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调整与编制的变化

第18军在开赴枣宜战场之前有2个师的人马在万县、重庆、北碚一带整训，并且担负拱卫陪都重庆的重任，当接到调令开赴战场后，后方医院仍留在原处，而且还保留了一些部队看守营房以及处理其他遗留事务。因此，作战行动结束后，根据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该军仍旧开回四川整顿、补充。

不过，这时候，因第11师已经归建，第18军开回四川的则是3个师的人马。将这3个师的人马开到原来2个师的整训地域里去，不对原第18、第199师的整训地域进行调整，是不可能的。第18师师长罗广文一想到这一点，就多了一个心眼，为了达到回重庆原驻防地的目的，派遣师参谋长先去重庆活动。赵秀昆回到重庆后，首先到军令部一厅二处找到负责部队编组、调遣的其陆大13期同学蔡文治，向他说明来意，请求他同意签请第18军仍各回原驻地。蔡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满足了赵秀昆的要求。不过，军部再也没有回去重庆，而是改驻万县（现万州）。归建第18军的第11师则调往梁山县（现改梁平）整训。这样一来，第18师和第199师两个师还是各回原来的驻地，而将第18军军部从重庆给打发出来。罗广文心眼如此，在方天离开第18军之后他能够接任该军军长一职，大约是这么来的。

前文介绍过彭善之后方天续任军长。整个第18军，包括军部以及军直属部队全体官兵通过狠抓训练，训练进度大为提高，训练效果有了长足的进步。

然而，第18军不可能长期在后方整训。在需要的时候，陈诚总是忘不了召唤他的核心部队。1941年初冬，担负“拱卫陪都”与“收复失地”双重任务的第6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虽说手中拥有十几万人马，但该战区辖区从刚成立时期的管辖湖北、四川、湖南3省边界地区的41个县，至1941年2月扩展到包括贵州西北部在内的4省10区81个县的广大地区，要想确保这一地区的安全，不正确使用这十几万人马显然是不行的。鉴于该地区连贯鄂西、湘北、川东，控制入川门户，东可威胁宜昌之敌，直趋武汉；西可凭三峡之险，封锁江道，阻敌西进；北与第5战区唇齿相依，南与第9战区互为犄角，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第6战区为了确保整个辖区的安全，吸取了宜昌失陷的沉痛教训，决定采取重点防守、次要方向牵制敌人的战略，以便在重点地域形成对日作战优势。在这一战略指导下，防守战区核心的江防军就必须使用最精锐的部队。为此，陈诚心中早有盘算，决定将心腹爱将郭忏调任战区参谋长；任命粤军名将吴奇伟为江防军司令，以土木系王牌主力第18军、第94军、第86军作为江防军的基干，确保江防安全。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第18军必须重新出山了。于是，陈诚便将第18军自后方调往前方驻防，归长江上游江防总司令吴奇伟指挥，担负宜昌以西石牌要塞的防守任务。

石牌，是宜昌以西三峡入口处南岸的一个小镇。在这里，两岸均为高数百米的断崖，江面狭窄。为了阻止日寇继续溯江西上、进攻重庆，国民党海军利用这里险峻的地理条件，把它打造成坚固的江防要塞。其基本布设情况是：海军将无法行驶的舰船沉入这里的江面，用以封锁长江航道，并将舰上火炮移置岸上，作为要塞火炮。舰上官兵即改为石牌要塞部队，由舰长方某（留英海军学生）担任副指挥官，正指挥官则由曾经担任第18军旅长的滕云充任。

宜昌沦陷之后，日寇如果想要溯长江而上进攻四川，石牌要塞是必须拔除的钉子。为此，石牌成了拱卫陪都重庆的第一道防线。在这样的战略态势下，固守石牌就是第6战区天大的任务。为了达成固守的目的，陈诚不仅把自己的核心部队第18军从后方调来加强防守，并且在陆上增加了巴（东）宜（昌）要塞守备队，由第18军军长方天兼任要塞司令，统一指挥石牌地区各部的作战行动。

应该说，与马垱、湖口、富池口、田家镇诸要塞相比，石牌要塞是最坚固的。武汉会战之后的1938年冬天，中国海军就在石牌设置了第一炮台，其左右有第一、第二分台，共安装有俄制岸防大炮10尊。其主炮台处于长江一个130度的弯角上，可以一炮打到南津关；其他各炮台则相互掩护、相互弥补射击上的死角地区，形成一张无缝连接的炮射火网，可以封锁南津关以上的长江江面。此后，海军又陆续把之前从船舰上拆下来的数百门舰炮，安置在两岸开凿出来的山洞中，共分为4个总台，12个分台，各以电讯联系，不仅更加增强了江防火力，而且更确保了炮兵安全。

上面说到，石牌要塞的核心部位由要塞部队防守，第18军则负责防守两岸外围阵地。方天率领第18军将士依次进入石牌地区之前，就已经在心底对各部的防守区域以及各部应该承担什么样的任务做出了比较明确的区隔：他一方面吸取了前任军长彭善的教训，不敢过多地依赖第18师，另一方面又因为第11师早已归建，手里有这么一支最精锐中的精锐，如何使用不得不慎重思虑。因此，他决计以南岸为重点展开部署：军部驻石牌以西的望州坪，第11师任要塞前地之防守，第18师则于侧翼阵地任掩护。

第18军陆续进入石牌地区后，由于方天兼任要塞司令，可以统一指挥石牌地区各部的作战行动，他在对部队展开部署的时候，不仅仅只考虑第18军各部的防守地域，还需把石牌要塞部队纳入考虑范围。其具体部署是：以第11师并指挥石牌要塞部队防守南岸，第11师以2个团担负要塞外围阵地的防守任务，以1个团会同要塞部队担任核心阵地防守南岸前沿距离日寇约1公里的缓冲地带；第18师以1个团据守外围阵地，主力在后方利用时间训练；第199师担任机动，驻防三斗坪以西；军司令部则在三斗坪东侧的黎家湾。

其中，第18师据守外围阵地的那个团与日寇沿着一个山谷相对峙，双方说话都清晰可闻，可谓真的把兵力部署到敌人的鼻子底下了。

事实上，方天的部署只是一个框架，各师、团具体任务，由各师自己决定。兵力全部展开后，实际防守态势是：第11师以第31团分配在平善坝、三皇宫以东地区防守；第32团被分配于大、小朱家坪及其以西山地；第33团则作为机动部队并奉命构筑纵深阵地工事。第18师则在其右方，守备长阳县境之大桥边、响铃口一带高地。第199师仍驻三斗坪以西。

按照方天的预想，第18军进入石牌要塞之后，很快就会与日寇展开血腥的战斗。那时，他就会率领第18军各部跟日寇打一场令人刮目相看的战争，一扫枣宜战役给该部带来的晦气。

实际上，陈诚并没有把主攻任务交给他们，而是命令该军守备白羊山、三斗坪、罗佃溪一带阵地，以备切断日寇的增援部队。第18军在这次作战中最大的功绩主要是有效地阻击增援之敌，对宜昌、秭归地区的交通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但并没有像方天想象的一样与增援之敌进行较大规模战斗。在这次攻击行动中，第6战区所辖部队在陈诚的指挥下，差一点就收复了宜昌，最后因日寇从湖南开来了增援部队以及中国军队损失太大、天气又对中国军队的进一步攻击产生了负面影响，迫使陈诚不得不停止攻击。

中国军队的这次攻击结束后，日寇又兵疲力竭，难以为继，想要对第18军把守的要塞发动攻击，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为此，方天的设想注定无法实现。在驻防石牌要塞的2年多期间，第18军各部除了偶尔派出小部队对当面日寇发动骚扰性的袭击行动外，基本上没有与日寇进行大的战斗。

这里，仅选择第18军司令部直属平射炮营第1连连长黄世益的回忆，就可以说明当年的战斗情况与以前第18军历经的战斗相比是何等的轻松：

我们都提高警惕，晚上轮班休息，一有情况通知全连。日军不时用山野炮轰击我们的阵地，敌机也经常当空盘旋，从空中扔下炸弹，企图破坏我们的工事。但是西陵峡两边是笔直的山峦，我们的工事挨着江面，所以他们不容易炸到我们。他们俯冲下来后，扔下炸弹就跑了。我们就用大炮射击。

1942年春，正是长江枯水季节。一日中午，守护西陵峡的战士，发现一束稻草缓缓逆流而上。士兵觉得很奇怪，注意观察，并做好应变准备，将炮口对准稻草，并随之变换炮口的方位。不久稻草流动到我军阵地附近停止了，突然稻草中冒出类似剪形镜一样的物体，不停地晃动，对西陵峡两岸窥探。

我判断是日军的潜艇在活动，立即命令开炮，接连发射5发炮弹，同时机枪也对准扫射，只见草堆翻起了浪花，伪装物这才随水东流了。

日军本想通过西陵峡南下，但是在西陵峡吃了几次亏后，知道这里防范严密，只好作罢。

据此，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不是第18军把守石牌要塞，堵塞了日寇的进军路线，陈诚接连2次发动的攻击行动，将会成为日寇夺占石牌要塞，进而溯江而上攻击重庆的契机。也许，这就是陈诚急于将第18军从后方调来的重要原因。有这支精锐部队把守石牌，陈诚就可以心无旁骛地指挥人马攻击日寇了。

那么，陈诚为什么要发动这些攻势作战呢？如果说他是在执行蒋介石的收复失地命令，那么，他应该将第18军这支王牌部队用于反攻行动，而不是让他们把守石牌要塞。毕竟，攻击是为了更好的防守，在战场上越是狠狠打击日寇，石牌要塞的安全就越发有保障。事实上，凭借第6战区掌控的兵力，陈诚是无力收复宜昌的，能够与日寇保持对峙状态，已是最好的结果。陈诚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之所以要发动对日攻势作战，目的在于配合其他战场上中国军队的行动：1941年冬季的攻势作战是为了策应第9战区（薛岳任司令长官）第2、3次长沙会战；1942年夏季攻势则是为了策应第3战区顾祝同部的浙赣会战。

这期间，担任机动部队的第199师，直接参与了陈诚发动的攻势作战行动。在后一次攻势作战行动中，宋瑞珂率领的第199师发挥的作用更大，战果也更大。这一回，为了牵制日寇，不使日寇将宜昌当面的部队撤走，转而用于攻击中国军队的侧后背，给陈诚的攻击部署带来威胁，宋瑞珂指挥第199师一部直接向据守宜昌之敌发动猛烈的进攻。为了激励士气，确保顺利完成任务，宋瑞珂亲临第一线，坐镇桃坪王士翘团指挥所，亲自指挥战斗。最后，胡强营攻占了南津关；洪毅烈营攻占了小溪塔（今宜昌县），迫使日寇无暇他顾。

对于第11师和第18师来说，情况差不多，守备石牌将近2年，并没有与日寇发生什么像样的战斗。第18师只派过一个加强连出江北小溪塔方向迂回日寇后方袭击，但没有取得什么战果。双方对峙的前线阵地，相互射击的情况也不多。

不过，这期间，还是发生了一些趣事，据赵秀昆回忆，事情是这样的：

第18师前沿，双方仅隔一山谷，都靠夜间送饭，常吃冷饭。为避免吃冷饭，双方经常互相喊话，双方都不要向伙食担子射击，罗广文得知后，认为非常荒唐，才严厉制止。军、师派出的情报人员，无法进入日军防区，日方有意在宜昌北小溪塔不设防，双方情报人员都利用该处作为“情报交易所”，所以得来的情报都是千篇一律，无关紧要。1942年夏季，第11师前沿还发生过一件怪事。有一天，日军防地内突然走出一手持白旗的胖女人，口讲日语，经请示江防总部后，直接送往军部。经讯问后，她自称是牙科医生，和宋美龄有旧，要求送往重庆见宋，其他拒不作答。事后了解，该日妇到重庆后，即被特务接去，一般估计，是带来条件向蒋介石诱降的。

自从第18军开到石牌要塞以来，一直到1943年5月的石牌保卫战爆发，第18军未与日寇展开太大较量，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内部换血上。

首先进行的是人事结构的调整，不是针对整个第18军，而是发生在第18军的核心部队第11师。1942年3月，师长方靖升任第18军副军长，其遗缺由曾经担任过方靖的副手胡琏接任。

胡琏，1907年10月出生，陕西华县人。原名从禄，又名俊儒，字伯玉。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在陈诚的土木系部队中历任连长、营长、团长。淞沪会战爆发之际，任第18军第11师第66团团长。

从胡琏的抗战经历上可以看出，此人确实是一位颇有胆略的抗日将领。这一次，他得以成为第11师的主将，陈诚必定对他寄予了很高的希望。他也确实没有辜负陈诚的期望，在尔后的石牌保卫战中，指挥第11师将士打出了威风，不仅保住了重庆的战略门户，而且重创了日寇，迫使日寇再也不敢产生由此向重庆溯江而上展开攻击的梦想，一洗枣宜战役中第18军作战失利的耻辱，凭借这次战功，为尔后接任军长奠定了基础。

大约在胡琏当上第11师师长半年后，也就是1942年10月，暂编第9军从第3战区调到了第6战区，陈诚看中了这个军，将其改为第66军，将该军中的暂编34师与原18军中第199师换防。

暂编第9军成立于1940年10月，是由暂编第32师、暂编第33师、暂编第34师合编而成，由第74军副军长冯圣法升任该军军长。该军编成后，在浙江又将暂编第35师编入该军，隶属第3战区。1942年8月，冯圣法率该军改隶第6战区，进入了陈诚的管辖范围，为陈诚改造该军提供了契机。

暂编第34师的来历可以追溯到1938年1月成立的第3战区游击司令部。该部以浙江省警察局巡警及各地常备队、警察和壮丁编成4个支队，同年7月改编为浙江省国民自卫团总司令部。1940年将所属支队并编为3个纵队，3月将第3纵队改编为暂编第34师，首任师长是在淞沪会战中率部第一个向日寇开火的第88师旅长彭巩英。率领该师进入第18军的师长却是贾广文。

那么，该师有过什么样的战绩，使得它一投入第6战区，陈诚就把它纳入到自己的核心部队呢？其实，该师谈不上打出了多大的战绩，不过，该师官兵在作战过程中展现出来的血性，足以让陈诚动心：有血性是部队能否成为抗日雄师的先决条件；有了血性，就可以把本来表现不好的部队打造成抗日雄师。

事实上，第18军的编制这么一变动，必然会对全军的人事关系大洗牌。方靖升任第66军军长后，副军长宝座就由罗广文坐上去了，第18师师长则由第76师副师长覃道善接任，赵秀昆则当上了第18师副师长。

罗广文是不是够资格担任第18军副军长，赵秀昆能不能担任第18师副师长，这里不作任何评说。在方天离任之后，罗广文更是被陈诚提拔为第18军第6任军长，率部在湘西地区打得相当不错，这些都是铁的事实。这里要说的是接任罗广文担任第18师师长的覃道善。看一看他的来历，设想一下他带领的第18师是否会像罗广文时代的第18师一样在抗日战场上不堪一击。

覃道善，别号仲明，湖南石门人，1903年出生。先后在黄埔军校第4期步兵科、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10期学习。历任国民革命军第18军第11师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18师第52旅旅长、第76师副师长。

从覃道善的简历上看，此人黄埔毕业，又在第18军的核心部队从排长一直干到了团长，身上流淌着纯正的土木系血液。第18师在淞沪会战时期，由于丢失大场，将淞沪战场上的中国军队置于非常危险的环境之中，师长朱耀华羞愤得拔枪自杀，证明该师是一支具有血性的抗日部队。覃道善旅在这次战斗中杀敌无数，自身伤亡惨重，算得上是尽了全力。随后，他升任第76师副师长。

事实上，第18军这次编制与人事大调整，时机不够好，距离即将开打鄂西会战仅仅只有2~3个月，临阵换将，历来为兵法之大忌。不过，即使撇开难以评说的方天不谈，第18军旗下的3位师长，第11师胡琏、第18师师长覃道善、暂编34师师长吴啸亚都是千军万马中取上将头颅犹如探囊取物的猛将，无论是谁，都有理由对他们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