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川铜的购销模式及销售地域

清代雍正四年（1726年）之前，东川府铜产量无考，因之无从了解其购售情形。自雍正四年东川划归云南省管辖之后，其购销方法应与滇铜一致。自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总督贝和诺提请放本收铜、设立铜店、官购官销以来，滇铜的购销模式基本定型，即官府收购厂民余铜，连同课铜一并转销本省铸钱局，以供鼓铸。雍正《云南通志》记载：“各铜厂于额例抽收外，预发工本收买余铜，各厂每斤三四分以至五六分不等，雇脚发运省城，卖给官商及加耗运供鼓铸”^[210]。

官府收购余铜的价格很低。雍正元年（1723年）云贵总督高其倬言：“（云南）各厂铜色高低不同，价亦不一，自三两八九钱至四两一二钱不等，名为出山毛铜，其课名为铜息。”即每百斤值银4两左右，但官府将其运至铜店，转销官商的价格却是每百斤白银9.2两^[211]。除去运输费用，一转手间，利润竟高达100%。其后，滇铜收购价格虽然提高至每百斤6.4两，而生产成本亦随之增长。据乾隆四十年（1775年）云南巡抚裴宗锡奏称：“数月以来，明察暗访，取各该厂打矿扯炉之夫工、粮食并灯油、炉炭价值逐一覆实，折中牵算，即以矿砂稍旺之厂计之，百斤之铜实少一两五六钱之价，若更矿薄铜稀，则赔折更无底止。”^[212]即成本已增至每百斤8两左右。此时市价，据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云贵巡抚总督三宝言，每百斤可得银十四五两^[213]，是官府收购价格的2.3倍。

由此可见，官府对铜斤购销的垄断，其中存在着巨大的利益。一方面，这种购销模式实际上强制剥夺了商民开矿的绝大部分利益，这应该是禁止私铜流通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由此而引发的日益严重的“厂欠”问题却使政府始料未及^[214]。另一方面，官购官销可以保证官府铸钱所需铜材的稳定供应。自滇铜京运以来，滇铜承担起供应中央乃至全国币材的重任，满足人口增加、经济发展对货币供应量的巨大需求，使云南成为清代前中期全国性的矿产中心，使政府在控制铜材的生产和销售、调剂铜材的供求关系方面游刃有余，避免“铜荒”的再次出现，这一购销模式的作用和效果不可低估。此外，这一模式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杜绝私铸的铜料来源。铜是清代铸造制钱的主要币材，在铜材自由贩卖的状态下，奸民更易获取铜材进行私铸，这与国家维护钱法、打击私铸的政策相去甚远，尤其是在盛产铜铅的云南，这一任务尤为艰巨。这一模式对控制币材来源以减少私铸的可能性，应该说不无作用^[215]。

这种官购官销的模式一直延续到清代晚期，但是，随着滇铜产量的增长，销售地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雍正四年东川划归云南之后，该地铜厂旺盛，致使滇铜年产量由100万斤猛增至400万斤左右，已经远远超出了云南本省鼓铸所需，滇铜生产面临资金紧缺和销售不畅两大难题。故雍正五年，云贵总督鄂尔泰请“将铜运到湖广、江南，卖与各省采买的官员”。雍正皇帝对这一建议大加赞赏：“很好！再著他将铸的钱多运些到湖广行销。”^[216]同时，扩大云南铸钱量，“自雍正七年为始，每岁运钱十万贯，前往楚省川粤两江易银”^[217]。雍正六年，鄂尔泰奏报：“今查（云南）各铜厂自雍正五年正月起至十二月终止，共办获铜四百万零，内除留本省鼓铸外，运赴湖广一百一十万零，江南一百六十万零，陆续雇脚发运，已将发完。又因广东洋铜缺少，需铜甚殷，不敢歧视，现议卖给铜二十万斤，此五年分办铜运铜之数也。”^[218]以雍正五年来看，400万斤滇铜中，运销湖广110万斤，运销江南160万斤，运销广东20万斤，合计近300万斤，云南本省鼓铸用铜约100万斤，而这100万斤铜可铸钱19万余串^[219]，其中外销他省共计10万串。由此可见，雍正五年云南产铜400万斤，本省消费不足50万斤。这些措施的执行，不但有效地解决了滇铜的销路问题，而且使滇铜的销售区域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由原来仅供本省销售，转而供应内地大部分地区，成为滇铜京运和各省采买的前奏。

雍正十一年（1733年），皇帝上谕内阁：“再现今五省采办洋铜，三省采办滇铜。朕思与其令三省办铜解部，莫若即令滇省就近铸钱，运至四川永宁县，由水路运赴汉口，搭附漕船解京，可省京铸之半，甚为便益。……著酌定规条，妥协办理。”^[220]令鄂、湘、粤三省采办滇铜166万余斤就近于云南铸钱运京，即所谓云南代京铸钱。乾隆三年（1738年），云南巡抚张允随奏：“接准部咨，以江、安、浙、闽四省与湖南、湖北、广东三省分办铜斤，全归滇省独办，并令办解四百万斤之外，额外加解一二百万斤，运赴京局，且令即于乾隆三年为始，将湖南、湖北、广东三省应办本年铜斤作速运解，以敷明年鼓铸之用。”^[221]滇铜京运正式开始。同年，又定：“云南办运京铜采自汤丹厂，铜质浇薄，自本省至京程涂万里，令于每正铜百斤外，带余铜三斤，如正铜称少即将余铜加足”，云南每年京运正耗铜增至6 331 440斤^[222]。

各省采买是滇铜的另一大销路。乾隆三年六月，四川巡抚硕色奏：“川省钱文，雍正十年经前抚臣宪德奏请，开炉十五座鼓铸，嗣恐滇铜不敷，止开八座，今闻滇铜旺盛，请增七座，以副原数。”^[223]乾隆五年之后，各省相继开局，“分买东洋、滇南等处之铜”鼓铸。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记载：“凡直省奏准开铸者，直隶、山西、江苏、江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陕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十有四省惟云南即山采铜，其他或收本境废铜，或买云南余铜，各随其地之宜，作之泉布，以利民用。”^[224]自乾隆初年至咸丰初年，除云南、四川采用本省铜鼓铸，直隶、山西两省采买洋铜鼓铸，其余十省均须来滇采办。

此外，东川府铸钱局也需要一定的铜来鼓铸。雍正十一年（1733年），“云南省局铸运陕省钱，改于东川府建局铸运”；乾隆十七年（1752年），“云南东川局增炉五十座，每年加铸钱三十六卯。”^[225]视为东川旧局和新局。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东川新旧二局鼓铸用正耗铜138.8万斤^[226]。

京运、局铸和各省采买是东川铜销售的三大渠道。《云南铜志》记载，云南铜厂三十八处，其中东川府所辖之汤丹、碌碌、大水沟、茂麓四厂“专供京运”；大风岭、紫牛坡二厂“兼拨京运、局铸、采买”^[227]。这三种销售渠道不仅仅是东川铜，整个清代滇铜均是如此，囊括了除山西、直隶以外的所有铸钱省份，覆盖了清代的绝大部分地域。当然，清代滇铜的产量大部分产自东川府各厂。因此，与其说滇铜，不如说东川铜更为确切。这样的销售模式和销售地域说明，东川铜业已经完成了从地方性产业向全国性矿产中心的转变，与清代全国经济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滇铜运输，途程万里，纷繁复杂，不同路段的运输组织方式亦不尽相同。潘向明将其分为分运、递运、长运三类^[228]，这种分法较为合理。所谓分运即由各厂至铜店的运输，递运即由各铜店至泸州总店的运输，长运即由泸州至京师的运输。虽然这种分类就滇铜京运而言，但可借用来分类东川铜的运输。各厂至东川、寻甸铜店的运输可称为分运，其中各厂至东川铜店即局铸的运输路线；东川、寻甸二店分别经鲁甸店、昭通店、镇雄店、黄草坪店、盐井渡店、宣威店、威宁店、永宁店至泸州总店的运输称为递运；泸州总店至京师的运输称为长运。后二者主要为京运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