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东川铜业

魏晋南北朝时期，今云南及黔西、川西南的部分地区在文献记载中统称为南中。原朱提堂狼之地为一些大姓盘踞，形成了豪强势力。由于矿冶发达，朱提堂狼一带仍然发展为南中经济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但在社会动荡、豪强大姓和部曲阶级分化极度明显的社会背景下，东川铜业发展缓慢。加之东汉以降，云南铁的采冶逐渐发展起来，到晋代已颇有进步，达到需要为之设官管理的程度。铁的金属性能优于铜，尤其硬度较铜为高，因此南中冶铁业出现后，在冶金业中的地位超过了铜，一些重要铸器如兵器、农具等，其质料已为铁所取代。铜在冶金业中固然尚占有重要地位，不过主要用来制造生活用具、马具、饰物及少量的铜俑了。此期随着宗教的传入，也开始了宗教法器的铸造。

东汉时期，云南隶属于益州刺史管辖，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在朱提、堂狼地区设置“犍为属国”。这一地区在西汉为“犍为南部”，改为“属国”，是向政区的演进。东汉末，原先居住在以朱提、堂狼为中心地区的僰人远迁洱海地区，而叟族则大量移居进来。同时，郡县长官虽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免，但郡县僚佐例由郡县长官辟用当地汉人充当。少数朝廷委派的官吏在任职期间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使社会经济面貌略有改观。但与此同时，云南一些豪强势力日益庞大，出现了不少世为郡吏并拥有大量部曲的大姓，少数民族之中也出现了不少昆明族、叟族的奴隶主贵族。在朱提、堂狼地区如朱褒、孟琰等人便是西汉以来进入云南地区屯戍的汉族移民中发展起来的豪强大姓，经过世代定居，多少有点夷化，他们掌握了统治地方的实际权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云南地区被称为南中，基本上为大姓所割据。这段时期东川地区的建置变化较大。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蜀汉政权将“犍为属国”改为朱提郡（郡治在今昭通市），下辖朱提、堂狼等县。朱提郡为“南中七郡”之一，统归“庲降都督”领导。西晋时，划全国为19州，云南为宁州，其郡县与蜀汉相同。东晋南北朝时，因中原王朝势力较弱，朝廷委派的官吏多不到任，无力对南中地区进行有效管理。

由于中央政府无暇顾及经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矿业凋敝。唯三国时期，“蜀汉政权曾铸值百五铢钱，铸钱所用之铜，无疑当时朱提堂狼所产。可见在三国时期，朱提堂狼铜仍在开采使用”^[1]。但这是承东汉之余绪，开采甚微，其规模、数量均与秦汉相去甚远。两晋南北朝时，全国范围内只有少数铜矿曾继续开采，但产量均不甚高。南北朝时货币奇缺，因铜矿久废，币材缺乏来源，甚至熔冶原料只能依靠销毁现成的铜器。而南中地区吏治腐败，政治混乱，大族之间相互攻伐，扰攘不宁，东川地区的铜矿采冶几乎废弛。

虽然东川铜业的发展陷入低谷，但这一时期出现了明确记载东川产铜的文献史料。成书于公元4世纪中叶的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云：“堂螂县因山名也。出银、铅、白铜、杂药。”这是中国产白铜的最早记录，该记录早于欧洲1400多年。但白铜的生产和使用与文字记载的出现并非同步关系，东川先民运用白铜的时间应当远远早于文字记载出现的时间。尤其在文化相对落后于中原地区的云南，文字记载异常缺乏，所以涉及古代东川生产和使用白铜的文献更晚。即使常璩的记载，也远远晚于古代东川生产和使用白铜的时间，但这仍然“是我国关于白铜的最早纪录。我国是最早生产和使用白铜的国家，东川铜矿当推有文字可考的世界最早白铜产区”^[2]。

白铜是以镍为主要添加元素的铜基合金，呈银白色，有金属光泽。白铜有较高的硬度和耐腐蚀性，延展性好、硬度高、色泽美观，其发明是我国古代冶金技术中的杰出成就，说明古人对合金的认识已达到相当程度。《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古代东川产白铜，代表当时东川冶铜业历史之久远和技术之进步。

南朝齐时，铜业稍有起色。《南齐书》卷37《刘悛传》记载齐武帝永明八年（公元490年），“悛启世祖，南广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顷地，有烧炉四所，高一丈，广一丈五尺。从蒙城渡水南百许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铜，又有古掘铜坑，深二丈，并居宅处犹存”^[3]。据方国瑜先生考证，两汉时期犍为郡有南广县；蜀汉时南广县辖于朱提郡；东晋分朱提郡立南广郡，宋齐因之，则南广地与朱提接壤。以地理考之，南广应在今镇雄，南广郡属临利县，在今彝良，其地与昭通接壤。则刘悛所谓南广郡界蒙山者，即是朱提山；所谓古掘铜坑犹存，即东汉故地无疑^[4]。但是刘悛又说：“邓通，南安人，汉武帝赐严道县铜山铸钱。今蒙山近青衣水南，青衣左侧，并是故秦之严道地青衣县，又改名汉嘉。且蒙山去南安二百里。”其实朱提山并不是西汉邓通铸钱之地。邓通铸钱在严道铜山，距离南广甚远。所以方国瑜先生云：“以南广界之铜山为邓通所开，是不知地理者之言。至谓蒙山近青衣水，则因附会蒙山为邓通铸钱而说之，未有确据。意谓齐武帝议铸钱，刘悛获闻南广郡有铜山，奏请往其地，所说蒙山铜矿，当是事实。而悛援引古事，附会邓通，则因不知地理而误也。”^[5]按此，齐时朱提堂狼之地铜矿已废弛，徒留前代掘铜坑而已。另外可知当时全国缺乏铜料，朱提堂狼地区铜矿久不开采，已不为外界所知；即使有所耳闻，大概从前代遗留之印象而来，模糊不清，乃至错误迭出。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东川铜业发展处于低谷期。从文献记载来看，常璩所著《华阳国志·南中志》的记载表明这一历史时段东川铜业缓慢发展，而《南齐书·刘悛传》则反映出东川铜业的颓势。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东川铜业，已变得不为人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