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沟厂，简称大水厂，开采年代不详。王昶《云南铜政全书》载“大水沟厂，雍正四年开采”，其后各书均采此说[169]。然而现存雍正十三年（1735年）修纂的《东川府志·东川府舆图》中除汤丹厂外，并无其他厂名[170]。乾隆七年（1742年），云南巡抚张允随奏报余铜收购价时说：“初开之者囊、大水、碌碌、虐姑等厂，照汤丹、普毛两厂例，每铜百斤抽课十斤，余铜以六两一百斤给价。”[171]这是大水厂名第一次见于记载，既然是“初开”，定与乾隆七年相去不远。而乾隆《东川府志》仍将大水厂作为汤丹、碌碌二厂的子厂，“大水沟厂，离碌碌厂三十里，委杂职官管”，但并不归汤丹、碌碌二厂厂员管理，表现出大水沟已非子厂的事实[172]。故笔者以为，大水沟作为子厂可能开采较早，但并无明确记载始于何时，随后产量大增，于乾隆二年独立成厂，与汤丹、碌碌并列为大厂。大水沟厂，民国以后改名因民，意为民众开办的铜矿[173]，今为东川区因民镇驻地，其西1.2公里大箐村有清代铜矿采冶遗址[174]。
王昶《云南铜政全书》记载：大水沟厂，“年获铜一百三四十万至数十万斤不等。乾隆四十三年定年额铜五十一万斤，余同汤丹”[175]。嘉庆朝以来，大水沟厂铜产量进一步下降。《滇南矿厂工器图略》记载：“嘉庆七年减定四十八万斤，闰加三万三千三百三十斤，抽收事例价银同汤丹，供京运。今实办课余底本额京铜三十六万一千九百九十九斤十五两。”[176]乾隆初年，大水沟厂产量大增，即上述“年获铜一百三四十万斤”，但之后便逐步下降。至乾隆十二年不得不另寻子厂。“滇省汤丹、大水、碌碌三厂产铜渐少，臣再三筹虑，惟有乘三厂尚足供用之时，于附近东、昭两府躧觅矿苗，招徕开采。”[177]如联兴子厂“于乾隆六十年开采”[178]。“自厂至梅子箐一站，梅子箐至树结一站，树结至红门楼一站，红门楼至苗子村一站，苗子村至凉水井一站，凉水井至老村子一站，老村子至大水沟厂半站，共计六站半。”[179]今东川区拖布卡乡树结村是有名的金沙江渡口，红门楼即今拖布卡乡松坪村红门楼。据此推断，联兴子厂约在今四川省会东县东南部。
大水沟厂和汤丹、碌碌二厂不同，并未派同知、通判等官员驻厂，而是由东川府杂职管理，可能其产量无法与汤丹、碌碌二厂相比，故未受政府重视。大水沟厂每年开支官役、书巡薪食、厂费银共758.3两，其中厂员一名，书记一名，客课长四名，巡役十四名，共计二十名，年工资共银588两[180]。
大水沟厂自乾隆二年（1737年）设立正厂至咸丰三年（1853年），共计117年，前后设立子厂1处，产量最高时年产铜140万斤，专供京运。虽然与汤丹、碌碌、茂麓齐名，同为清代四大铜厂之一，但因产量相对较低，受政府重视程度不够，仅派杂职管理厂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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