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的开采与冶炼

关于清代滇铜生产问题的专门研究比较缺乏，前辈学者涉及较少，可能是缘于史料缺乏。因此，有必要首先梳理相关史料及其传承关系，确定研究的基本资料。已有涉及滇铜生产方面的文章，大多以吴其濬《滇南矿厂工器图略》的记载及其引用为基本史料，该书编纂于道光末年，实为反映清代后期滇铜衰落时期的情形，距离滇铜兴起的时间已达一个世纪以上。

事实上，关于清代云南铜厂采冶问题的记载还有不少，最早的应属张泓的《滇南新语》。张泓于乾隆六年（1741年）来云南做官，乾隆九年署路南州知州。次年春，州城附近发现铜矿，报官开采，“余始因巡阅得其概”，即该书“象羊厂条”，涉及坑道开采、矿石种类与品位、矿炉与冶炼过程，及以锅头、镶头、客长等为代表的矿厂组织和管理情形^[2]，是关于云南铜矿采冶情形的最早记载。其后，吴大勋《滇南闻见录》“打厂条”也有相关记载^[3]。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吴大勋任寻甸州知州，在滇十余年，游历过东川、永昌、丽江、永北等地。寻甸是滇铜京运的主要中转站，东川是滇铜主产地，他的记载可能来自运铜官役的转述或者铜厂的查访，其中提到的书办、巡栏、厂主、管事、硐主等矿厂管理官役，更涉及坑道安全及排水问题。稍后，檀萃《农部锁录》中亦有此类记载，檀萃自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任禄劝县知县，经管狮子尾铜厂，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因以运官失铜及铜厂缺额被参革职，游历云南各地十余年，著有《农部锁录》及《滇海虞衡志》等书，《农部锁录》中有关云南铜厂采冶情形的记载，后连同张泓《滇南新语》中关于象羊厂的记载，一并被其纳入《滇海虞衡志》中^[4]。较之张泓、吴大勋，檀萃的记载更为全面，如关于冶炼熔剂和坑道照明、通风、排水等问题，第一次完整提出了矿厂组织管理中的七长设置。书前有嘉庆九年师范序，言：“中有曰其志厂也，琐屑猥杂，引一老砂丁与谈，亦无不知者。”可见，檀萃所记采冶情形应为其在经管狮子尾铜厂时采访当地老矿工所得，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时任云南布政使的王昶奉命编纂《云南铜政全书》，为了全面了解铜业厂情形，他将探矿与矿床、矿石与品位、冶炼设备与燃料、坑道排水、矿厂管理等方面的相关问题以公文的形式下发到各管理铜厂的州县官手中，要求他们认真访查，如实上报，即《咨询各厂对》，根据各官员上报材料综合之后，形成50卷的《云南铜政全书》。该书虽早已散佚，但《滇南矿厂工器图略》中保留了《咨询各厂对》的内容，成为了解这一时期云南铜厂采冶情况的重要资料。嘉庆至道光初年，又有倪慎枢《采铜炼铜记》与王崧《矿厂采炼篇》，然比较其内容，大部分在《咨询各厂对》中均已提及，并未有新的资料，二人的著述可能是根据《咨询各厂对》或《云南铜政全书》中的相关内容整理而成^[5]。

道光末年，云南巡抚吴其濬主持编纂了《滇南矿厂工器图略》一书，方国瑜先生评价甚高：“凡矿工之开凿、拉竜、取矿、淘洗、煎炼、炉罩，悉绘以图，凡十一页，而于工事诸端，悉为之说，矿地运输诸事，亦具图说，咸为实事求是之作，非空言议论可比。”^[6]通观该书，部分内容虽为新增，但上述诸书所载，大多仍能在该书中见其踪迹。因此，该书是在参考旧书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矿厂生产情况而纂，实乃记载古代采冶技术的集大成之作，所绘之图尤为珍贵。

以上诸书所载内容，为我们提供了了解清代云南铜厂生产情形及其演变过程，研究滇铜采冶，诸如探矿、矿石、矿山采掘、矿厂冶炼等问题的基本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