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是个主战派

陈诚是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8军的创建人，也是首任军长。为了拉起一支部队，并且把它打造成一支令人生畏的雄师，无论古今中外，几乎所有具备独立作战能力的军事集团的创建者与首任长官都必然会对他一手创建的军队倾注全部的心血。陈诚也是一样，作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8军的创建者和首任军长，他的印记深深地铭刻在第18军的军史上，不仅他的指挥风格、军事理念强烈地影响着第18军的后继者，而且他那种为了扩充实力不惜使用一切手段的做法，亦被继他之后的第18军历任军长效仿。

他确实值得罗卓英等第18军继任军长效仿。外有蒋介石的支持与默许，内有一帮子小兄弟的鼎力相助，陈诚在排挤走第11师原师长曹万顺之后，夺取了第11师的控制权，竟然能把这支本来与他毫不相干的部队改造成他自己的人马，使得他以第11师为起家资本，竟然在几年的时间里就把第11师扩编成第18军，进而从第18军分离出其他大大小小的军级以及师级单位，建立了以第11师为核心的第18军，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实力最强劲的军事集团。纵观整个国民革命军的发展历程，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取得成功的人，除他之外，还真难找到与之匹敌的人选。为此，在陈诚离任后，由他打下的基础及其强大的影响力，第18军继任军长们，无论是罗卓英，还是黄维、彭善、方天、罗广文、胡琏，无不按照他的节拍跳舞，并且联合所有从第11师乃至第18军阵营走出去的国军高级将领，将他奉为土木系的共主，使他实质上成为第18军乃至土木系的精神领袖。

那么，陈诚究竟何许人也，又是如何攫取第11师师长宝座的呢？并且以此为基础，创建了第18军，继而建立了庞大的土木系军事集团？

陈诚，字辞修，乳名德馨，别号石叟，1898年1月出生，浙江省青田县人。1917年毕业于浙江省立处州第11师范专科学校。次年考入杭州省立体专学校，毕业后由师长杜志远介绍，进入保定军官学校习武。1922年6月，保定军校第8期炮兵科毕业后，在浙江陆军第2师任见习军官。1923年随邓演达去广东参加国民革命军，在粤军第1师第3团任上尉副官，后调任大元帅府警卫。1924年夏，任黄埔军校上尉特别官佐，教育副官，从此与蒋介石结缘，并且逐渐成为蒋介石的心腹爱将。1924年1月，陈诚任炮兵连连长。9月，参加第2次东征，在攻打惠州时立下战功，升任炮2营少校营长。1926年7月，陈诚任北伐军总司令部中校参谋。后任预备第1师第3团团长，11月改任第21师第63团上校团长。1927年3月，陈诚率部在浙江龙游、桐庐战役中再立新功，升任第21师少将副师长，不久后又升任该师师长，在3个月内完成了从团长到师长身份的转变。不过，同年10月，他即被何应钦借故免职，后由严重保荐任军事委员会军政厅任副厅长。1928年4月，任南京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中将警卫司令。

这时候，国民革命军第1集团军第17军被缩编、裁撤。该军下辖之第53、第55师被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1师，第54师缩编为第2师第6旅。原第17军军长曹万顺担任第11师的首任师长。由于蒋介石对非嫡系将领严重不信任，不愿意非嫡系将领掌握自己的部队；而第1集团军所属的6个师里只有第11师师长不是黄埔出身，因此，蒋介石便指派陈诚率领北伐军总司令部的两个警卫团改编为第31旅隶属第11师，担任该师副师长，对曹万顺进行监视，并且随时准备以陈诚接替曹万顺。

曹万顺出身行伍，虽说大字不识几个，却对蒋介石的用意心知肚明，加之陈诚到任后对曹万顺显得恭恭敬敬，且办事认真，以身作则，便在表面上任由陈诚掌管全师事务，好让蒋介石对他放心。

陈诚到任后为了改变第11师原有的旧军阀习气，立即采取措施，整肃军纪，并时常与全师官佐共进早餐和谈心。此举获得了部分原第17军老人的支持。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第11师拨归张发奎第4军指挥，作为先头部队从江南进军武汉。4月初，该部攻占贺胜桥，切断了桂系军队与湘鄂等地的联系。同时，蒋介石相继分化拉拢了桂系军人，使他们率领桂系主力撤出武汉宣布服从中央，使得作为第11师先头部队的第31旅于4月5日顺利进占武汉。不久后桂系军阀即宣告战败。第11师，尤其是陈诚带来的第31旅立下了赫赫战功，为陈诚尔后全面掌控该师树立了声威。

随后，第11师调防湖北的襄阳、樊城等战略要地，以防止冯玉祥手下的西北军对中央造成威胁。

同年6月，在副师长陈诚因公前往汉口出差时，发生了师长曹万顺因委派私人前往第62团任职、遭到团长萧乾及其他黄埔出身的军官抵制的事件。事情传到武汉行营后，蒋介石便以这个理由将师长曹万顺调职，陈诚正式接任了该师师长，是为土木系逐步发展壮大的开端。

事实上，陈诚到第11师任副师长时，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遭到以桂永清为首的部分黄埔将领的抵触。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陈诚利用桂永清反对杜从戎到任第31旅副旅长的机会给桂永清下套，纵容他直接向蒋介石发电报拒绝委任状。结果，导致桂永清被撤职。随后，陈诚又找了一些理由将支持桂永清的关麟征也排挤出第11师，使该师成了陈诚的家天下。此举招致关麟征极度不满，此后，关麟征便处处找机会与陈诚对着干，令陈诚头痛不已。

陈诚接掌该师后，立即对所属各部进行新一轮的整顿。他公开提出选拔使用干部的条件是：不贪财，不怕死，会带兵，能打仗，没有不良嗜好；忠于蒋总司令，服从其命令。条件摆出来了，在实际录用军官的时候，他大量吸纳黄埔生为中下级军官，其中黄埔3期生多充任团附、营长；黄埔4期生多充任营附、连长。同时，他还裁汰了原第11师曹万顺旧部军官，以参谋长罗卓英接任第33旅旅长，旋即又将罗卓英升任副师长，将第33旅番号撤销，使得第11师成为2旅6团制的部队。随后，他又相继改编曹万顺派系的4个团，使曹系旧势力被缩编为1个团（第66团）。师参谋长由周至柔担任。从此，第11师形成了以陈诚任师长、罗卓英任副师长、周至柔任参谋长的局面。这就奠定了以陈诚为核心，罗卓英、周至柔为左膀右臂的土木系军队发展壮大的基础。

1930年2月，当该师移防武汉后，陈诚突然将原曹万顺残部缩编的第66团缴械，军官遣散，士兵分编其余各团。这下，第11师就真的全变成陈诚嫡系了。

同年4月，陈诚收编了徐声钰的独立第14旅。将其改编为第11师独立旅，并将第11师补充团改为补充旅第1团作为骨干，使该师成为3旅9团制的甲种师，实力大为增强。这是土木系扩张军队的首次尝试，也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从此以后，尝到了甜头的陈诚及其追随者无所不用其极，只要找到机会，就吸纳、吞并其他的部队，扩大土木系的阵容。

1930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在作战过程中，第11师因战功卓著，被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升格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8军。第11师师长陈诚担任第18军首任军长，同时兼任该师师长。中原大战结束后，通过蒋介石的帮助，陈诚收编了由唐生智一部改编而成的教导第3师，改其番号为第14师后，便将第11师的师长职务交给了副师长罗卓英，自己正式担任第18军军长。

随后，第18军采取类似手法，使得下辖各师的人马像滚雪球一样增大，最多的时候达到了8个师之众。任何一个军都不可能经常拥有如此多的人马，哪怕陈诚已成为蒋介石的心腹，在军界红极一时，也不可能让第18军长时间保持如此庞大的编制。于是，他和他的左膀右臂就以第18军为基地，广泛吸纳其他部队进入，经过孵化培育，变成了陈诚的嫡系后，就另外让其单独成军，或者将一个个的师推出去，让它们进入其他军级单位，伺机将该军全部演变成陈诚的嫡系。因为陈诚的基干是第18军，第18军的基础是第11师，从这延伸出来的陈诚嫡系部队便被人称为土木系。

第18军的这个传统做法一直延伸到了抗日战争。在本书前面5部分讲述该军抗战历程时，亦用了很多笔墨描写第18军是如何改变编制结构的。

这里主要描写第18军乃至土木系的精神领袖陈诚对抗日战争持什么样的立场、在抗日战争时期做出了怎样的事情。所以，在简单地介绍了第11师、第18军、土木系的来历后，读者已能够很好地理解该军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就不再深入说下去，转回本部分主旨上来。

在对日关系问题上，自从日寇侵占东三省以来，陈诚一直是主战派。不过，由于蒋介石一直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陈诚的主战观念与蒋介石的政策格格不入，自然无法通过适当的途径表达出来。1936年，广西事变解决后，他似乎找到了机会，作为蒋介石的心腹爱将，他直接上书蒋介石，分析当时的国际情势，指出：（此时）正是日寇横行东亚之时，美国只图自顾，欧洲国家正陷于互争短长之中，列强只图维护其在东亚之利益，对日本只有妥协以至于讨好，中日之间虽说还没有爆发全面战争，乃系日本仍在“不战而亡中国”与“战而亡中国”之间，踌躇未决而已，中日之战终不可免。两广事变后，中国又获表面上之统一，而国人救亡图存之念更炽，所寄望于中央政府者，则更深切。今日挽救危亡之道，实非做到因地之利与固结人心两点不可。中央政府应迅为整个之部署，任贤以救亡，相地而择守。对旧日地方军事领导人如李宗仁等，则应推心置腹，释其疑念，去其困难，严予督促，以将反对之力量，化成为抗日救国之助力。

1936年10月，也许是他的上书起了作用，也许是蒋介石认为中国工农红军已经被政府军赶到了陕甘宁交界的贫瘠地带，遭到了数十万国民党大军的包围，国民党人很快就可以消灭这股红色力量，是考虑对日作战方略的时候了，蒋介石电召陈诚由庐山随节进驻洛阳，共同策划抗日大计。

就在这时，针对日寇制定的“速战速决”战略，他们首次明确制定了持久战、消耗战与全面战等基本策略。在讨论如何制敌，而不为敌所制的时候，他们认为：敌军入寇，利于由北向南打，沿平汉、粤汉铁路，将我一分为二；而我方为保持西南、西北基地，并争取时间，使东南富裕地区之工业、资源及人员顺利西迁，利在上海作战，诱敌自东向西仰攻。至于最后国防线，北自秦岭经豫西、鄂西、湘西以达黔滇，作为退无可退之防线，均于此时作大体的决定。

换句话说，南京政府制定的以牺牲争取空间，以空间争取时间，以时间争取最后胜利的最高作战原则，就是在陈诚的参与下，制定出来的。

1937年春，陈诚担任军政部政务次长，兼武汉行营副主任。4月，他邀约张发奎、黄琪翔等高级将领到温州、台州沿海视察地形。这时候，部属问他：“内战停止了，国家总算统一了。国共两党曾经合作北伐，今后是否能合作抗战呢？”

陈诚回答说：“抗日迟早要抗日，但委员长的政略、战略思想，不是我们能够揣度的。我们只有服从命令，不好随便揣测。”

再次充分表明，陈诚是主张抗战的，但是，对蒋介石的忠心限制了他的言行。

7月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庐山开办训练团，聘请名流学者、大学校长、教授为讲师，轮训部队的中、上级军官和文职人员的中学校长、国民党各省市党部委员，以及县长、专员等，以统一国民党内对抗战的思想，可以看作是国民政府对抗战所做的实际准备工作之一。该训练团由蒋介石兼团长，陈诚担任教育长，直接参与其事。可惜的是，训练团只开办了两期，“八·一三事件”就发生了。

8月18日，陈诚奉蒋介石电召抵达南京，策定抗战计划与战斗序列。在上一年度已经做出最高作战原则的基础上，他进一步认为：我国因军事落后，且未有充分作战准备，不宜实施迅速决战之战略。但我国国土广大，人口众多，经济资源散在各地，具有长期作战之条件。故我国对倭作战之最高指导方针，不能不根据现实之客观条件，实施持久消耗战略。在此项大方针下，国军作战之具体运用，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为持久抵抗时期；第二期为敌我对峙时期；第三期为我总反攻时期。

在抗战第二时期，国军对倭寇之攻势，仅作有限度之抵抗，尔后主动转进，以消耗敌人战力，保存我军主力，借以空间换时间，扩大战场，分散敌军兵力，以求达成提早阻止敌人前进，及建立长期抗战力量之目的。

陈诚的看法显然打动了蒋介石的心。当即，蒋介石给予了他三项任务：一是赴华北向晋、陕将领说明中央之决心与应抗准备；二是赴上海视察张治中部作战，并协助之；三是速拟定战斗序列。

但是，陈诚当时没有担任直接抗战之任何职务，不知道以何种名义从事所赋任务，便向蒋介石明确提出这件事。蒋介石似乎也没有想到这一点，立即反问：“以何种名义为宜？”陈诚说：“如果领袖对余欲机动使用，可给一高参名义。”蒋介石觉得高参的名义太小了，说以“行辕为佳”。

他们返回南京后，陈诚如实反馈了前线态势，并分析了作战关键。显然，陈诚的态度跟正在上海指挥战事的张治中趋于一致，却跟何应钦具有天壤之别。起初，当张治中向军事委员会报告他准备将部队化装成保安队进驻上海时，因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何应钦当面不敢说什么，却在张治中离开之际，私下里拍着这位京沪警备司令的肩膀，说道：“文白兄，这样会出事的呀。”不敢抵抗的态度昭然若揭。

听了陈诚的建议后，蒋介石当即任命陈诚为第3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15集团军总司令，指挥所部在上海与日寇决战，并增调部队赴沪参战。于是，由日寇率先挑起的华东战事，演变成了一场具有决定中国抗战形势朝什么方向发展的大规模会战。

8月22日晚，日寇以大将松井石根为司令官，率第3、11师团等部，在吴淞、川沙强行登陆。

这时，陈诚已经被任命为第15集团军总司令，亲临上海指挥所部对日寇进行阻击。他一上任，立即调集自己的嫡系部队土木系人马开赴淞沪战场，尤其是被誉为国民党军中头等主力的王牌军也是他一手创建起来的第18军，本已在赶赴华北战场的道路上，在他一声令下，该部迅速调头转赴华东战场。临战前，陈诚命令第18军：“只要完成任务，打光打尽也在所不惜。”

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几乎人人都爱兵如命，生怕自己的人马受到损失后，自己便会失去应有地位；相较而言，陈诚宁愿自己的人马打光，也要与日寇拼一把的精神与气魄，确实体现了他是一个爱国将领，是一个真正的主战派。

他的第一次对日作战部署是：以第87师之一部及教导总队之一团、上海保安总团一部向张华浜登陆之敌攻击；令在吴福线之第11师及在杨行、宝山方面的第98师转向狮子林、川沙口方面之敌攻击；用汽车输送在昆山、吴县附近集结的第67师向罗店挺进；并急调正向常熟、福山前进之第14师，向太仓、罗店方面前进，以求会歼登陆之敌。

但当上述各路人马赶到指定位置时，日寇主力已登陆成功，中国军队无法达成陈诚赋予的任务，一直在罗店及其附近地区与日寇展开前所未有的大血战。尤其是第18军下辖之核心部队第11师，凭借手里简陋的武器装备，在罗店地区与优势的日寇激战一个多星期，竭尽全力，打残了敌人，也打残了自己，为中国军队树立了典范。可惜的是，由于日寇增援不绝，中国军队不仅未能将敌压迫在江中而歼灭之，反而损失了很多人马，逐渐失去战役初期的主动权。

在情势发生逆转的前提下，继续向日寇发动进攻，只会增大中国军队的伤亡。因此，陈诚向上峰提出建议：迅速转移阵地，逐次抵抗。此建议获得了第3战区司令长官以及军事委员会的同意后，9月17日，陈诚命令所部人马退守北站、江湾、庙行、罗店、浏河口一线，转入防守。

9月2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整第3战区作战部队，将第15、19集团军组成左翼军，任命陈诚为左翼军总司令，全面负责这一线的作战指挥。

第二天，日寇为确保其侧背安全，在战车、火炮、飞机掩护下，向浏罗公路猛扑。中国守军奋力抵抗，死伤惨重。

这时，鉴于中国军队已失去了作战主动权，继续采取原有的战法与日寇死拼，不仅损失会更加惨重，而且整个战线有被日寇攻破的危险，为了保存抗战力量，陈诚立即向蒋介石提出：如无生力军加入，即应转移阵地，调整部队，继续抗战。获得蒋介石同意后，陈诚即部署左翼作战军向蕰藻浜南岸、陈行、广福、施相公庙、浏河一线转移。

10月11日，为了控制大场、南翔，切断闸北、江湾、庙行中央作战军归路，日寇向蕰藻浜中央作战军发起攻击。

尽管投入战场的中国军队已经打得精疲力竭，但增援部队之第5军以及桂系人马第171师、第173师、第174师和第176师还在陆续向上海输送。于是，陈诚认为可以利用这些生力军对日寇发动一次攻击战，以改善中国军队的防御态势。根据各路增援部队抵达战场时间的不同，他对这次作战提出了三条意见：

第一是以第5路军由蕰藻浜滨北岸，同时以2个师由蕰藻浜滨南岸，各以一部由南岸及罗嘉公路以北取攻势，对敌实行歼灭战；第二是以第5路军据守蕰藻浜滨南岸，以第16军和第66军之一部，再另抽调几个师，由蕰藻浜滨北岸突击，将渡过蕰藻浜滨南岸之敌包围歼灭；第三是暂取守势，待第5路军集中后，再相机出击。

按照陈诚对自己所提建议的排序来看，显然，他自己最中意的是第一条，最后一条在他看来实为下下策。然而，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做出的决定是采用第3条建议。但因情况所迫，不得不做出一些调整，决定乘敌攻击疲惫之机，突予猛击，以求击破渡过蕰藻浜滨南岸之敌。

10月25日晚，中国军队发起了总攻。经过三天激战，中国军队不仅无法达成作战目的，反而损兵折将，丢失了不少阵地。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军队不得不撤至苏州河南岸到小南翔一线。

11月初，敌第6、第18师团登陆杭州湾。9日，整个淞沪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全部陷入敌人的大包围圈中。

这时，按照已被任命为整个淞沪战场前敌总指挥的陈诚的想法，各部应迅速转进至武进一带的国防线，依托修筑好的阵地逐次抵抗野蛮的日寇。可是，蒋介石以九国公约正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会，为争取国际荣誉为由，需要部队再支持三天。委员长发了话，陈诚不得不遵令率部继续苦苦支撑。

中国军队接下来的战斗情形就只能用混乱两个字来形容了：部队伤亡惨重，每师只余数百人，整个战线已被日寇冲得支离破碎。

这时，陈诚不得不下达后撤命令。后撤引发的混乱更加骇人听闻，高级将领如薛岳、胡宗南、孙元良、桂永清等，均仅以身免。陈诚亲自到昆山坐镇指挥中国军队的后撤，使出浑身解数，终于抑制了崩溃之势。

12月1日，江阴要塞陷落。日寇分4路进犯南京。蒋介石召陈诚入京，询以战守方略。陈诚说：“如令我守城，谨当遵命。否则，我军应迅速脱离战场，撤至皖南，以南京为前卫阵地。”蒋介石思考再三，决定放弃南京，命陈诚赴皖南布置。这时，跳出一个唐生智。此人极力向蒋介石进言南京不可轻易放弃，应该增调劲旅，自己愿意死守南京。蒋介石被打动，乃决定由唐生智率军保卫南京。可仅过数日，12月13日，南京即告不守。守军三面受敌，北临大江，无路可退，数万国军惨遭杀害，牺牲之惨烈，为8年抗战所仅见。

南京即将失守之际，国民党军政领导机关大部分迁移武汉。这年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了武汉卫戍总司令部，任命陈诚为总司令。同时，陈诚还兼任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部长、湖北省主席、航空委员会委员、中央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书记长、中央训练团教育长等要职。随后，为了保卫大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了第9战区，任命陈诚担任第9战区司令长官。因为他一举一动皆刻意追随乃至模仿蒋介石，国民党内部称他是“蒋介石的替身”“袖珍版的委员长”“第二号人物”。

武汉是中国内地水陆交通枢纽，在南京陷落后，成为抗战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陈诚认为徐州弃守后，武汉就是敌人势在必取的唯一目标，保卫武汉战略要点，应以三镇为核心，使其灵活运用，发挥抗战的最大力量。

还在整理陆军期间，陈诚鉴于当时中日关系日趋恶化，对武汉城防设计曾经作了两次调整。其防务要点是：

第一，对敌潜在的势力，预作歼灭之处置。

第二，对长江上下游侵入武汉之敌舰，则巩固江防，以歼灭之。

第三，对将来武汉会战，使中国军队得以依武汉要塞为轴，在武汉附近歼灭敌人。

当武汉已面临现实危险的时候，继续停留在设计层面上显然是不够的。为了尽快构筑核心阵地，陈诚决定，对武汉城防附近之要塞筑城，分为“江防”“陆防”，根据蒋介石“选择要点，构筑必要工事”的手令，先构筑为阵地骨干的永久性工事，其他只准备材料，俟作战部队临时构筑。

纵观尔后武汉会战的进程，中国方面正是按照这一构想展开作战行动的。不过，由于中日双方武器装备、官兵的军事素质、战斗意志等诸方面的原因，一些江防要塞并没经过激烈的战斗就落入敌手，致使武汉很快沦陷。

武汉会战的关键战斗是从1938年7月22日开始的。

那天夜里，日寇波田支队从鄱阳湖滨的姑塘登陆，继而侵占九江。紧接着，日寇以5个师团分左右两路，夹大江南岸向西展开猛烈攻势。第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命令李汉魂的第29军团撤至庐山两侧及南浔路一带，依托有利地形，与向南昌进攻的敌左路军相持一个月之久，予敌第106师团重创。8月10日，第2兵团的第3军团，在瑞昌东北一线与登陆的右路日寇波田支队激战两星期。后来，日寇以主力第9、第27师团，在数十架飞机掩护下，分三路合击瑞昌，并施放毒气，致第3军团伤亡惨重。瑞昌失守后，陈诚又令第31集团军和第32集团军，阻击向赣北马头镇和箬溪进攻的该路日寇，双方激战20余日。9月14日，马头镇陷落。24日，该路日寇再占富池口时，第2兵团续调第6、第53、第75、第98军驰援，双方相持于鄂东南大冶、阳新一线。后日寇一部苦战月余，于10月5日占领箬溪，续陷辛潭铺，迫近粤汉铁路重镇威宁。

此时，左路日寇第101师团、第106师团沿南浔铁路会攻江西德安。薛岳第1兵团第9、第20集团军在德安北部马回岭地区层层设防，给敌人以有力打击。10月上旬，第1兵团再调第4、第32、第66军在德安西北万家岭一带组织包围反击，歼敌4个联队。

经过4个月的节节抵抗，陈诚奉蒋介石命令，按预定计划，于10月25日将部队全部撤出武汉，退至江西、湖南两省的永修、幕阜山、岳阳以南一线。

武汉沦陷后，陈诚将第9战区司令长官交由薛岳代理，自己赴渝请训。他向蒋介石报告说：“以兼职过多，不仅招致物议，抑且有误事公。请就可能，畀以专职，或可无大遗误。”当即受蒋面谕：“以办理政治部事宜为主，鄂省主席则令严立三兼代。”但实际上，陈诚仍不时奉派赴湘、粤、桂等地指挥战事。

1939年9月，日寇以赣北、鄂南两路策应湘北主力军，会攻长沙。陈诚奉命和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抵湘，协助第9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指挥作战。

出发前，陈诚曾将“守”与“不守”长沙的选项及其理由报告给蒋介石，从蒋介石那儿得到了“不守”的批复。因此，一到达渌口，他就将蒋介石的旨意转告给薛岳，希望薛岳执行不守的命令。

薛岳在北伐时期曾被白崇禧撤销过第1师师长的职务，因而与白崇禧产生了怨恨心结，转投正在招兵买马的陈诚，受到了陈诚重用，从此以后成为陈诚土木系的重要将领，对于陈诚的对立者白崇禧与何应钦，他是坚决反对的，以此显示对陈诚的忠诚。只要何应钦以参谋总长或者军政部长名义给他发来的电报或公文，白崇禧以军训部长或者西南行营主任的名义给他电报或公文，只要不合他的心意，他就批上“不理”“胡说”，置之不理，乃至讥笑怒骂。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论国民党高级将领指挥部队对日作战，取得的战果最大、击毙击伤日寇数量最多，薛岳当属不二人选。对于这样一个人，只要他认为可以对敌作战，他就会一直坚持到底，无论谁说情，他都会坚持己见。

不过，薛岳并不是常常打胜仗的人，有时候，甚至更多的时候，在对日作战过程中，打的都是败仗。此前在刚刚代理第9战区司令长官时，他指挥所部与日寇进行了南昌会战。这一仗，他就稀里糊涂地打败了，使得陈诚尔后因为丢失了宜昌，连同武汉会战时期丢掉了武昌，被人讥讽为“三昌将军”。

这次，陈诚与白崇禧一道来到薛岳的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执行蒋介石的指示，试图说服薛岳不守长沙。面对陈诚的劝说，薛岳自然无法顶撞他，只有朗声说：“长沙不守，军人之职责何在？”

白崇禧则坚持持久战之义，以保全实力为务的道理劝说薛岳。薛岳哪里肯听他的劝说，再三坚持自己的观点，与白崇禧唇枪舌剑，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陈诚见二人相持不下，心里已有些偏向薛岳了，乃建议且就当前敌我情势，审度国军有无一战之可能，再作决定。薛岳极言士气可用，可以一战。据此，陈诚向蒋介石如实汇报。蒋介石也想打一次胜仗，遂改变初衷，收回成命。后来，第9战区将士在薛岳的指挥下，先逐次阻击敌人，后因时因地制宜，下令反攻，迫使敌人狼狈北窜，于10月6日恢复战役前之态势，造成第一次长沙大捷。

1939年12月26日，粤汉路湘粤边界战局趋向紧张之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陈诚前往协助指挥这一方向的中国军队作战。在陈诚临行前，蒋介石特意告诉他：“已告第4战区张长官发奎，必要时可以放弃韶关，因无援军可派。”

陈诚当即报告韶关不可放弃，并说服蒋介石将第9战区之第54军调粤增援。

1940年1月2日，进攻韶关之敌，被第54军击破，狼狈南窜。中国军队随即展开追击，并相继克复翁源、良口、清源等地，完全恢复战役前的状态。纵观此役，陈诚力举坚守韶关，并调动土木系人马应援，乃是获胜的关键。

1940年6月2日，因宜昌方面军事紧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命令陈诚赴战地督师。次日，陈诚即抵达宜昌西郊，驻节三游洞。从4日起，日寇出动10万大军，陆空协同，兵分南北两路，侵犯宜昌。敌人挟其优势装备与陆空协同之力，攻破了中国军队的防御阵线，以至荆门、当阳、沙市、江陵等要点，相继失陷，宜昌直接暴露在日寇的攻击面前。随即，日寇出动飞机日夜轰炸宜昌，守军伤亡殆尽，至6月12日晚亦告不守。次役，李宗仁判断失误，调走了宜昌守军第94军和第75军诚然是最大的败因；但陈诚未能按蒋介石的意旨，令汤恩伯部由襄樊南下援宜，不能说不是此次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此，几乎可以肯定地说，陈诚是一个军事人才，却绝对不是军事干才。

宜昌失守，重庆门户洞开。敌人在侵占宜昌后，已有大举西犯之迹象。为了拱卫陪都重庆，军事委员会虽说大多数成员不主张反攻宜昌，却决定增设第6战区，全权负责指挥湘鄂川黔交界地带中国军队的行动。第6战区司令长官的人选，确定为陈诚。为此，陈诚得以再负战区责任，并重新主持湖北省政。

如何才能达成第6战区担负的使命，是摆在陈诚面前的首要问题。对敌我双方的军事形势进行反复思考后，陈诚于1940年8月7日拟定了如下作战方针：本战区以确保酉（酉阳）、秀（秀山）、施（恩施）、巴（巴东）及三峡一带要区，相机规复荆、宜、武汉之目的，以有力一部扼守长江南北岸山地，及沿江湖现据各要点，拒敌进犯，予以严重打击。并于桃源、慈利，及资邱、贺家坪、庙河，亘大峡口之线，预为韧强之防御设施，以主力先控置施巴路，诱敌于山岳地带，予以歼灭之打击。但乘敌通过江湖及山地之过失，我主力军应对常德、澧县、平原及长阳、曹家畈、石牌以西山地，为机动之准备，将敌各个击破而歼灭之。

后来，军事委员会颁发的拱卫陪都作战计划，就是根据陈诚上书计划制订的。

制定作战方针，并没有什么困难，困难的是如何执行这些方针。这里面要解决的问题很多，诸如部队缺额问题、军粮问题、军需问题、部队政工问题、卫生医务问题、训练问题等等。如何一一解决它们？陈诚采取的办法是先以大义电告所属各部队高级将领。

原电云：

当此国际情势骤变，抗战已届严重阶段，本战区扼守行都门户，责任尤为重大，故委座最近曾有“军事第一”“第六战区第一”之训示。良以倭寇侵华三载，其势黔驴技穷，今后恐将不惜孤注一掷，加紧军事进攻。其进攻目标，自在我最感威胁之重庆，而其进攻之路线，定取与重庆距离最近之长江两岸。本战区既负有拱卫行都之任务，必与敌作最后之决战，故较其他各战区尤为重要。而吾人所负责任之重大，亦于此可见。深望诸同志一本委座之训示，淬砺奋发，痛改前非，以达克敌制胜之目的。本战区成立伊始，一切犹待吾人之努力者固多，然我革命军所赖以克敌制胜之自信者，端在吾人亲爱精诚与不成功便成仁之革命精神与决心。相信本此精神与决心，必可克服任何困难，争取最后胜利。于此尤应为我诸同志告者，过去少数部队，由于对己认识不足，缺乏与敌作战之坚强自信；由于对敌估量过高，发生败北主义之动摇观念，此种错误卑怯之表现，实属无异助敌。吾人必须发扬我革命军人大无畏之精神，彻底粉碎过去畏敌之心理。至于后方一切应行准备事项，诚此次赴渝，大体均有头绪，正在逐步进行。诚既负本战区之军事责任，自当尽个人最大之努力，以减少诸同志之困难，而免影响于作战。深望诸同志兢兢业业，咸抱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之气概，与死得其时、死得其所之决心，利用时间，加强训练，积极准备。应知为主为奴，系此一战，各人必须尽最大之努力，完成革命之使命。临电神驰，愿共勉旃！

在上电发出的同时，陈诚即着手解决部队缺额及军粮问题，并决定了重要的部队教育方式，制定了一系列有助于招募和训练兵士的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1940年9月27日，陈诚正式指挥第6战区将士发起了反攻宜昌战役。

此次作战之前，陈诚做了很多方面的准备，并且调集了雄厚的兵力，与日寇相比，成十倍之，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故兵锋所指，几如泰山压顶。日寇在这种情形下，只能困守据点，不敢与中国军事对战。饶是如此，因日寇的工事构筑坚固，武器装备占据优势，中国军队每攻下一据点，均须付出很大代价。

随后，陈诚调整部署，命令各部应不顾一切，猛向敌后突进，务使日寇不能集中防御；随即又对第6战区各部划分了攻击地域，指派突击部队，以面的占领，先将敌全部据点各个围攻或监视之，使其陷于无法援助，并集中炮火逐点击灭。

至10月6日，整个战况已经进入掌握钳制敌人阶段。为此，陈诚再度命令各军急攻鸦鹊岭、土门垭、杨岔路、荆门、当阳等要地，以牵制敌军并掩护主力部队进攻宜昌。7日，中国军队兵分两路向宜昌市区猛攻，曾一度占领该城。不过，日寇随即猛烈反扑，致使该城旋即丢失。这天，宜昌城内受炮火袭击，整天大火不断。8日，陈诚派江防军副总司令李延年为宜昌攻城司令，统一指挥围攻部队的作战行动，并命令第33集团军所属各部确实阻止荆门当阳之敌西上增援。9日，江防军编组3个突击营再度向宜昌市区展开猛攻，于夜间攻入市区，与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并最终打败了敌人，迫使敌人仓皇逃避。次日天亮之际，敌由西岸及杨岔路，抽调部队，向中国军队展开逆袭；敌机30余架亦凌空向攻城部队轰炸，并投掷毒气弹。中国军队伤亡惨重，不得已转移原阵地。

于是，反攻宜昌战役功败垂成。即便如此，第6战区还是取得了不少的战果：敌军伤亡官兵6 400余名、马40余匹，俘虏敌军23名、马15匹；掳获山炮2门、重机枪8挺、轻机枪26挺、步骑枪180支、掷弹筒70具，其他军品甚多；击毁敌机16架、兵舰1艘、装甲车汽车115辆、野炮2门；破坏公路75段、桥梁38座、仓库3所；攻克据点80余处。

自反攻宜昌之战结束后，第6战区方面之敌我对峙状态一直保持了一年多。这期间，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当局掀起的第2次反共高潮达到顶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亲自指示陈诚配合行动，在湖北境内展开对新4军的攻击。为了保存抗日实力，陈诚没有投入正规部队进行反共战争，而是指示游击队对新4军第5师发动一些小规模袭击事件，以应付蒋介石。他甚至勾勒出一个计划，准备命令人马化装成新4军第5师，广泛袭击日寇，挑起日寇与新4军第5师之间的直接冲突。可是，这个计划遭到了蒋介石的否决。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陈诚主持湖北省政，基本上能使辖区老百姓生活安定、军民协调，并在此基础上，在军事方面随时都准备和敌人较量一下身手。

1942年底，侵入苏联的德军已成强弩之末，苏联红军已展开反攻。在北非方面，从1943年10月阿拉敏一役起，英军已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国已由守势地位，逐渐转换成攻势。轴心国与同盟国之间的整个战局从此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日寇唯有在中国战场上找出路，或有一线希望。于是，日寇发起了鄂西会战。

当时第6战区的正面，右翼自湖南南县起，沿湖沿江经石牌要塞而至江北之远安县属，左翼则直到襄河西岸一带，均属该战区作战范围。如何迎战敌人的进攻？第6战区所辖9个军的兵力，平均使用在幅员如此广阔的山岳纵横水网迭起地带，很容易被日寇逐一击破，为此，必须判定日寇的主要进攻方向，或者哪一个方向对自己的威胁最大，集中兵力部署于此，才能形成重点，在战场上构成对敌人的局部优势，坚守住既设阵地，并进而打破敌人的进攻。恰恰在这个问题上，第6战区高级将领存在争议。

大多数高级将领认为鄂西山地崎岖，人马难行；三峡天险中，又有坚固的石牌、庙河两要塞，敌人绝不敢溯江西犯。敌如进犯，必由两翼，或则北犯襄樊、老河口，转趋巴东、兴山；或则南由松滋、枝江渡河，直扑石门、澧县、常德。因此他们极力主张第6战区的兵力应保持重点于两翼，不应置于敌人进犯公算较少的江防方面。对于这种看法，陈诚却不敢苟同。他认为大势所趋，轴心国已渐走上日暮途穷之路，敌人欲于死中求生，唯有铤而走险。重庆为中国战时首都，是指挥全国抗战的神经中枢，敌人既已据有宜昌，如因利乘便，溯江西犯重庆，仍为解决“中国事件”之最简捷途径。为此，陈诚坚决主张应配置重点于以石牌要塞为中心的江防，而不应偏重襄樊或常德两翼。在他看来，退一步而言，即使敌军进犯两翼，中国军队失利，亦犹有补救余地，至少尚不致动摇国本。如江防空虚，万一敌由此路长驱直入，则后患不堪设想。

最后，军事委员会核准了陈诚的意见。为此，第6战区在江防正面配置了3个军的精锐部队。

尔后的作战行动表明，陈诚根据“毋恃敌之不来，恃吾有以待之”的兵法原则做出的判断异常准确。中国军队的部署与调动没有重走李宗仁枣宜会战的老路，是鄂西会战赢得胜利的重要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鄂西会战的胜利，陈诚居功厥伟。

但是，当鄂西会战爆发之际，陈诚已经离开第6战区，正主抓远征军的训练、补充、整顿工作。接到重庆林蔚文的电话，陈诚知道蒋介石要亲赴恩施，指挥第6战区战事，立即请求林蔚文转报委员长批准他回鄂指挥作战。

蒋介石当然很清楚，如果自己亲自指挥鄂西会战，万一失败，自己的威望必定会受到很大打击；倘若发生不测，问题会更加严重。因此，陈诚能够主动要求代替自己前去指挥第6战区的作战行动，蒋介石大喜过望，即刻顺水推舟，将这副担子交给陈诚。

时军事紧急，第6战区代理司令长官孙连仲已赴常德，鄂西境内人心不免浮动。陈诚一回来，立即做稳定民心军心工作，在执行疏散计划的同时，分电前方各总司令、各军长，勉全体官兵，振作精神，严明纪律，戮力同心，共歼顽寇。

1943年5月19日，日寇由暖水街、刘家场、茶元寺等地，全力西犯。中国军队抵挡不住，节节后移。至23日，渔洋关失守，敌军继续西犯。次日，长阳失守，宜昌西岸之敌，亦合力进犯。

危急关头，蒋介石电话指示陈诚：“石牌要塞须独力固守十天，希望成为我国之斯大林格勒，如无命令撤退，即实行连坐法。”

为了执行蒋介石的电令，陈诚命令自己赖以起家的部队第18军第11师胡琏部死守石牌要塞，并预作孤军作战准备。

5月29日，敌军攻势已达高潮。石牌要塞前，敌军攻势甚烈。攻击石牌要塞之日寇，死伤极重，但仍强攻不舍。陈诚当即与胡琏通电话，把蒋介石的命令告诉了他，胡琏回答道：“请放心，我誓与要塞共存亡，以保持第18军荣誉。”

5月30日，日寇攻势已告顿挫，综合各方面的情报，陈诚判断敌军有退却模样，当晚即下达了全军追击的命令。

5月31日，第6战区各部开始进击，于长阳、聂家河、枝江、宜都、茶店子等地，先后遮断敌人的退路，几经激战，斩获甚众。至6月3日，江防军已完全恢复会战前之态势。9日克复枝江，12日克复松滋，14日克复公安。至6月中旬，除藕池口一地外，江南方面一律恢复原来态势。鄂西会战至此遂告胜利结束。

1942年5月，中国远征军第1路军入缅作战失败后，中国入缅部队除一部辗转撤入印境外，大部均转进怒江东岸，隔江与敌成对峙之势。

这时，国民政府为防止滇西敌军东窜，并为准备反攻，调集了大量部队进入云南，为统一指挥起见，设立远征军司令长官部。1943年2月，蒋介石将远征军司令长官人选圈定为心腹爱将陈诚。

1943年3月23日，蒋介石审定了军政部云南练兵的具体计划，命令有关部队迅速向云南集中。随后，陈诚带领大批人员到云南，在楚雄建立了“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并将楚雄以西所有军队指挥权从昆明行营的系统分割出去，掌握在自己手里。

与史迪威经过数日咨询研讨，明了敌我的总体情势以后，陈诚提出了调整部署的方案：

一、滇西方面：以第71军任怒江防务，第36师改为独立师，属第11集团军，接替腾北游击任务。第6军之第93师任车里、佛海守备，军部率其余2个师开盘县、普安整训。第2军主力2个师开顺宁镇接替第6军之云滚路方面任务，余1个师开祥云附近。第93军军部及所辖2个师开西昌会理整训，余1个师另有任务。

二、滇南方面：第1集团军仍旧，第9集团军所属第52、第54军开文山附近。

三、昆明防守：第5集团军所属第5、第6军任之。

四、其他：第53军暂驻镇远、黄平，第8军先开兴仁、兴义，第74军暂驻衡山。

1943年5月5日，陈诚拟定远征军作战计划，预定在中国驻印军和英美盟军同时发动攻势时，远征军就从云南出击，相互呼应。正在此时，日寇进攻鄂西，陈诚奉命赶回第6战区指挥那儿的中国军队进行鄂西会战。打胜了鄂西战役后，直到6月中旬，陈诚才返回楚雄，继续挑起远征军的担子。

此时，情况已发生了变化。1943年10月12日，陈诚修订作战计划，预定在美英盟军对缅甸发动攻势的同时，以远征军主力攻击腾冲、龙陵，进出八莫和九谷一线，然后攻击腊戍，12月完成作战准备，实施安纳吉姆战役计划。

可是，从10月中旬开始，陈诚胃溃疡发作，勉强支持到11月底，仍无痊愈希望，势必回渝调治不可，这才不得不辞去远征军的职务。因而，1943年11月23日，就在反攻作战即将打响之际，蒋介石任命在成都赋闲的原第1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为远征军代理司令长官，全权指挥远征军作战训练。

从此以后，国民党高级将领、蒋介石的心腹爱将陈诚再也没有直接指挥部队对日作战。不过，他在抗日战争中的所作所为无疑表明他不仅是一个主战派，而且是一个尽心尽力为抵御外侮贡献自己力量的主战派。历史会永远记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