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时期东川铜矿的采冶

元明时期云南被纳入大一统王朝经济体系之后，东川铜业得到有计划的大规模开发。但元代东川铜矿的开采史无记载，其具体情况不得而知；明代的东川矿产留下少数遗迹，只可据之以窥见当时采矿之大体情状。然而元明两代均留下了许多铜器铸造的记录，真实地反映了东川铜料的使用及冶铸的技术水平。

东川境内的元明时代采矿遗址由于历史悠久，大多湮没无存。20世纪中叶以来，经地质工作者的调查，发现了三个古代采炼铜矿的遗址，其开始作业的时间大约在明代^[137]。

（一）老明槽采矿遗址

该遗址位于今东川汤丹镇菜园村西约2公里处，至迟在明初已经精细开采，是东川明清以来开采铜矿时间最早，沿袭最长的矿区之一。

“老明槽”即为古老的露天采矿场之意。日本地质学者山口义胜曾在《调查东川各矿山报告书》中描述老明槽遗址云：“老明槽，系往昔盛行露天掘迹地。地积颇大，断岩破石到处曝露，废石亦多散乱堆积。现今则在坑内采掘。此为汤丹厂附近第一繁盛之矿区。坑夫（合洗矿妇女）约五百人，出矿量日计约五六千斤。”^[138]

老明槽所处山体铜矿床距地表浅，储量大，含铜品位高，适合露天开采。遗址西南残留有许多清代的“札塘”（即蓄水射矿床的大水坑）遗迹，能蓄水在几百立方米以上。蓄水坑皆修建于地势较高的山腰台地，因大面积使用水力洗矿采掘，致使这一带地表沟壑纵横，表体碎裂，寸草不生。

今天老明槽山北坡尚遗存有上百个老洞。这些老洞洞口较小，进深较浅。地质工作者对其进行调查时曾有选择地实测了北坡半腰中段的3个老洞，3个洞水平排列，地处海拔约2300米。其中2个洞高在0.8～1.5米之间，宽窄不一，最宽不过1米。在进深约2米多处两洞交叉相连，因岩石塌落堵住洞道，进深不明。另一洞高1.8米，呈斜三角形，洞内能见度3米多，越往深处越窄。3个洞皆为汤丹矿区所称的“蚂蟥伸腰”洞，即在这类洞里采矿，得像蚂蟥般伸缩着躯体进退。

在东川历代残存的矿业遗址中，老明槽为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遗址之一，至今仍有乡镇企业或个体在此地采矿。遗址东南区域内是历代炼铜遗址。位于老明槽采矿遗址的汤丹马柱洞采场，是汤丹矿的主要采矿场之一。

（二）花子洞采矿遗址

本遗址最早于1953年因民矿的大规模地质勘探中发现，其地理位置在因民镇油榨房村东北700米，今因民矿供销科办公楼对面的猴跳岩下，地处面山南坡，海拔2450米。

经过多次调查发现，遗址为一洞口呈不规则扁圆形采矿洞。坐向南，顶略显弧形，洞口最高处约3米，内平均高在1.3～1.5米，宽约1.4米，进深14米。采掘面为逐渐向下坐的平巷，无框架支撑厢木。由于早年曾作为因民矿供销科的临时仓库堆放过设备，调查时与采矿有关的遗物已荡然无存。

花子洞采矿遗址岩质都较坚硬，采矿面岩石破碎，洞径较大。调查发现洞口岩层表面含有孔雀石、斑铜矿、自然铜等成分，古代寻矿者正是据此来判定矿脉走向及储量的。此洞采掘到深处，富集带上的铜矿脉消失，故采掘14米后弃洞而去。

花子洞采矿遗址初步断定其开采年代在明末清初，是东川矿区比较古老的采矿洞之一。

（三）老明槽炼铜遗址

该遗址位于汤丹镇菜园村以西约1.8公里处。地处历代采矿遗址区域内，原面积在1970年前保存有上万平方米，由于汤丹露天采矿场的生产不断扩大，使遗址面积逐年缩小。

今天映入眼帘的老明槽地区，尚遗留漫山遍野的废弃矿渣、炼铜渣，昔日的札塘遗迹和成千上万的历代老洞，构成一幅给人无限遐想的古代矿冶业残图。1986年，市文物管理所曾对遗址弃渣堆积层初步勘测，有的厚达4米，炼铜渣现分布面积约在1000平方米以上。

调查时发现残存炼铜大炉炉基3座，各炉相距5米，呈鼎足分布，残存炉膛和基座属同一类型。炉膛为泥质，残厚0.27米，上有铜液残附表层，炉壁发红，膛内径在1.5～2.3米间。炉基为毛石垒边，残高不足1米。

汤丹铜矿业在明代已很有名气，老明槽采矿、炼铜遗址地，一直是明清以来汤丹地区主要的采冶基地。

结合东川采炼遗址及元明时期工业技术发展情况看，东川地区“所探采的铜矿对象，主要是小而富的露天矿脉，一般多沿裂隙追索，其经验是‘有栓打栓，无栓打引’。故此，先审度山势，再寻找‘苗引’矿苗。”^[139]

和古代其他地方的采铜方法一样，元明以前，东川铜矿的开采方法经历了从锤击到“火烧水泼”的发展。元明大一统时期，东川地区采矿“火烧水泼”技术使用较为普遍。所谓“火烧水泼”技术，就是“采矿时遇到裸露出地表的矿脉岩层，先堆积大量木柴于其上，放火焚烧，将岩石温度升到一定要求，一般是烧得发红，此时迅速用水浇泼，使岩石遇冷骤然崩裂，再用槌凿撬取矿石”^[140]。

东川矿洞积水不多，采矿过程中排水基本依靠手工作业，元明时期也不例外。具体操作“主要有3种形式：高位矿硐开沟引水自然外流；低位矿硐的积水，多由人工用皮囊背出；积水较多的地方，须安设‘水龙’排水。水龙是一种用木或竹制成的筒形盛水器，直径12～15厘米，长300～500厘米不等。另用与长度相近的铁条或木棍，装上活塞及把手，插入洞中。排水时，以一龙的深度相序布设闸塘，一龙一龙地将水递次抽出钓井，抽至平推窝路自然流出硐外”^[141]。

露天采矿极为便利，但若深入地下，则照明亦为基本需要。元明时代的东川铜矿，硐内照明均用油灯。普遍的易行方法，则置油灯于高处，或用竖立的木杆之类悬挂。另一种油灯则“多为半球形灯盏，盛油250克左右，用棉制灯芯点燃，工作时插在工作者的包头布上或衔在嘴上。”^[142]在照明条件落后的情况下，东川铜矿的开采是极为艰难的。

元明时期，东川铜业与内地的联系增强。尤其是弘治以降，东川铜材作为原材料用于铸钱，更广泛地流传到国内绝大部分地区。

明代东川地区已经有繁忙的交通路线，天启《滇志·旅途志》载：“今乌蒙有罗佐关，其下有罗佐桥，为入滇要路，则水陆皆在东川、乌蒙间。”^[143]明末徐霞客曾记载东川往外省运铜的路线，说“有间道自寻甸出交水甚近，但其径多错，仍近日东川驼铜之骑所出”^[144]。这条驼铜道的路线自东川到寻甸，过交水（即今曲靖西平镇），入昭通，以后过石门，在今盐津转水路入四川。

整个元明时期，东川铜业在中央政府的管理下得到极大开发，这段历史时期的东川铜业盛况，除钱币的铸造外，可以通过云南境内已知的该时期铜铸器物从侧面来做一个大致的了解。

元代的云南铜器记载甚少，主要有至正铜簠和缅宁铜瓶。

至正铜簠于清代同治初年在大关县出土，为长方形，高五寸，广六寸，长九寸。左右有螭耳，前后兽首，周镌“卍”字花纹。底款六行，行字不等，正书。款识云：“宣慰使秀坚不花^[145]、阿朝，同知亦剌沙，都事李明、张学古，奏差周子德，教授祁羲，铸匠陈明德，至正丙戌孟夏良日置。”方国瑜先生认为此器与古代之簠相类，疑用为祭器^[146]。

缅宁铜瓶在缅宁县子孙庙，其款识云：“大元大德年制。”缅宁即今临沧市临翔区，在元代为顺宁府范围。此瓶难以确定属于当地制作者，还是由外地输入^[147]。

明代云南铜业大盛，铸币之外，各种类型的铜器铸造亦丰富多彩，今择要按类别介绍于下^[148]。

1.铜 钟

元明时期，云南铸造了不少铜钟，用铜量非常巨大。

昆明县西钟楼铜钟，高八尺余，重万斤，款识篆书，阳文，四行共十七字。永乐二十一年癸卯仲春吉日造。

华宁县慈光寺钟一口，太平寺钟一口，各重三四百斤。

宣化楼铜钟，在昆明县城西。永乐二十二年造。

牟定县传经寺铜钟，宣德年造，高六尺，方形，重八百余斤，有款识。

威远楼铜钟，在蒙化县城内。杨濬于正德八年制作，铭文十八句。

侯琎铜钟，为侯琎筑腾冲司城时铸，建造者指挥使陈昇，千户黄麟、梅瓘等。三面正书阳文，文十三行，每面栏高一尺二寸，广二尺二寸。全钟高七尺，径广四尺，厚三寸一分，重约二千五百斤，极宏丽，景泰元年岁在庚午春正月上元吉日造。今在腾冲。

昆明县土主庙铜钟，刘汇渊于天顺三年己卯孟夏造。高三尺九寸，周八尺四寸，重三十余斤。铭语为阳文，九行共六十五字，正书。

永胜县武庙铜钟，为澜沧卫军民都指挥司僧纲普圆于天顺四年十月铸造。高三尺五寸，款识阳文正书。

腾冲保宁寺铜钟，成化元年造。高五尺，铭款正书阳文。

腾冲和顺乡土主庙铜钟，僧普智造，匠人钱昇。高四尺，径广二尺五寸，厚二尺，款识正书阳文。

腾冲妙法寺铜钟，成化十六年邑人董棫、孙鸣凤造。高三尺，款识正书阳文。

罗次成化铜钟五口，一在广觉寺，一在灵通寺，一在三华寺，一在大觉寺，一在太极宫，均成化年造。高六七尺或四五尺，重千百余斤，各有款识。

陆良大觉寺铜钟，成化年造。高四尺五寸，径二尺四寸，款识正书阳文。

邓川铜钟二口，一在马甲邑积善寺，一在城内武庙，均为正德年造，款识正书阳文，重各千余斤。

蒙自玉皇阁钟，嘉靖二年张清喜铸，高四尺，围八尺。

剑川石宝山海云居铜钟，嘉靖二十二年癸卯仲冬铸造。高三尺，围六尺，每格造字高五寸，宽八寸。铭四行，行四字，款一行，十二字，分书。

新化州铜钟，嘉靖三十七年岁次戊午仲冬吉日，云南布政司新化州官舍耆士人等喜施铸造。高三尺，围五尺六寸，重六百余斤。三面镌字，面高八寸，广一尺四寸，正书，阳文。今在新平县。

四川乌蒙军民府龙兴寺铜钟，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二日，夷首阿大步同妻阿琳、男阿慢等喜舍铸。高四尺，围七尺，重千斤；五面镌字，面高一尺二寸，广八寸，正书，阳文。今在昭通县牛皮寨。

临安指挥李逢亨铜钟，嘉靖四十二年铸造。款识正书，阳文。高七尺，重千余斤。在蒙自县新安所诸天寺。

嵩明县龙潭营观音寺铜钟，嘉靖年造。款识正书，阳文，重五百斤。

石屏州海潮寺钟，嘉靖丁丑年铸。铭曰：“闻钟声，烦恼轻。菩提长，智慧生。出地狱，离火坑。愿成佛，渡众生。”

万历年间，永胜县接引寺与报国寺各铸铜钟；寻甸县马实寿铸造文星楼铜钟；在嵩明县，甸尾村铸重三百余斤铜钟，永丰庵铸重四百斤铜钟，环云庵铸重三百余斤铜钟。

云龙县诺邓井玉皇阁铜钟，天启六年，广东提举黄文魁造。高三尺七寸，重十斤，款识阳文，正书。

缅宁县缅甸文铜钟四口，大慈寺、五塔寺、缅翁寺、藏经寺各一，均有缅甸文款识。

以上只是元明时期所铸造铜钟的一部分，各钟虽远不若南诏建极铜钟之巨，亦不若北京永乐大钟之巨，然其总用铜数量是庞大的。

2.铜 像

元明时期，云南宗教文化事业获得极大发展，佛教、道教的寺观不时修建，同时铸造了数目不菲的铜质造像。这一时期云南的铜铸像有了新的发展，主要表现是儒家圣贤铸像的出现。

（1）佛教铸像

罗次铜佛像六躯，为迎祥寺三世佛像，高三尺余；虎溪寺释迦、迦叶、阿难像，高二尺余；大觉寺地藏菩萨像，高三尺余；净屋庵三世佛像，高三尺余。均为成化年造。

禄丰县静乐庵铜佛像，有三世佛像三躯，高八尺；文殊、普贤、地藏、迦蓝、达摩像各一躯，高六尺；十二圆觉像十二躯，高五尺；韦驮像一躯，高四尺；年代无考，相传元明以前造。另外，禄丰城内金山寺有铜佛三躯，高约三四尺；西山坡静莲寺有铜佛三躯，高四尺，都是明代造像。

华宁县铜佛像，为慈光寺佛像九躯，太平寺佛像三躯，各重三四百斤，相传均明初造。

马龙县观音寺铜铸像，有三世佛、观音、文殊、普贤像共六躯，高五尺或四尺，万历年铸。

永胜诸天寺铜佛，高三尺五寸，款识阳文正书，万历年造。

缅宁县五塔寺大佛像，万历年大侯州奉土官造，高二丈六尺，宽一丈。

嵩明县小营村普贤寺铜佛，重五百余斤，万历年造。

富宁县观音寺观音铜像，高三尺，万历年造。

新平县玉皇、观音铜像，天启六年（1626年）三月铸。

通海县铜像，有秀山涌金寺大殿铜像三世佛三躯，高八尺；文殊、普贤、弥勒佛三躯，高五尺；万岁铜牌一，高四尺，广一尺五寸。西殿三教铜像三躯，高五尺；东殿大佛铜像一躯，文殊、普贤铜像二躯，高五尺，莲峰祖师铜像一躯，高四尺；中殿弥勒佛铜像一躯，高五尺，韦陀铜像一躯，高五尺；东厢地藏铜像一躯，高四尺；功课堂大佛铜像一躯，高五尺；清凉台正殿药师佛铜像一躯，高四尺五寸；普光寺中殿大佛铜像三躯，高四尺；玉皇阁玉皇铜像一躯，高七尺；西殿观音、文殊、普贤铜像三躯，高四尺。均为明代铸造。

弥渡紫云寺铜像，铜佛三躯，各重三百余斤，明末造。

（2）道教铸像

云龙县雒马井玉皇铜像，高四尺，重五十余斤，万历年僧文空铸。

顺宁铜像，有老君山老君铜像一躯，崇正寺观音铜像一躯，武庙关圣铜像一躯，文昌宫文昌铜像一躯，均明造。

永平县博南山永国寺铜佛像八尊，高丈余，永历时铸。大雄殿悬晋王李定国书“宁西禅寺”四字额。

（3）儒家圣贤铸像

元代赛典赤治滇时，开始在云南修建文庙，传播儒学，自此云南境内兴起儒家铜像的铸造，几乎各路府州县所设儒学均铸有孔子铜像。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牟定县建儒学，明末造孔子铜像，高六尺，后被毁。

元江县文庙有孔子四配十哲铜像十五躯，为崇祯年间元江土知府那嵩造。

云龙县有明代铸造的孔子铜像一躯，高一尺五寸。

元代以降云南儒学兴起，屡建文庙，孔子等儒家圣贤的铜铸像是很多的，可惜大都被毁，今天已无由得见。但以少例多，可以想见元明时期云南儒家铸像用铜量亦不在少数。

3.寺宇及文庙使用器物

在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一些器物是必不可少的。自南诏大理国以来，云南佛教兴盛，寺院林立，各寺院都有特定使用的器物为铜铸制而成。元明时期，除佛道寺观之外，文庙里的铜铸用具亦复不少。

（1）寺观使用之铜鼎、铜炉

腾冲云鹤寺铜鼎，洪武年间制，高三尺六寸，径一尺八寸，重二百余斤，款识正书阳文。

华宁县太平寺铜鼎，重三四百斤，相传为明初造。

永胜三官寺铜鼎炉，宣德元年（1426年）蒲月信士李沙溪制。高三尺，款识阴文，正书。

罗次宣德铜鼎炉二件，均有宣德年造款识，正书阳文。一在小狮马李氏，高二尺余，重八十斤；一在炼象关三华寺，高二尺，重六十余斤。

缅宁铜炉，宣德年造，高三尺，重三百斤，有款识，正书阳文。在缅宁县子孙庙。

永胜东岳宫铜鼎炉，天启癸亥（1623年）季春月北胜州知府刘士观、澜沧卫同知李邦珍等造。高三尺五寸，款识阴文，正书。

华宁县武庙铜鼎，天启年间铸造。高三尺，重三百余斤。

盐津县及第乡禹王宫铜缸，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造。款识正书，阳文。

华宁县城隍庙铜鼎，万历年间铸造。高三尺五寸，重四百余斤。

禄丰县静乐庵通花瓶一对，铜塔一对，高三尺；铜炉二，高二尺。尖石寺铜炉一件，东华寺铜炉一件，均明代铸造之铜器。

（2）文庙使用之铜器

永胜文庙鼎炉，正德年间铸，高三尺六寸，款识阴文正书。

华宁县文庙铜犀象尊，嘉靖年土官禄氏铸，今仅存二器，为铜犀、象尊各一，各重三十余斤。

马龙县文庙铜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十一月铸，款识正书阳文。

石屏县文庙铜鼎、瓶，崇祯十七年（1644年）郡人杨开泰置，鼎重九百斤，瓶重三百五十斤，款识正书阳文。

以上罗列之文庙使用铜器甚少，其实儒家最重礼仪及祭祀，文庙之中多有铜制礼器、乐器、灯架、烛台等器物，唯其不传于世而已。

4.生活用具

铜漂炉，宣德年间制造，高四寸，围六寸，款六字。因置炉于水中能浮于水面，故名。今存石屏县袁氏。

梅椿铜瓶，宣德年造，高尺余，有款识。存缅宁县俸氏。

铜壶滴漏，万历六年（1578年）或以前铸造，在建水县朝阳楼，有万历六年按察副使许宗撰碑铭，今碑存壶失。

云南府南楼铜漏，大约洪武末年造，为西平侯沐春置，用于计时，有碑铭乃布政张紞撰文并序。^[149]

保山县古鼎铜烛，共计古鼎一座，四壁镌麟、凤、鱼、龙，铜烛一对，均为成化年间铸制。

日常生活必须之用具颇多，以上仅为见于金石文献著录者。还有一些用具虽无传世样品，但参照南诏大理国及清代的铸造，则元明时代的铜铸生活用具像面盆、锣锅、铜炉、铜镜、门环、马具等自然必不可少，这完全可以推知。

5.佛教供养器

华严海会镜，赵遍题，宣德九年（1434年）甲寅九月吉日造。存沾益县真武观。

李氏献佛宝镜，张勉撰记，下河村民李均铸，背镌佛经，正书阳文，径一尺，厚三分。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造。今藏腾冲县李氏宗祠。

此二件铜镜，大约是佛教徒的供养器。另外，大理宾川县鸡足山有一重建放光寺铜碑，其文为李元阳撰，也是明代铜制的重要器物之一。

6.其 他

南诏大理国时期建塔，就开始利用铜作塔刹，明代亦有之。弘治间建陆良千佛塔，其内塔七级六方，高八丈，砖皆范有佛像，刹为铜制。

明代更有以铜造塔者，天启年间，督学佥事杨师孔在江川县城东抚仙湖中孤山建铜塔，上高九尺，下广五尺，积十三层，重百万斤，中铸《金刚经》全部。此塔永历时为李定国毁以铸钱。

云南儒学兴起以后，不仅各级地方政府均建有学校，民间也出现不少书院，学校与书院之中一般都有铜钟或铜鼎。如易门县书院有铜鼎，高三尺，重五百余斤，有款识，为宣德年间所造。

另外，历代官印多为铜制，元明时期也不例外。今所知有腾越猛豹隘抚夷铜印，为篆书阳文，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铸。其他所不知者盖不胜记。

上述为元明时期云南铜铸器物之部分情况，虽非全部，已足见这一历史时期云南铜料使用之巨。这一时期的滇铜，主要作铜课输入内地和用以铸钱，其余用途的冶铸反而变成次要。故此期的云南铜铸器物较之南诏大理国制造略为逊色，不唯大规模铸器数量不及，精益程度似亦稍逊。当然，元明时期云南并不乏超大型铜器的使用，如抚仙湖中孤山之铜塔，乃至昆明金殿，皆为一时之绝。可见，元明时期云南铜业的发展呈现出了某些与此前不同的特征，故可作为一个独立的发展时段。

元明时代从铜课上缴、滇铜铸钱到民间一般铸造，数百年间铜料的使用量是惊人的，较之南诏大理国时期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此巨大的铜料使用量，必不可少的是大规模的铜矿开采。这一时期东川铜业进一步发展，历史遗留下来的采炼遗址是鲜活的见证。正是有了东川地区铜业的支持，云南才成为元明时期全国最重要的铜料输出地和铸币地之一。

元明时期东川铜业开始进入国家经济一体化发展格局，正是从这时起，东川铜矿成为云南经济的支柱，也成为元明以后中国铜业市场的主角。清代的云南经济史，基本上是一部东川铜业史；同时更重要的是，东川铜业在国家资源开发利用中越来越占据重要的地位。而东川铜业的这一重要转变，乃由元明时期的发展积累奠定了根基。

【注释】

[1]马曜主编：《云南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页。

[2]东川铜矿务局编：《东川铜矿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3]《南齐书》卷37《刘悛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653页。

[4]方国瑜：《朱提堂狼洗概说》，见方国瑜主编，徐文德、木芹纂录校订《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7页。

[5]方国瑜：《朱提堂狼洗概说》，见方国瑜主编，徐文德、木芹纂录校订《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7页。

[6]《新唐书》卷222上《南蛮传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267页。

[7]东川市志编纂委员会编纂：《东川市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页。

[8]东川市人民政府：《东川市地名志》（内部发行），北京精美印刷厂1989年印行，第2页。

[9]马曜主编：《云南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0页。

[10]詹友全：《南诏大理国文化·引言》，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11]《南诏德化碑》，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2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1页。

[12]尤中：《僰古通纪浅述校注·蒙氏世家谱》，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9页。

[13]同上书，第180页。

[14]（明）倪辂辑，（清）王崧校理，（清）胡蔚增订，木芹会证：《南诏野史会证》，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0页。

[15]《新纂云南通志》卷102说：“仅此一事，足见大理国佛法之盛也。”

[16]（元）郭松年撰，王叔武校注：《大理行记校注》，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22-23页。

[17]（清）寂裕：《白国因由》，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1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8]尤中：《僰古通纪浅述校注·蒙氏世家谱》，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9页。

[19]本段据王海涛《云南佛教史》，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161、217页。

[20]（元）郭松年撰，王叔武校注：《大理行记校注》，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21]王海涛：《云南佛教史》，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66页。

[22]方国瑜：《大理崇圣寺塔概说》，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2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6-397页。

[23]据方国瑜《文安开国铜镜概说》，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2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32-434页。

[24]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大理崇圣寺三塔主塔的实测和清理》，《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

[25]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云南大理弘圣寺塔清理报告》，《考古学集刊》1994年第8期。

[26]张了：《我收藏的南诏大理国铜镜》，《大理文化》2001年第1期。

[27]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大理崇圣寺三塔主塔的实测和清理》，《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

[28]大理州文管所、下关市文化馆：《下关市佛图塔实测和清理报告》，《文物》1986年第7期。

[29]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云南大理弘圣寺塔清理报告》，《考古学集刊》1994年第8期。

[30]（唐）刘恂撰：《岭表录异》，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2卷《岭表录异西南事迹》，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页。

[31]以上据傅永寿《南诏佛教的历史民族学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8-19页。

[32]（唐）杜佑撰：《通典》卷144《乐四》，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673-3674页。

[33]（唐）樊绰撰，向达校注：《蛮书校注》卷8《蛮夷风俗第八》，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6页。

[34]陈征平：《云南工业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7-148页。

[35]《蛮书校注》卷9《南蛮教条第九》，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0页。

[36]《新唐书》卷222上《南诏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268页。

[37]陈征平：《云南工业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4页。

[38]方国瑜：《大理崇圣寺塔概说》附说《崇圣寺塔顶铜塔模》，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2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8页。

[39]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大理崇圣寺三塔主塔的实测和清理》，《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

[40]方国瑜：《大理崇圣寺塔概说》附说《崇圣寺塔顶铜塔模》，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2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8页。

[41]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大理崇圣寺三塔主塔的实测和清理》，《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

[42]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云南大理弘圣寺塔清理报告》，《考古学集刊》1994年第8期。

[43]张淑芳主编：《大理丛书》第1册《金石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

[44]“建钟楼以栖之”“建字”，底本无，今依文意补。

[45]《新纂云南通志》卷88《金石考八》，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0页。

[46]尤中：《僰古通纪浅述校注·蒙氏世家谱》，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1页。

[47]同上书，第82页。

[48]（明）倪辂辑，（清）王崧校理，（清）胡蔚增订，木芹会证：《南诏野史会证》，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7页。

[49]（明）倪辂辑，（清）王崧校理，（清）胡蔚增订，木芹会证：《南诏野史会证》，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2页。

[50]同上书，第210页。

[51]萧明华：《从两尊观音遗像看唐宋南诏大理国的佛教》，《四川文物》1993年第3期。

[52]陶正明、梅世彬主编：《会泽县文物志》，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91页。

[53]徐嘉瑞先生曾亲见大佛，谓虽局部有修补，依然是“全身鎏金，光芒四射”。见徐嘉瑞著《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49页。

[54]张淑芳主编：《大理丛书》第1册《金石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页。

[55]同上书，第18页。

[56]［美］海伦·B.査平著：《云南的观音像》，载［美］查尔斯·巴克斯著，林超民译《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57]张淑芳主编：《大理丛书》第1册《金石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页。李云晋：《云南大理的“阿嵯耶”观音造像》，《文博》2005年第1期。

[58]杨奇丽：《别样莲花异样开——妙香佛国的阿嵯耶观音造像》，《艺术市场》2008年第10期。

[59]同上。

[60]以上千寻塔出土铜佛像介绍根据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大理崇圣寺三塔主塔的实测和清理》，《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

[61]大理州文物管理所：《大理海东罗荃塔塔基发掘报告》，《文物》1999年第3期。

[62]大理州文管所、下关市文化馆：《下关市佛图塔的实测和清理》，《云南文物》1983年第14期。

[63]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大理崇圣寺三塔主塔的实测和清理》，《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

[64]大理州文管所、下关市文化馆：《下关市佛图塔的实测和清理》，《云南文物》1983年第14期。

[65]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云南大理弘圣寺塔清理报告》，《考古学集刊》1994年第8期。

[66]大理州文物管理所：《大理海东罗荃塔塔基发掘报告》，《文物》1999年第3期。

[67]《新纂云南通志》卷91《金石考十一》，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0页。

[68]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云南大理弘圣寺塔清理报告》，《考古学集刊》1994年第8期。

[69]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大理崇圣寺三塔主塔的实测和清理》，《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

[70]大理州文管所、下关市文化馆：《下关市佛图塔的实测和清理》，《云南文物》1983年第14期。

[71]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云南大理弘圣寺塔清理报告》，《考古学集刊》1994年第8期。

[72]北京钢铁学院《中国古代冶金》编写组：《中国古代冶金》，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8页。

[73]张泉：《白族建筑艺术》，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页。

[74]杨伟林：《浅述南诏、大理国时期金属铸造业的特点》，《大理师专学报》2001年第3期。

[75]同上。

[76]张泉：《白族建筑艺术》，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页。

[77]李晓岑：《南诏大理国冶金技术述论》，《思想战线》1995年第1期。

[78]徐弘祖撰，朱惠荣校注：《徐霞客游记校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92页。

[79]关于雨铜观音的铸造方法，有学者认为不是范铸法。“雨铜观音和大理众多铜像一样，都属于器形相当复杂的器物，它们应是使用云南传统熔模铸造法（即蚀蜡法）铸造的。其工序包括制内模：云南产白蜡，可再配以牛油和松香等；制外范：在蜡模上涂泥范，上泥4次～10次不等；熔模：使蜡模烧失；烘干：使范坚固；浇铸：佛像的冒口一般放在背部和底座；铸后加工，碎范、在铸件上打磨、去刺、作色、贴金等。”（李晓岑：《南诏大理国冶金技术述论》，《思想战线》1995年第1期）。这应该是未注意到徐霞客的记载而臆度之辞。

[80]杨业芬：《“云南福星”阿嵯耶观音造像神韵》，《大理文化》2010年第4期。

[81]（明）倪辂辑，（清）王崧校理，（清）胡蔚增订，木芹会证：《南诏野史会证》，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8页。

[82]徐弘祖撰，朱惠荣校注：《徐霞客游记校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92页。

[83]王海涛：《云南佛教史》，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页。

[84]（元）郭松年撰，王叔武校注：《大理行记校注》，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22-23页。

[85]马曜主编：《云南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

[86]《元史》卷61《地理志四》，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457页。

[87]赵子元撰：《赛平章德政碑》，见天启《滇志》卷24《艺文志》。又《元史》卷125《赛典赤赡思丁传》记载同。

[88]马曜主编：《云南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4页。

[89]方铁主编：《西南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92页。

[90]同上书，第506页。

[91]《元史》卷125《赛典赤赡思丁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069页。

[92]《元史》卷17《世祖本纪十四》，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62页。

[93]何弘佐：《中庆路学礼乐记》，见《新纂云南通志》卷94。

[94]参见马曜主编《云南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1-132页。

[95]参见陆韧《变迁与交融——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96]《明史》卷311《四川土司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004页。

[97]同上书，第8011页。

[98]同上书，第8013页。

[99]《明史》卷311《四川土司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013页。

[100]《元史》卷90《百官志六》，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278页。

[101]《元史》卷85《百官志一》，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145页。

[102]《元史》卷8《世祖本纪五》，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69页。

[103]《元史》卷104《刑法志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648页。

[104]《元史》卷104《刑法志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656-2657页。

[105]云南大学历史系、云南省历史研究所云南地方史研究室编：《云南冶金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14页。

[106]《元史》卷94《食货志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384页，

[107]陈征平：《云南工业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2页。

[108]《元史》卷176《刘正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107-4108页。

[109]参见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11。正德《云南志》卷6、8、13、14。万历《云南通志》卷2、3。天启《滇志》卷3。

[110]《明英宗实录》卷131，正统十年秋七月乙卯。

[111]宁超：《明代云南的矿冶业及其特点》，载云南省历史研究所云南地方史研究室、云南大学历史系编：《云南矿冶史论文集》，云南省历史研究所1965年印行。

[112]《明史》卷81《食货志五》，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74页。

[113]道光《云南通志》卷74《食货志八之三·铜厂上》。

[114]《明史》卷81《食货志五》，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74页。

[115]同上。

[116]见东川铜矿史编辑委员会《东川铜矿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5页。

[117]《明孝宗实录》卷196，弘治十六年二月丙辰。

[118]《明世宗实录》卷421。《明史》卷81《食货志五》同。

[119]《明史》卷81《食货志五》，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66页。

[120]《明世宗实录》卷461，嘉靖三十七年七月。

[121]《明世宗实录》卷495，嘉靖四十年四月丁酉。

[122]《明世宗实录》卷546，嘉靖四十四年五月戊午。

[123]《明神宗实录》卷48，万历四年三月庚子。《明史》卷81《食货志五》同。

[124]《明会典·户部·库藏二》，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3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10页。

[125]宁超：《明代云南的矿冶业及其特点》，见云南省历史研究所云南地方史研究室、云南大学历史系编《云南矿冶史论文集》，云南省历史研究所1965年印行。

[126]（清）倪蜕辑，李埏校点：《滇云历年传》卷8，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23页。

[127]《明熹宗实录》卷30，天启三年。

[128]《明熹宗实录》卷61，天启五年秋七月。

[129]闵洪学：《条答钱法疏》，文载刘文徵《天启滇志》卷23《艺文志·疏类》，古永继点校本，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795页。

[130]同上。

[131]《明史》卷81《食货志五》，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69页。

[132]清人倪蜕辑《滇云历年传》卷12说：“孙可望亦铸伪兴朝钱，禁民用贝，违其令者则刖鼻之，（辛）〔卒〕未通行。”

[133]黄向坚：《寻亲纪程》，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5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9页。

[134]《云南铜志》卷5《鼓局上》，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2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84页。

[135]陈征平：《云南工业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2-283页。

[136]同上。

[137]以下采矿遗址的介绍据杨光昆主编的《东川市文物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

[138]日本地质学者山口义胜1913年间曾在东川矿区做过勘察，当时写成《调查东川各矿山报告书》，现藏于云南省图书馆。

[139]东川矿务局编：《东川铜矿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51页。

[140]杨光昆主编：《东川市文物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

[141]东川矿务局编：《东川铜矿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162页。

[142]同上。

[143]（明）刘文徵：《天启滇志》卷4《旅途志》，古永继点校本，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79页。

[144]（明）徐霞客撰，朱惠荣校注：《徐霞客游记校注·滇游日记三》，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81页。

[145]秀坚不花：秀，其后按语为“秃”。以元代人名，似作“秃”为是。

[146]《新纂云南通志》卷92《金石考十二》，第279-180页。

[147]《新纂云南通志》卷92《金石考十二》，第239页。

[148]以下据《新纂云南通志》卷96、97著录改写。

[149]（明）陈文纂，李春龙、刘景毛校注：《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校注》卷1，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