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德会战结束了,可以预见的是,第18军又将遵循以往的惯例,对编制与人事进行一次大调整。不过,跟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调整是在整个抗战期间的最后一次。也就是说第18军将维持这次调整以后的编制与人事结构,直到日本鬼子举手投降为止。
这次调整首先是从第11师师长开始。刘云瀚是陈诚亲自选择的,第18军、第6战区司令长官部乃至陈诚个人绝不会向第11师现任师长刘云瀚头上动刀,把他踢出第11师;而刘云瀚是主动找关系离开的。这在整个国民党军系列里,是一件让人大跌眼镜的事情。无数人军校毕业,宁肯到第11师当排长,也不愿到别的师当连长,更多的中高级军官都把眼睛盯着这个师的师长位置,挤破脑袋想在该师卡上一个好位置,但刘云瀚却主动要求调离,实在匪夷所思。那么,他为什么会离开呢?
事实上,刘云瀚跟叶佩高担任师长的情形有些类似。在此之前,刘云瀚主搞参谋工作,虽然他在鄂西会战期间作为第5师师长,带领该部亦打出了不错的战绩,但在第11师官兵眼里,他仍然是一个外来户,一个政客,根本不是带兵的料。因而,即使他是陈诚亲挑过来的师长,也同样遭到了该师官兵的抵制。不过,他比叶佩高要幸运得多。因胡琏跟他颇有交情,不仅没有在背后推波助澜,反而帮助他对抵制的官兵做说服疏导工作。即便如此,刘云瀚还是受不了被该师官兵轻慢的刺激,在上任之初就动了准备交出师长宝座的念头。
常德会战结束不久,他听到一个传闻,说是前任师长胡琏将存放在万县的军服、衬衣全部盗卖了,或许是联想起上一年第18军参谋长梅春华因为私下里使用军部运输工具倒卖食盐等日用品,被时任军长方天找到把柄,指使别人向陈诚告发,结果将事情闹到蒋介石面前,使得梅春华因此而被枪毙的往事,不禁在心里打了一个寒战,觉得稳坐第11师师长宝座虽说可以给人带来许多名利,却同样是个是非窝,更坚定了非走不可的信念。1944年3月,经过一番私下运作,他成功地为自己在军政部谋到了一个人事处处长的美差。
刘云瀚一走,第11师师长职位再次空缺,得有人填补进来才成。这次依然是陈诚亲自指定的师长人选。
陈诚直接指定的接替刘云瀚的新任师长是杨伯涛。
杨伯涛,1909年4月出生,湖南芷江人,侗族。幼年丧父。生活虽说艰难,他到了读书的年龄,母亲还是把他送去了学堂。不过,他读完小学后,仅仅在中学读了一年,就因母无力供给学费而离开学校,于1926年投入黔军王天培第10军教导团当学兵,随即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转入程潜第6军教导团学习,毕业后任第6军第19师排长。同年8月,他考入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第7期。时教导第3师在武汉分校成立,他尚未毕业即调任教导第3师排长。1930年中原大战后,教导第3师并入第18军。1931年9月,他升任连长。1935年考入南京陆军大学第14期。淞沪会战爆发后,他弃学赴沪,返回部队参加对日作战,由军长罗卓英委任他担任第11师营长,率部与日寇作战,后调任军部参谋。淞沪会战结束后,他返回军校继续学业,1938年7月毕业,担任第18军第11师上校参谋主任,参加了武汉会战。
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寇攻陷岳阳,窥伺湖南省会长沙。长沙告急。第18军奉命驰援,由瑞武路星夜行军转移至湖南平江,奉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之命向汨罗江北岸之敌展开攻击。杨伯涛率领一个营的兵力作为第18军先遣队,先期抵达汨罗江南侧之南江桥,与汤恩伯部会合,向汤报告了第18军所在位置,并与之共同协商了两军联手作战的方案。随后,第18军与汤恩伯部按计划对日寇发起攻击,迫使日寇不支而退,造成中日双方军队在岳阳以南形成对峙状态。
1939年2月,应第94军第185师师长方天的邀请,杨伯涛离开第11师,担任第185师第553团团长。1940年5月,参加了枣宜会战。次年任第185师参谋长,参加了反攻宜昌之战。1943年1月,任第86军参谋长,参加鄂西会战。同年7月,担任第6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长;10月,参与策划常德会战。
然而,自从杨伯涛担任师长以来,整整一年时间里,该师几乎没有跟日寇发生过像样的战斗,甚至整个第18军也没有与日寇有过较大的作战行动。因而,他只能利用这段时间继续主抓部队的训练工作,以便时机一到,即能率部投入战斗,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成绩单。
不过,杨伯涛接任师长5个月后,第18军出现了很大变化,是人事上的变化。说得夸张一点,这次变化就是直接在军长头上动刀。第18军换帅的具体情况是:现任军长罗广文调任第87军军长,副军长胡琏接任该军军长。由此,胡琏成了第18军第7任军长,也是抗战时期该军最后一任军长,乃至在抗战以后,整个国民党军实行整编,将第18军压缩为第11师,使得胡琏成为第18军最后一位军长。不过,后来,该军又恢复编制。
事实上,这次罗广文调离第18军,不仅给胡琏腾出了位置,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第18军经过方天、罗广文两位没曾担任过第11师师长的国民革命军将领坐上军长交椅后,重新回到了该军军长应由第11师师长升任的传统轨道。在以后的解放战争时期,第18军恢复编制后,第8任军长就是此时的第11师师长杨伯涛。
好了,闲话少提,书归正传。胡琏接任第18军军长,成为该军的第7任军长。由此,进入了胡琏时代。胡琏的血性、胆略及其军事谋略,将会给这支部队注入新的活力,使之在以后的雪峰山战役中建立了不小的功勋。
这时候,军内的人事变动初告结束,胡琏履职后,并没有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人事调整,部队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在胡琏的领导下,第18军下辖各部根据各自领受的任务,开展各种训练工作,为下一步进入战场与日寇再决雌雄积蓄力量和资本。
很快他们迎来了湘西会战,也即雪峰山会战,或者芷江会战,第18军又有了新成员,也是抗战期间的最后一次调整。
和以往不同,此次,只是吸纳了新成员,并未把原有的成员推出去,也没有将原有的成员全部保留下来,而是把一个师的人马给裁撤了,然后合并到新吸收的成员当中。按理说,应该是把新接纳的成员合并到原有部队当中去才对,第18军这次的编制调整却反其道而行之,这确实很有点奇怪。究其原因,也许,被裁撤的这个师自从进入第18军以来,迟迟未取得预期的成绩,没有达到上级领导的要求,故而被反吸纳。当然,也许还有其他原因。无论如何,事实就是这样。
那么,被裁撤的成员是哪个师呢?新近进入的成员又是哪个师呢?通过全面的介绍,每一个读者心里都非常清楚,被裁撤的绝不会是第11、18师,只可能发生在第55师。第55师是最后一支进入第18军的部队,它既没有像样的功绩,又没有可靠的后台,它不落得一个被裁撤的命运,还能是谁?事实确是如此,哪怕陈诚费尽心机,把自己很欣赏的武泉远调到该师担任师长,还是没有阻挡该师最后被裁撤的命运。而吸纳到第18军的新成员就第118师。
第118师的来历跟第199、18、11师大相径庭。它既不是从保安部队改编,也不是由地方势力派的武装改编,更不是像陈诚一样直接从别人手里抢过来的。它的前身就是马垱、湖口要塞之战时,当马垱要塞遭到日寇攻击之际,奉第16军军长李韫珩之令前去救援的第167师,师长是薛蔚英。结果,因薛蔚英贻误军机,致使马垱落入日寇之手,即使第18军军长黄维率部在其他国民党军的帮助下,向日寇多次展开猛烈反攻,也无法收复马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为此雷霆大怒,在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的逼迫下,不得不挥泪斩马谡,将黄埔出身的薛蔚英送交军法审判,一枪毙命;同时,军事委员会将第167师编制取消,重新整编为第118师。该师师长王严,黄埔军校出身,原第18军11师31旅旅长、在淞沪战场上负伤离职,在伤愈归队后,便坐上了第118师师长的交椅。
第55师被裁撤,第118师投入麾下,第18军的人事关系又将进行一番新的调整。
那么,第118师师长到底应该谁来担任呢?第55师师长武泉远,还是第118师师长王严?武泉远以一个被裁撤部队的师长身份自然不可能担任第118师师长,而第118师师长王严升任第18军副军长,第118师师长则由戴朴担任。
戴朴,1908年出生,湖南浏阳人。1927年8月毕业于黄埔军校第7期步兵科,后来又进入陆军大学正则班第15期深造。1939年3月,戴朴因在陆大毕业考试中名列第一,被陈诚延揽至麾下,从此成为土木系的干将。他在土木系中的第一个职务是第76师277团上校团长。1942年8月起,戴朴又先后担任过第6战区参谋处处长和远征军参谋处处长,常随陈诚左右,出谋划策,是为陈诚的智囊之一。陈诚为了培养戴朴,完善他的资历,于1944年初又派他下了部队,担任第55师副师长。
王严,1905年出生,回族,原名王礼贤,字力行,山东郯城人。1925年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3期学习,先后参加了第2次东征以及北伐战争。1929年10月担任国民革命军第52师3团3营少校营长。1930年9月升任中校团副。1932年10月任第11师61团上校团长,正式成为土木系的一员。1935年10月任第98师292旅少将旅长,后调任第11师31旅旅长。1937年9月在上海罗店抗日战役中负伤。1938年8月伤愈归队后,出任新组建的国民革命军第118师师长,率部先后参加了南昌会战、桂南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
那么,在王严率领之下的第118师究竟在对日作战行动中打得怎样呢?在这里,尽量使用最简洁的文字介绍一下,让诸位读者对该师有一个初步印象。
第118师在第79军编制里参加南昌会战,是该师组建以来打出的第一仗。这一仗打得很不好。
在这次作战中,该师隶属第79军,由于第79军没有完成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赋予的使命,作战行动是失败的,因而,在该军编制里的第118师一样毫无建树。本来,在日寇强渡修水河、击破了守军防线时候,第118师奉命前去驰援南昌右翼守军,很可能因日寇亦相当疲乏而有所斩获,却因雨后河水暴涨被阻,失去了机会。
接下来,在桂南会战中,第118师打得相当不错。这时该师虽说仍在第79军编制下,实际上却接受第99军指挥。因为此战,第118师赢得了虎军的称号。
1939年11月13日,日寇从海南岛三亚港起航,向桂南地区展开进攻。由于桂南守军兵力空虚,未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致使优势日寇迅速深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即令第5军由湖南衡山乘火车至桂北永福,在宾阳集中后向南宁前进;另派第99军从湖南湘潭及贵州贵阳向柳州集中;令第36军自重庆及湖北当阳南下,在宜山附近集中。第118师在第99军旗下,投入了这次作战行动。
12月16日,桂林行营下达了作战命令。其作战方针是:“军以攻击北攻之敌,收复南宁之目的,乘敌后续部队未到以前,一举转移攻势,将敌包围于邕江南北地区而歼灭之,攻击开始时机,预定12月18日拂晓。”
各部的具体兵力部署是:北路军以主力从宾阳方面,配合坦克,攻击昆仑关,一部切断南宁至昆仑关敌之联系,歼灭昆仑关之敌,而后协同其他部队攻取南宁;东路军以陆屋、灵山为根据地,配合地方武装,破坏郁江以南敌后交通,阻敌增援昆仑关;西路军以2个师攻击高峰隘之敌,将敌主力吸引于该方面,一部袭扰郁江以南敌后交通,一部进至巨宾路之四塘,阻止南宁日寇增援昆仑关;第99军之第99师、第118师为总预备队,于宾阳古辣附近待机。
18日下午,日寇第5师团下辖之第21联队联队长三木吉之助率主力由南宁乘汽车赶到九塘,指挥昆仑关作战。
桂林行营随即令总预备队第99师、第118师向日寇之后方七塘实行包围攻击。王严立刻率部向日寇展开攻击。仅用一天时间,第118师就与第99师一道攻占了山心和七塘,切断了昆仑关日寇后方交通,为昆仑关大捷奠定了基础。
攻克昆仑关后,为收复南宁,中国军队继续向桂南增调部队。这时候,第118师在第99军系列里担负守备昆仑关及其东西一线的任务。
1940年1月26日,日寇先发制人,发动了“宾阳作战”。1月28日,日寇第5师团下辖之一个旅团以及台湾混成旅团、近卫混成旅团主力,在第5师团统一指挥下,向邕宾公路以北高地第99军之第99师、第118师阵地实施步、炮、坦克联合攻击。次日,防守八塘的日寇第5师团第9旅团向西夹击第99军。30日,日寇第18师团会同近卫混成旅团进至甘棠一线;邕宾路西侧日寇亦同时向第99军正面和第36军右翼攻击。
面对强大的日寇,第118师师长王严指挥所部英勇抵抗了三天三夜,为友军开进战场争取了时间。之后,在中国军队的强力打击下,日寇终于在当年11月30日被全部逐出桂南地区。至此,桂南战役以中国军队的胜利宣告结束。
随后,第118师转隶第87军,参加了鄂西会战。这次战役于5月4日晚8时打响。第87军是日寇攻击的第一个目标。不过,第一个遭受攻击的不是第118师,而是新编23师。发动攻击的日寇是第3师团下辖之中畑部队(步兵第6联队主力)。该敌首先向第10集团军第87军新编第23师据守的张家祠、高河场一线阵地发起进攻,拉开了鄂西会战的序幕。随后,第118师正式与日寇接火。两天之后,到了5月7日,第87军之新编23师、第43师、第118师在东港及于家台一带向日寇第3师团主力实施猛烈侧击。这是一场异常惨烈的战斗,经过3次夜战,第87军各部伤亡惨重,其中,第118师354团2营仅存40余人。
5月9日,日寇攻占了三仙湖,形成了对第73军的包围圈。为援救已经丧失了战斗力的第73军,第118师、第43师主力分别向酉港、青石碑各处侧击日寇,迫使日寇不得不分出人马来应付侧翼的威胁。
即便如此,日寇依然顽强抵抗,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分别向被围的第73军以及前来解救的第118师、第43师、第44军展开猛烈攻击。第118师跟其他中国军队一样,英勇作战,前仆后继,挡住了日寇的攻击,在付出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后,终于在5月11日将第73军残部解救出来,使其从河湖港汊中拼死突出重围,南渡常德东面的沅江、酉港整理。
紧接着,日寇第3师团于5月12日晚8时向据守在东港水乡地带之第118师把守的白洋堤、汪家嘴阵地发起攻击。据守在这一线阵地的第118师官兵奋起抵抗,顽强地阻击敌人。但日寇终在飞机支援下突破白洋堤阵地,并乘势向西急进。师长王严立即调集人马在白洋堤后面之孟溪寺附近重新占领阵地,准备阻截日寇。当次日中午时分日寇进至该阵地时,王严亲自指挥第118师官兵,与日寇展开了激烈的拼杀,将这一方向上敌人的攻击势头挡了下来。
可是,当晚,日寇第3师团攻破了第10集团军右翼之第87军防线,使得该军下辖各师全部受创严重。为此,日寇趁势占领了杉木铺。在这次作战行动中,尤其第118师伤亡甚巨,第352团薛团长力战殉国。其余各师在日寇猛攻下,苦撑不支,全部相继撤至西斋、大堰垱以西地区重新设防。
接下来的战斗对中国军队越来越不利。渔洋关丢失后,重庆震怒,责令第87军等部迅速收复之。第87军奉命立即对渔洋关、天柱山方面之日寇实施侧击与尾击,其新23师于5月29日首克渔洋关,切断了日寇退路。
这样一来,中国军队的颓势立即发生扭转。日酋横山勇却鉴于进攻的日寇之后路被切断,人马损失严重,不得不下令收兵北撤。
向宜都方面败退之日寇第13师团主力及独立混成第17旅团,遭宜都西方中国军队之第79军第98师、第87军第118师以及聂家河附近之第79军暂6师,枝江附近之该军第194师包围。将该部日寇围困于宜都城郊之狭小地区以后,第98师、第118师、暂编第6师、第194师立即同时向该敌发动攻击,试图一举歼灭该敌。
关键时刻,松滋之敌向洋溪、枝江回窜,向第118师侧背展开猛攻。这时候第118师在前期的作战行动伤亡太大,仅剩下4个营的兵力。王严率领这批人马既要向被包围的日寇发动攻击,又要抵御另一股日寇对其侧翼的攻击,感到力不从心了。在日寇孤注一掷的猖獗攻势面前,第118师很快就招架不住,被迫退至余家桥附近。这样一来,被包围的日寇第13师团宛如一条撞进迷魂阵的大鱼,撞破了迷魂阵的一面渔网,得以从这一缺口方向逃窜而去。
此役,第118师虽说没有建立什么功勋,却在与日寇的搏杀之中,付出了重大的牺牲,证明该师在王严的领导下是一支敢于同日寇奋力拼杀的部队。
随后,该师参加了常德会战。但由于该师在鄂西会战中损失惨重,在这次战役中作为第6战区司令长官部直辖部队,只充当了后备角色。
这一次,将第118师吸纳到第18军阵营后,该师师长也换成了戴朴,实际上并不需要戴朴将该部改造成一支能打善拼的以土木系精神领袖陈诚的意志为意志的部队,而是让戴朴率领这支部队迅速走上战场,与日寇再度交锋。
第118师被吸收到第18军阵营,与第55师合并,恰好是1945年4月,湘西会战已因日寇率先发动进攻而拉开了序幕。
戴朴带领的第118师依靠的仍然是过去的武器装备,而不像第11师和第18师一样换上了美式装备(这两个师是1944年11月换装美式装备),进行了美式军训,别说胡琏,就是军事委员会也没有指望该部能在湘西会战中打得那么威风八面。即便如此,戴朴还是指挥人马打出了一些成绩。
后来他与军长胡琏为接受日寇投降之事发生了冲突,陈诚将其调离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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