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川地区的发展方式几经变化

在清代中前期的百余年间，东川地区的发展方式几经变化。清初沿袭明制，东川仍由禄氏土司统治。东川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土司禄氏即是彝族。康熙《四川总志》记载，东川有彝八种：“其一曰僰人，椎髻披毡，戴毡笠，用毡裹其胫，蹑皮履，好贸易为业”；“一曰罗罗，即爨蛮也，性劲而悍，摘须，束发于顶，覆以白布尖巾，衣以毡，履以革。”^[249]从毡、革等装束可以看出，东川的少数民族以畜牧业生产为主。东川地处金沙江东南岸的乌蒙山脉之中，境内高山峡谷纵横，鲜有平坦之地可供耕作，故当地少数民族因地制宜，养马放羊，发展畜牧业。同时，东川府还有一里编户人口^[250]，这应该是移居此地的汉族，因清初对少数民族是不编户的。雍正《东川府志》记载：“康熙三十九年，禄氏夷民一千七百二十九户，后新来三百户，皆昔年逃亡在外者。府城内汉民二十余户，客民百余户。”^[251]东川大部分人口属于少数民族，这与上述推论相符。因此可见，改土归流之前的东川地区，其人口以少数民族为主，畜牧业是其重要生产部门，而部分汉族人口则以仅有的坝区为中心从事农耕。

东川归滇后，铜业开发规模逐渐扩大，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内地移民进入东川。本章第二节研究表明，清代东川铜业人口平均约5万人左右，最高时近8万人，而整个东川矿业人口最盛时超过10万人。这些人口并不隶属于矿厂所在地会泽县管理，而是由各驻厂厂员负责。乾隆《东川府志》记载：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东川“四城内外并四里八乡，共烟户一万二千八百零三户，又各厂共二千四百零四户”^[252]。很明显，12 803户中并不包括矿业人口，所谓“烟户”是要纳粮交税的。矿业人口没有土地，故不在烟户之列。因此，可以将这些烟户看作是农业人口。乾隆二十六年，东川府有堰、塘、堤、闸等水利设施13处，纳赋田地共205 330亩^[253]，表明东川府农业有一定基础。如以五口之家计，东川府非矿业人口约有6.4万人。人均耕地3.2亩，所产粮食基本能满足生存需要。由此可见，至清代中期，矿业异军突起，逐渐成为东川的支柱产业，农业亦随之发展，而畜牧业的地位则快速下降，形成了矿农并举的发展方式。

这既不同于内地以农耕为主的发展方式，也不同于边疆地区常见的农牧结合的发展模式。矿农并举的发展方式并不仅限于东川，但凡边疆主要矿区所在地均是如此。这样的发展方式，在以农为本的传统社会，在中原地区是不可能出现的，但却是边疆地区顺应国家政策、结合本地实际的正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