奋，纷纷为其鸣不平。第199师师长宋瑞珂说：

彭善军长为人正派，秉性刚直，不会吹牛拍马，不善交际应酬，是一个矢志抗日的将领，是在宜昌失守后才从鄂西前线赶回部队指挥反攻的。当时第18军正由陈诚亲自指挥着！这次他反被撤职了，第18军上下都不服气，说：“第18师失守宜昌，师长罗广文没有任何处分，而将彭军长撤职。功过不分，罚不当罪，何以激励士气！”

然而，历来决定政治军事人物前程和命运的不是民意，也不是民众，而是上层政治领导。为此，彭善还是离开了第18军，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因为他再也没有回到土木系，在这里，简要介绍一下此人尔后的任职情况，并引用他在淞沪战场上的一段故事用以说明传说中此人素以严厉、骁勇见称，人称“拼命三郎”，所言不虚。

淞沪战场上，在宝山、罗店、浏河一线的防守作战中，面对日寇3个师团的猛攻，罗店3次失守，第11师与敌人反复争夺，损失惨重；关键时刻，师长彭善不顾副师长方天、参谋长梅春华等人的劝阻，脱去军大衣，腰间别上双枪，手里端起一架德制机关枪，亲自上阵，带领敢死队勇猛冲杀，两次夺回阵地。与日寇反复厮杀，这支精锐部队几乎打残。晚上，趁着黑夜敌机不便行动之机，王耀武率领第51师摸到罗店，悄悄换下了已经不成建制的第11师残部。当罗店一线的战斗愈发白热化后，第11师在彭善的率领下，再次走进淞沪战场，继续与日寇展开浴血奋战，杀敌无数，建立了极大的功勋。

离开第18军军长岗位后，彭善先是担任湖北军管区中将参谋长，大约1年后，他于1941年12月调任湖北省保安司令部中将参谋长。1942年7月出任鄂中挺进军总指挥。10月2日调任湖北第4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943年3月升任第10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兼第6战区挺进军总指挥。1944年9月兼任第6战区战干团副教育长。1945年10月调任武汉警备总司令部中将副总司令。1946年6月升任中将总司令兼中训团武汉分团主任。1948年7月出任中央训练团副教育长。1950年4月调任“国防部”中将参议。1959年退役后移居美国。2000年2月14日，彭善病逝于中国台北。

1940年12月，彭善离开军长岗位后，由谁接替呢？按照传统，担任军长的人选都是当过第11师主官的，但第5任师长却出人意料，他是时任第94军第185师师长方天，仅出任过第11师副师长。

方天，名仁高，别号天一、天逸，1902年出生，江西省赣县人，早年就读于赣州省立第4中学，后考入黄埔军校第2期学习。毕业后参加国民革命军，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等职。随后又先后进入陆军大学11期、“革命实践研究院”第25期学习。1931年1月任第18军第14师第40旅第81团团长。1935年12月陆军大学毕业后，次年任第18军军士教导队总队长。1937年5月任第14师第40旅少将旅长，旋升任第11师副师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方天协助彭善率部参加淞沪会战，迭创强敌。1938年任武汉警备旅旅长，后改任第94军第185师师长，参加武汉会战。1940年5月参加枣宜会战，12月12日升任第18军军长兼巴宜要塞司令。

方天当上第18军军长后，内部很多人不服，导致他很多命令无法贯彻。于是，想方设法为自己树立威信。这样一来，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在随后的攻击军选拔中败北；二是让参谋长梅春华丢了性命。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决定成立攻击军的时间大约在方天出任第18军军长1个多月后，也就是1941年2月。根据军事委员会的决定，应该在西北、西南地区各成立2个攻击军，直属重庆军事委员会，作为大江两岸的机动部队。攻击军与普通军的区别在于攻击军的司令部编制人数比普通军多，并配备庞大的直属部队，计有：1个山野炮混合兵团、1个工兵团、1个辎重团、1个补充团、1个高炮营、1个战防炮营、1个重迫击炮营、1个搜索营、1个通讯营、1个警卫营、1个汽车大队、1个特务队，另有防毒、卫生训练兵种。军部除完整的参谋单位外，本身便有强大的特种兵直属部队以及自行运补的能力，可以机动使用，独当一面，在战场上独立应战。此外，攻击军最特别之处是他们附有自己的师管区，司令由副军长兼任，以免征兵上受官僚主义的限制。每个军下辖3个步兵师，每个师按照1937年颁行的陆军师编制人数编足人数，约11 000人。

一个攻击军具有如此强大的实力并且拥有自己的师管区，自然会引起军级单位的觊觎。但是，谁都清楚，能够成为攻击军，不仅需要在战场上交出很好的成绩单，而且必须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为此，能够拿到攻击军名额的只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其他部队即使建立了再大的功勋，也很难跻身其中。

事实上，在重庆军事委员会决定成立攻击军的时候，蒋介石心中已经圈定了候选名单，在西北战场已决定改为攻击军的是胡宗南的第1军、李延年的第2军，西南战场已决定的是驻广西全县的第5军（该军的第200师是中国的第一支机械化部队）。也就是说，当攻击军的概念提出之时，能够让各部展开竞争的其实只有一个名额，而且这个名额在西南地区，竞争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经过军令部提名报请蒋介石后，蒋最后圈定有资格争夺这最后一个名额的有4个军，其中第18军和第74军这两个军旗鼓相当，战绩都很突出。

第18军是老牌精锐部队，打了很多险仗恶仗。在该军参与的抗日作战中，几乎全是充当救火队员。尽管最后救险不成，大多数情况下，责任并不在第18军身上，而是由国民党军普遍存在着诸如战斗意志不坚定、指挥不顺畅、部队之间缺乏应有的协同作战精神等顽疾造成，也有国民党军与日寇的战斗力相距甚远等客观原因。

与第18军相比，第74军从成军以来，参与了黄河以南地区的几乎所有作战行动，但它的历史底蕴没有第18军深厚。

为此，第18军从上到下铆足全力准备争取这个荣誉。陈诚更是殷切希望自己亲自建立的军队赢得攻击军的头衔。于是，第18军各部竭尽所能，抓训练，抓素质，抓教育，以便在即将到来的点检中获得最好的成绩，为进军攻击军行列加分。

第18军的付出得到了回报，在1941年初军委会的一次点检中，第11师被督察官誉为“罕见的精锐部队”。

有了这样的评价，以第11师为其核心部队的第18军应该可以获得跻身攻击军行列的资格吧？可是，当这些结果全部报到蒋介石面前，由蒋介石做出最后裁决的时候，蒋介石不能不想到枣宜会战的后续影响，以及方天没有取得第18军官兵的衷心拥戴等因素。再加上第74军在抗战爆发后名声实在太响，在反复考虑后，蒋介石终于将最后一个攻击军的名额给了第74军。

事实上，把第18军没有获得攻击军的原因归结在军长方天身上确实有些牵强。抛开这件事不说，大约两年以后，第18军参谋长梅春华被蒋介石大笔一挥，执行死刑，方天就确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何况，在此之前，方天还迫使副军长罗树甲不得不离开队伍，称病回了老家耒阳。后来，日寇攻下了罗树甲的老家。罗树甲遂被日寇抓获，因不肯投靠日寇而惨遭酷刑。为了保存民族气节，罗树甲自杀身亡。罗树甲的死，在某种程度上，同样是方天造成，说严重一点，是方天通过日寇的手害死了罗树甲。

那么，罗树甲究竟是怎么被方天从部队逼走的呢？赵秀昆回忆：

方天接任第18军军长后，因他的资历和当时几位师长的资历不相上下，有点难孚众望，因之对各师采取谨慎而不大过问的态度，非常注重抓教育，沿袭过去的传统，在万县葵花寨开办了训练班，用以轮训干部，并注意整顿军部以及直属部队，要求很严格，并发生过以下插曲：副军长罗树甲是湘西老军人，已年近花甲，人又肥胖，方天欲让其离职，又不便明言，就规定每天下陡坡到山下做早操，军长以下都必须参加，罗体力不支，卷起行李回湖南去了。

为了控制整个第18军，方天如此心狠手辣，实在是慈不掌兵的典范！为此，接下来，梅春华有把柄落到了他手上，他岂能轻易放过了？

梅春华，1904年出生，湖北省黄梅县人。黄埔军官学校第4期、陆军大学第9期毕业，陈诚土木系之著名将领。1939年7月被授予少将军衔。抗日战争爆发之际，任国民党军第18军第11师参谋长，为师长彭善出谋划策，为该师在淞沪战场上坚守罗店尽了全力。第31旅旅长王严负伤后，他接任旅长，率领该旅在武汉外围作战过程中立下战功。此后，彭善升任军长，遂将梅调任军参谋长。在枣宜会战时期，他精心辅佐彭善，在第18师溃败的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制止溃兵，为第18师保存了一定的战斗力，同时也稳定了第18军军心，激励了士气。

在抗日战场上颇有建树的梅春华到底有什么把柄落在方天手里呢？事实上，因为方天与梅春华相处不甚融洽，梅又占据了军参谋长如此重要的岗位，方天几乎每天都必须见到他，跟他打交道，心里岂能好受？再则，从资历上看，方天虽说是黄埔2期，梅是黄埔4期，但在随后的陆军大学，梅是9期，方是11期，因而，梅春华在陆军大学的资历要比方天老，他也不好领导梅春华。无论梅春华出了任何纰漏，方天都不会放过他，时刻准备伺机把梅春华排挤出去。

这时，时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为方天整倒梅春华提供了契机。何应钦当然不是冲着梅春华来的，甚至也不是冲着任何高级将领来的，他是为了沽名钓誉，赢得一切为了抗战的好名声，决定搞“发抗战薪”的制度，即在军官的薪饷上打折扣，将级打6折，校级打7折，尉级打8折。这件事对贪腐现象极为严重的国民党军军官，尤其是高级将领来说，本来不是什么大事，因为他们的很多收入并不来源于工资。可对梅春华来说，就真的伤筋动骨，生活难以为继了，参谋长权利非常有限。

根据何应钦的抗战薪制度，梅春华是少将参谋长，原240元薪饷经打折后，只有140多元。如果说别的军官能够凭借手里的权力把扣除的工资捞回来，那么对于作为幕僚的参谋长来说，由于没有带兵的实权，办公经费有限，就没什么油水可捞了，全靠主官赏赐。要是彭善继续担任第18军军长，凭借自己与彭善的关系，梅春华根本不用担心，就是扣除了再多的抗战薪，也能从彭善那儿补回来。可是，梅春华现在的顶头上司方天是一个十分悭吝的人，自己就是拿了再多，也极少分肥与下属；跟梅春华又关系不甚融洽。梅春华当时有两个老婆同居一起，小孩又多，负担颇重，因物价飞涨，仅凭薪俸收入生活困难，又无法得到军长方天的照顾，只有自己想法捞外快，以养家糊口了。在军部高参石桢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四川梁平人）的协助下，他私下动用军部的几匹骡马和几千元法币作资本，驮盐到梁平换取土产品到万县谋利以维持生活。这种将本求利的做法，虽说确实为军纪所不容，但与贪污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本来算不了什么大事。如果此事发生在其他人身上，或许方天不至于非得把它捅出来不可，可是，恰恰是梅春华干出这种事情，他就决定借机把梅春华排斥出第18军了。

方天唆使政治部主任裘珍向第6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告发此事。陈诚唯恐这种风气把他的第18军搞坏，所以便将此事向军委会作了报告。

蒋介石得知此事，勃然大怒，为了严肃军纪，下令将梅春华逮捕审查。

随即，案件转到时任军法总监的何成浚手里，由他来审判定案。何成浚审判的案件多着呢，哪一件不比这件严重得多？最后都会因为有人打招呼而使案子不了了之。此时接到了这件案子，哪怕是蒋介石亲自下令批捕的梅春华，他也没当做什么大事，且他与梅春华又是湖北同乡，便有意开脱，便以“无罪释放”呈报上去。报告很快呈到蒋介石面前，蒋极不高兴，立马签批“焉得无罪”四个字，发回何成浚重新审判。何成浚看了蒋介石的批复，不得不将梅春华签判有期徒刑7年，再度呈报上去，心想：这一次，已经将梅春华按最高刑期定案了，你蒋委员长也无话可说了吧？

可是，梅春华实在太不走运，何成浚定下的最高刑期也成一张废纸。这张报告呈到蒋介石面前的时候，孔家少爷小姐利用滇缅路走私一事正闹得舆论哗然，大多数军政要员纷纷到蒋介石面前告状，要求蒋介石法办孔二小姐。民意难违，蒋介石果然龙颜大怒，准备法办孔二小姐了。可是，孔二小姐是蒋夫人宋美龄的至亲，又是她的干女儿，她岂能罢休？知道了蒋介石的心意后，宋美龄立即与蒋介石大吵一场，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收回了惩办孔二小姐的打算。这时，恰好梅春华一案的审判报告送到蒋介石，立即引发了蒋介石心头的怒火，没法将罪大恶极的大走私犯孔二小姐绳之以法，他却可以将小走私犯梅春华拿来祭刀，以儆效尤。于是，他愤怒地咆哮道：“我非杀几个不可!”紧接着，他大笔一挥，在这次的报告上再次批上了四个字：“立即枪决。”就这样，本不该处死的梅春华成了孔二小姐的替罪羊。

也许，方天并没有想到梅春华最后会落得被枪毙的下场，事后内心颇为愧疚，从来不提此事（事实上，方天更应该为罗树甲的死感到愧疚。毕竟，梅春华出了状况，罗树甲却没有。高级将领虽说身体健康非常重要，但更需要较好的军事指挥能力与对部队的掌控能力，以身体原因逼迫罗树甲离职，无论怎么说，都反映了方天此人确实狠毒），“心毒手辣”的名声落在他头上，再也取不下来了。

梅春华被捕后，第18军参谋长出缺，方天考虑到赵秀昆担任过第11、第18师参谋长，又做出了些成绩；更重要的是，此人在第18军的根基并不牢靠，是可以信任的人，方天就想邀请他担任第18军参谋长，但被赵秀昆婉拒了。赵继而向方天推荐他的陆大同学又拜过把子、时任第54军第14师的焦志坚团长（曾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安徽合肥人）任此职。这一下，害得焦志坚枉送性命。

那是第18军移防石牌附近之后的事。第6战区司令长官部决定在恩施召开一次会议，规定军长必须率领军及各师军需官参加，军长方天原已准备赴会，临时改变主意，派参谋长焦志坚代表前往。他们乘民营客轮过滩时，缆绳断裂，船受急流冲击，立即翻沉，船上400~500人生还者极少，第18军除军部军需处长陈铁麟得救外，军参谋长焦志坚及军需主任黄宜生尸体都未找到。

这样一来，第18军又没了参谋长，方天遂再次邀请赵秀昆接任此职。赵秀昆仍对方天有戒心，加之焦志坚出事后，当时流传“第18军不利于参谋长”的迷信说法（罗卓英任军长时的参谋长文某因贫病在恩施自杀），更不愿意接受此职。后来，听从了罗广文的意见，赵秀昆才勉强接受军参谋长之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