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中清先生曾说：明清时期“西南的采矿业并非自发的、内部成长起来的经济发展的产物，而是有计划、有管理体系、并由行政当局控制发展的结果”[237]。清代东川铜业发展是一种国家资源开发行为，是国家政策、行政、财力支持下的发展。因而清代的东川，许多特殊的政策和管理，都是为了促进铜业发展而置，这使东川类似于一个矿业特区。
对东川社会经济发展而言，虽然本地有丰富的铜矿资源，但其消费量有限，大规模的铜矿开发，对东川自身而言，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对云南而言，云南、澄江、临安、楚雄等府的铜产足以满足云南全省的需要，全国的“铜荒”并没有在云南上演，故亦没有大规模开发铜矿的必要。恰恰相反，铜产量增加之后，资金与销路成为困扰云南地方官吏的难题。而东川铜矿资源与国家需求成功链接之后，东川铜业已经不再是一个地方产业，东川已演变成为全国性的矿产中心和铜材供给基地。
清代东川铜矿业的辉煌是一个经过多年不断积淀的结果。雍正四年东川划归云南管辖，东川从“矿禁”地区转变成为“矿禁”的例外，矿业开发政策的区域性限制得以解除。自康熙三十七年至雍正八年（1698—1730年），长达三十余年的政治体制变革，使东川从土司领地逐渐转化为流官管理的郡县，扫除了东川大规模铜矿开发在政治上的障碍。同时，东川地方官吏积极鼓励垦荒、兴修水利，招徕移民，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成为东川铜业开发的人力和经济基础。当这一切条件成熟后，东川铜业迅速崛起。
官府对矿区进行严密的管理。铜厂的具体管理由厂员负责，厂员与其所属之书记、巡役、客课、炉长、硐长等，组成一套矿厂管理系统，负责管理铜矿的采炼、工本发放、税课征收、余铜收购、产销统计、矿民管理，以及矿区社会治安和司法讼狱，代表政府执行管理职责。如汤丹、碌碌二厂，其厂员由云南省内各府中选派同知、通判充任。后来又派东川府通判驻汤丹，专门处理司法案件。在东川府会泽县向化里，这一方圆不足百里之地，集中了清代三名县级官吏。政府并非小题大做，实缘矿民过多，会泽县知县无法常驻管理。数万名矿民，其人口登记、来往稽查、案件处理均由矿厂管理系统来完成。
不纳粮、不服役、不当兵，这是清代对矿民的特殊政策，他们独立于一般“花户”之外。如乾隆《东川府志》所列，四里八乡烟户之外，“又各厂共二千四百零四户”[238]。矿民不属于花户，自然无需纳粮、服役，也不需承担兵役。虽然东川大部分矿厂均位于向化里，但此书却将矿民单独列出，表明这部分矿民并不属于会泽县管理，而是由负责厂务的同知或通判进行登记编册。同知、通判与知县的级别基本相同，其所辖政区级别基本一致，故将两者所管人口分别列出。
乾隆十六年（1751年）之前，东川铜厂由东川府知府管理。专任设立之后，东川府知府便督促厂员，负责监督全府铜务和运输京铜的职能。乾隆二十七年，原任东川府知府方桂丁忧，云贵总督吴达善奏称“查东川府系新开夷疆，界连川省，夷猓蠢顽，且有鼓铸钱文，承运京铜之责，关系綦重，必须勤干熟练之员方克胜任，今于通省知府中慎加遴选，非现任夷疆要缺，即人地不宜，实无可调之员”，最后不得已将昭通府大关同知刘垿升补东川府知府[239]。按清代官制，同知从五品，知府从四品，刘垿从同知到知府可谓连升两级。也许确实没有同级知府可以调任东川，才以同知升任。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原任东川府知府李豫因朱一深案被参革职，云贵总督彰宝奏：“查东川界连黔蜀，该处苗疆，矿徒杂处，管理铜厂钱局，并承运各路铜斤，较为繁剧，例应在外拣选调补，必须老成干练，熟悉铜务者方为有益。兹臣与抚臣李湖悉心拣选，一时难得胜任之员。”不得已派道员署理知府。“缘滇省各道并无空缺，现值东川府要缺需人，彭理老练精明，其素性认真办事，不徇情面，于铜务又所熟悉，伏恳圣恩，即以彭理补授东川府知府。”[240]道员的官职要高于知府，但为了铜务与铜运，彭理屈居知府之位，只因他“熟悉铜务”而已。
萧文言可能是清代东川铜业中最为传奇的人物。乾隆四十五年，云贵总督福康安奏言：“窃查云南东川府知府陈孝升参革，遗缺需人署理，经前署督舒常等饬委现署迤东道之候补道汤雄业暂为兼摄……。臣等伏查东川一路额运京铜三百余万，而滇省铜厂半在该郡，转输调剂责任綦重，全在知府得人，方克有济。候补道汤雄业兼摄以来，虽未贻误，但该道现署迤东道缺，所有曲靖、昭通两府所有铜运均经该道，……该道转办京铜限迫，正当紧急之时，核载查催事务繁冗，再于兼摄府掾，未免顾此失彼。查省委管汤丹厂之候补知府萧文言才具优长，办事勤干，管厂十年，铜务实为熟练，汤丹厂又即在东郡，应即改令该员署理东川府事。”[241]萧文言管厂十余年，铜务娴熟，因此由汤丹厂员升任东川府知府。次年，又因办铜出色，被赋予“加衔具奏”的权力，以示表彰[242]。作为知府的萧文言，按例本应早就被送部引见，但因铜务紧急，不得不一缓再缓[243]。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因东川府安插土目跟役脱逃一案，萧文言本应被降调别处。但由于东川办铜缺人，经云贵总督富刚一再奏请，萧文言被改为革职留任，扣限四年开复，继续督办东川铜务[244]。时人檀萃亦言：“（云南）以办厂著名者，东川则萧君文言，宁台则曹君湛，皆因办铜功，一进东川守，一进顺宁同知，大府倚之，如左右手，谓之萧曹。曹为天长人，萧为江都人，……萧之盛先曹，曹没十余年而萧仍如故，近始劾罢，而移永昌守。”[245]光绪《东川府续志》将萧文言列为循吏：他奏请用官府铜本买马，设立马行，由行户以官马运送铜斤，解决东川至昭通陆运问题。同时，奏请东川改食川盐，成为运送铜斤驮马的回头货物，减轻行户的负担[246]。萧氏后因办理铜务贻误被参，乾隆六十年（1795年）降调永昌府知府，前后经理东川铜务近二十年。而这二十年正值清代东川铜业发展的第二次高潮时期，萧氏功不可没。
道光八年（1828年），云贵总督阮元奏称：“窃照滇省东川府附近之汤丹等七厂，每年额办京铜三百七十余万斤，为数甚巨，其厂开采年久，硐深矿薄，采办非易，今缺该管厂厂员经理安协，以免贻误。往前原归该府监管，近年另行委员管理，原以专任较专，期于厂务有益，无如委员仅司厂务，并无地方之责，未免呼应不灵，以致历年办铜俱形短绌。察看情形，必须仍归东川府就近管理，庶可得力。惟查现任东川府知府玛克唐阿于铜厂事务素未谙练，未便责令经理。臣等与藩臬两司再三筹酌，东川府本系调缺，自应拣选熟谙厂务之员，相互对调，以资整顿。”遂将熟悉厂务的开化府知府丁锡群调任东川[247]。自此以后，东川铜务改由知府专管。每任东川府知府必须熟悉铜务才能胜任。如咸丰元年（1851年）调楚雄府知府汪之旭任东川府知府，云贵总督吴文镕奏称：“查该府界连四川，汉夷杂处，政务殷烦，且经管汤丹等厂，年办获铜三百数万斤，为数较多，全赖厂员经理得宜，以免贻误。臣等与藩臬两司于通省应调应升知府内逐加遴选，就现居要缺，即人地未宜，实无合例堪以升调之员。惟查有升补楚雄府知府，尚未引见之汪之旭……”[248]汪之旭熟悉铜务，成为其选任东川府知府的首要条件。
东川铜的销售更加受到官府严格的控制。课铜作为矿税上交官府，余铜被官府以官价收购，用于抵消预发工本。在乾隆十年（1745年）之前，东川所产铜斤的销售被官府所垄断，矿厂仅负责铜矿的开采和冶炼。乾隆十年之后，虽然允许一成铜斤通商，但大部分产品仍为官府所控制。官府以其掌握的铜斤转销各地，满足中央与地方货币铸造的需求。这种经营模式，虽与新中国成立后的计划经济不尽相同，但利用价格剪刀差剥夺矿民所创造的利润，官府垄断产品的运销，通过计划性调拨满足全国各地的需求，这些特征却与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有相似之处。
清代东川铜业的诸多特殊政策，是为了促进、稳定铜的生产，以满足中央及地方的资源需求。为此，官府在东川实行了许多优惠条件，进行着特殊的管理。尤其是东川府知府的人选，上可用道员，下可用同知，只要熟悉铜务、善于管理之员皆可任用，即使因其他事获罪，亦可留任继续管理铜务。由此可见，东川实际上已成为清代的矿业特区。但是，这一特区也给东川带来了诸多的问题，如官府控制下的利润分配、矿民入不敷出的经营状况以及铜业开发留下的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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