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铜时代，东川出产的铜不仅在云南境内流通、使用，还传输到其他地区。从考古发掘青铜器矿料的科学测定来看，四川广汉三星堆、河南殷墟的青铜器其部分铸造铜料便来自东川。
据滇东北铜矿的能谱成分分析，其所含铅的比值都基本在10%～15%之间，有的甚至在10%以下。古东川铜就含这种铅同位素比值非常低的异常铅。
自1933年三星堆遗址发现以来，考古发掘出大量精美的青铜器，包括青铜生产工具，如刀、斧、凿等；青铜兵器，如剑、戈、矛等；青铜礼（容）器，如罍、鼎、甑、釜、钲、编钟等。最引人注目的，还有一批青铜面具和大型青铜雕像群。从目前三星堆已出土的青铜器的用铜总量来看，估计约在8～10吨，天然铜矿的含铜量一般在10%～14%之间，若计上冶炼和铸造过程中的损耗，要得到如此巨量的纯铜，大约需要100吨天然铜矿。这样的需铜量，单靠附近矿藏的供给是很困难的，应该有其他的来源。
三星堆青铜器引起了广大学者的注意，中国科技大学的金正耀先生曾对三星堆青铜器进行同位素比值研究，分析发现一、二号坑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相同，应该是大量采用了同一种铜矿料[52]。后来经朱炳泉先生研究，这些含有高放射性成因的异常铅青铜器的相关原料产地可能是滇东北一带。东川铜矿经检测，其铅同位素比值与三星堆部分青铜器相同，即古堂狼铜的同位素比值与三星堆一、二号坑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是相同的。由此表明，四川广汉三星堆的众多青铜器的部分铜料采自东川。
同样，对殷墟青铜器的能谱成分分析，也表明青铜时代云南的铜矿矿料曾进入中原。
1984年，在中国科技大学钱临照教授指导下，金正耀先生对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部分青铜器进行矿料来源的铅同位素研究，发现这些青铜器的矿质不是来自中原，而是来自滇东北[53]。晚商青铜器铸造所用的一些铜料铅同位素比值较低，而“这种异常铅目前只发现于云南的永善、昭通、巧家一带及新平、元谋。从史籍和考古材料看，中原青铜器的异常铅矿料采自永善、昭通、巧家一带的矿山可能性极大，这不仅是因为这一带地区矿山的铅同位素比值最低，和中原青铜器的异常铅同位素比值吻合；而且这一带地区位于古代中原进入云南的交通要道上，又是云南乃至我国的重要金属矿产区”[54]。
国内的研究得到国外研究的肯定和证实。日本名古屋大学名誉教授山崎一雄等人也测试了据推测是商代的二件戟，发现它们的铅同位素比值也非常低，这两件戟的矿料产地亦是云南。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文献资料的丰富，殷墟青铜器矿料来源定点研究越来越精细。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采用“化学检测分析法”“仪器检测分析法”两种方法中的“化学法”“发射光谱法”“燃烧碘量法测定硫”和“硬度计测定法”成功地测定了91件殷墟妇好墓出土青铜器物的合金成分，结果表明殷商铸造青铜器的铜矿料来自云南金沙江流域的巧家一带。
科学技术证明了青铜时代东川铜料使用的广泛性。从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内涵看，中国青铜时代，祭祀和战争在国家大事中占有重要位置。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与祀都需要铸造大量的青铜礼器和兵器，来获取政治权力，显示和维护其政治权威和社会地位。大量青铜器的铸造十分惊人，1976年殷墟商墓出土468件青铜器，总重1 925公斤，铸造这些青铜器大约需8吨多铜矿石。需求量大，而中原铜矿资源有限或未得到充分开发，则铜料资源必然仰给于外地。以东川为代表的滇东北是铜矿的富产地，中原地区向这里采集铜料，也是可能的。
同时，根据中原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特征，“不仅商代，而且西周、东周中原地区部分青铜器的矿质也来自云南，但这种云南矿质是随时间推移逐渐减少的。减少的原因据推测是由于商周以后靠近中原一带的矿产已被开发（比如湖北铜绿山铜矿及安徽南陵铜矿等）”[55]。
以上研究说明，东川铜矿的开发具有悠久的历史，是先民最早使用的铜矿之一。古东川的铜矿不仅供本地冶铸使用，还辐射到云南境内的其他地区。由于西南经巴蜀至中原的道路开通，古东川的部分铜资源还流通至广汉三星堆，甚至输送到中原地区，成就了商周中原和巴蜀三星堆灿烂的青铜文明。东川铜矿对西南乃至中原的青铜时代，影响是深远而且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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