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雍正五年至咸丰三年（1727—1853年）的127年间，东川府各铜厂总共产铜约7.8亿斤，占清代滇铜产量的60%，占全国铜产量的45%，东川成为全国性的矿产中心。有5.7亿斤东川铜被运往京师，供户工二局鼓铸，占东川铜产量的73%，彻底解决了困扰清代的“铜荒”难题。东川府新旧二局鼓铸所用铜仅占总产量的一成左右，其余部分则由商民贩卖到全国各地。即使东川局所铸制钱也通过搭放兵饷，流向曲靖、昭通、寻甸等地，东川本地的消费量很小。5.7亿斤京铜配合铅锡，可铸钱1.52亿串制钱，这些钱流转于京畿、盛京及北方沿边地区，成为当地兵饷的主要来源之一。这些制钱通过士兵流向市场，成为全国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清代东川铜业给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这些成就的取得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按每炼铜百斤消耗木炭千斤，每三千斤木柴烧制木炭一千斤计算，清代中期东川铜矿冶炼，消耗木柴234亿斤。今天，云南省东川、巧家、会泽以及四川省会东、宁南等地，炭山、炭房、炭窑等地名广为分布，这些都是当年为炼铜而烧制木炭的地方，但是今天，这些地名周围几乎看不到树木。据杨煜达先生的研究，1726年到1855年，因为铜业开发的需要，使滇东北地区损失了6 450平方公里的森林，约占土地总面积的21%。仅因铜矿开发，就使滇东北地区的森林覆盖率下降了20个百分点[254]。森林被毁，植被退化，导致水土流失状况进一步加剧，山洪、泥石流、滑坡等自然灾害频发。如东川蒋家沟泥石流，因其规模大、破坏力强，至今仍闻名于世。
同时，开采矿石需要剥离表土，而尾矿和炉渣的数量更是惊人。按清代云南铜矿石平均品位37%，冶炼回收率90%计算，7.8亿斤铜需要矿石144.5万吨，产生炉渣105.5万吨。这些尾矿和矿渣均未进行处理，随便堆积在炼炉周围，大部分随雨水排入河谷，极易引发泥石流。今天，东川区舍块乡茂麓村是清代茂麓厂所在地，村西山坡上迄今仍存留大量炉渣，分布面积约2万平方米，平均厚度0.3～0.5米[255]。此外，洗矿对水质产生污染，运铜道路的修建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地表植被和地貌形状。
百余年的铜业开发，东川向国家贡献了数以亿斤计的经济、战略资源——铜。但是，留给东川人民的却是一派山河破碎的景象：荒山秃岭、沟壑纵横以及山洪、泥石流、滑坡等自然灾害频发的恶劣生存环境。反思历史，清代东川铜业的贡献与代价并存，为了国家的资源需求，东川人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因此，这些代价不应由东川人民独自承担。
【注释】
[1]严中平：《清代云南铜政考》，中华书局1948年版，第25页。
[2]《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125之一《朱批鄂尔泰奏折》，雍正四年三月二十日云南巡抚管云贵总督事鄂尔泰《谨奏为敬陈东川事宜仰祈圣裁事》。在同日贵州威宁总兵官石礼哈、提督贵州总兵官马会伯《谨奏为钦奉上谕事》的奏折中亦提及东川归滇的建议。
[3]《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125之一《朱批鄂尔泰奏折》，雍正四年六月二十日云南巡抚管云贵总督事鄂尔泰《谨臣奏为钦奉圣谕事》。
[4]吴大勋：《滇南闻见录》上卷《人部》。
[5]《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125之三《朱批鄂尔泰奏折》，雍正五年闰三月二十六日，云贵总督鄂尔泰《臣奏为报明厂务情形事》
[6]《大清世宗皇帝实录》卷119，雍正十年闰五月上谕内阁。
[7]《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386，乾隆十六年四月云南巡抚爱必达奏。
[8]乾隆《东川府志》卷11《厂课》。
[9]吴大勋：《滇南闻见录》上卷《人部》。
[10]礼部《移会稽察房云贵总督刘藻奏请将滇省澄江府通判裁汰改设东川府分防汤丹通判一员办理汤丹大碌两铜厂刑名事》，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内阁大库档案》，编号：000120454。
[11]《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725，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吏部等部议覆云贵总督刘藻奏称。
[12]《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860，乾隆三十五年闰五月吏部等部议准署云南巡抚明德疏称。
[13]《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818，乾隆三十三年九月云贵总督阿里衮、云南巡抚明德奏。
[14]《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1040，乾隆四十二年九月大学士管云贵总督李侍尧、云南巡抚裴宗锡等奏。
[15]《大清圣祖实录》卷85，康熙十八年十月户部等衙门会议《钱法十二条》。
[16]《大清会典》（康熙朝）卷35《户部十九·课程四》。
[17]蔡毓荣：《筹滇十疏》，康熙二十一年，康熙《云南通志》卷29《艺文三》。
[18]《大清会典》（雍正朝）卷53《课程五·杂赋》。
[19]张泓：《滇南新语》象羊厂条。
[20]吴大勋：《滇南闻见录》上卷《人部》。
[21]檀萃：《滇海虞衡志》卷2《志金石》。
[22]王崧：《矿厂采炼篇》。吴其濬：《滇南矿厂工器图略》卷1附。
[23]吴其濬：《滇南矿厂工器图略》卷1《丁第九》《役第十》。
[24]《钦定大清会典》（乾隆朝）卷17《户部·杂赋》。
[25]《清史稿》卷120《食货志一·户口条》。
[26]道光《云南通志》卷74《食货志·矿厂志二》铜厂上引《新修户部则例》。
[27]蔡毓荣：《筹滇十疏》，康熙二十一年，康熙《云南通志》卷29《艺文三》。
[28]《清史稿》卷124《食货志·矿政》
[29]陈征平：《清代云南铜矿开发的制度演化及“官冶铜政”的特征》，《思想战线》2003年第5期。
[30]高其倬：《奏遵查铜斤利弊情形折》，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32-437页。
[31]《大清圣祖皇帝实录》卷116，康熙二十三年九月九卿等议覆管理钱法侍郎陈廷敬等疏。又见陈廷敬纂《午亭文编》卷30《制钱销毁滋弊疏》。
[32]《户科题本》，乾隆元年六月二十八日云南巡抚张允随题，引自《清代的矿业》（上册），第131页；庆复：《揭报乾隆三年青龙等厂欠银无可着追》，乾隆六年二月十八日，《明清档案》，卷册号：A099-108；爱必达：《题参滇省碌碌厂乾隆十八年分未完厂欠银之接征维西通判段弘深等二人》，乾隆二十年八月二十二日，《内阁大库档案》，编号：000112176。
[33]《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386，乾隆十六年四月云南巡抚爱必达奏。
[34]《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553，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云南巡抚刘藻奏。
[35]裴宗锡：《滇黔奏稿录要》，乾隆四十年十月三日《奏为直陈滇省铜政实在情形谨筹持久之计仰祈圣训事》，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7年版，第33-45页。
[36]王太岳：《论铜政利弊状》，载吴其濬《滇南矿厂图略》。
[37]裴宗锡：《滇黔奏稿录要》，乾隆四十年十月三日《奏为直陈滇省铜政实在情形谨筹持久之计仰祈圣训事》，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7年版，第33-45页。
[38]李绂：《与云南李参政论铜务书》，载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52《户政二十七·钱币上》。
[39]洪亮吉：《滇系序》，载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52《户政二十七·钱币上》。
[40]《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461，乾隆十九年四月上谕。
[41]《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636，乾隆二十六年五月上谕军机大臣等。
[42]《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260，乾隆十三年三月户部议准署广西巡抚托庸疏。
[43]《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882，乾隆三十六年四月谕军机大臣等。
[44]《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1106，乾隆四十五年五月谕军机大臣等。
[45]《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嘉庆朝）卷194《户部·杂赋》矿课条。
[46]《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849，乾隆三十四年十二月谕军机大臣等。
[47]《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876，乾隆三十六年正月户部等部议覆署云南巡抚诺穆亲奏调剂铜厂事宜。
[48]《朱批奏折》，乾隆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山东巡抚富明安奏，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合编《清代的矿业》，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8页。
[49]《朱批奏折》，嘉庆六年六月初五日云贵总督琅玕、云南巡抚初彭龄奏，转引自《清代的矿业》，第171-174页。
[50]《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1472，乾隆六十年闰二月谕军机大臣等。
[51]《清实录》中，自嘉庆六年至道光二十七年，几乎每年都有豁免厂欠的记载。道光十三年一月，工部《为查明铜厂民欠有著无著银两事》：“窃照滇省各铜厂预发工本银两采办铜斤历年俱有厂欠，嘉庆六年前任督臣琅轩等走准，每年查奏一次，有著者催追完缴，无著者道府确查具结，由藩司回报，在于司库扣存平余银项下拨补，如有不敷，于折内声明应否豁免，听候部议，又嘉庆十一年前督臣伯麟等查奏嘉庆十年各厂民欠，钦奉上谕，此项无着银两，该督等奏称委系各铜厂硐老矿薄，欠户亦系赤贫故绝，所有嘉庆十年厂欠无著银一万二千二百余两，著加恩豁免，钦此。嗣后自嘉庆十一年至奏准豁免在案。”（《内阁大库档案》，编号：000020465。）
[52]工部《为查明铜厂民欠有着无着银两事》，道光十三年一月，《内阁大库档案》，编号：000020465。
[53]伊里布：《奏报道光五年滇省各铜厂领欠工本银两开列清单》，年份不详，《军机处档折件》，编号：000054776；伊里布：《道光十五年分滇省各铜厂领欠工本银两有着无着分晰清单》，道光十六年六月三日，《军机处档折件》，编号：000072430；吴文镕：《道光三十年分滇省各铜厂领欠工本银两有着无着分晰清单》，咸丰元年十一月十四日，《军机处档折件》，编号：000083289。
[54]杨煜达：《清代云南铜矿开采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
[55]《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乾隆朝）卷49《户部·杂赋上》铜铁锡铅矿课条。
[56]吴其濬：《滇南矿厂工器图略》卷1《丁第九》《役第十》。
[57]《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636，乾隆二十六年五月上谕军机大臣等。
[58]各省采买滇铜每年平均为180万斤，按每百斤高铜价银十一两，低铜价银九两二钱，平均价银十两计算，此180万斤铜值银18万两，加之云南省内的运输费用，合计约为20万两左右。
[59]陈征平：《清代云南铜矿开发的制度演化及“官冶铜政”的特征》，《思想战线》2003年5月。
[60]《大清圣祖皇帝实录》卷85，康熙十八年十月户部等衙门会议《钱法十二条》。
[61]《大清会典》（康熙朝）卷31《户部十五·库藏二》钱法。
[62]陈锋：《清代前期的奏销制度与政策演变》，《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
[63]《大清圣祖皇帝实录》卷116，康熙二十三年九月九卿议覆钱法侍郎陈廷敬等疏。
[64]《钦定大清会典》（雍正朝）卷53《课程五·杂赋》矿课。
[65]高其倬：《奏为遵旨查奏铜斤利弊情事》，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日，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32-437页。
[66]《钦定大清会典》（雍正朝）卷53《课程五，杂赋》矿课。
[67]鄂尔泰：《奏为报明五年分办获铜息折》，雍正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0辑，第473页。
[68]于敏中：《户部题报查核滇省乾隆三十六年办获铜斤数目》，乾隆三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档案》，卷册号：A219-080。
[69]裴宗锡：《奏为汇奏各厂办获铜斤数目仰祈圣鉴事》，乾隆四十三年三月十二日，《滇黔奏稿录要》，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7年版，第619-621页。
[70]张允随：《题为题明事》，乾隆二年七月八日，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内阁大库档案》，编号：000081342。
[71]谭尚忠：《题报乾隆五十二年分滇省铜厂领过工本办铜多寡等照例开列管收除在各数目事》，乾隆五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内阁大库档案》，编号：000141158。
[72]蒋溥：《题报查核滇省者海厂乾隆二十年办获铅斤抽收课银》，乾隆二十一年闰九月十四日，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档案》，卷册号：A193-063。
[73]颜伯焘：《题报各铜厂办获铜斤收放实存数目》，道光十九年十月三十日，《明清档案》，卷册号：A362-004。
[74]舒兴阿：《题为领本买收抽可运局铅斤报销事》，咸丰五年五月十日，《明清档案》，卷册号：A366-035。
[75]罗绕典、吴振棫：《奏为运员在泸久住开兑无期拟请暂撤回省当差俟道路肃清另饬赶紧起运以节糜费仰祈圣鉴事》，《明清档案》，卷册号：A366-013。
[76]裴宗锡：《滇黔奏稿录要》，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7年版，第619-621页。
[77]刘藻：《题报乾隆二十五年分滇省办获铜斤旧管新收开除实在数目事》，乾隆二十六年七月十一日，《内阁大库档案》，编号：000116751。
[78]参见马琦《矿业监管与政府调控：清代矿厂奏销制度述论》，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3期。
[79]鄂尔泰：《奏为铜矿大旺等事》，雍正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0辑，第355页。
[80]《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485，乾隆二十年三月云贵总督硕色、云南巡抚爱必达奏。
[81]《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636，乾隆二十六年五月上谕军机大臣等。
[82]《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1106，乾隆四十五年五月上谕军机大臣等。
[83]《清史稿》卷124《食货志五·矿政》。
[84]张泓：《滇南新语》象羊厂条。
[85]《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311，乾隆十三年三月云贵总督张允随覆奏。
[86]《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317，乾隆十三年六月云南巡抚图尔炳阿覆奏。
[87]吴大勋：《滇南闻见录》上卷《人部》。
[88]乾隆《东川府志》卷13《鼓铸》，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奉督院恒、抚院郭牌。
[89]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合编《清代的矿业》，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3页。此碑立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
[90]杨光昆主编：《东川市文物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27页。
[91]杨光昆主编：《东川市文物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页。
[92]梁晓强校注：《东川府志·东川府续志（校注本）》卷7《祠祀·寺观》，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169页。
[93]［日］山口义胜：《调查东川各矿山报告书》之《特说·各厂概况》第一节《汤丹厂》，云南巡按使署编辑《云南实业杂志》第2卷第3期，1914年。
[94]礼部《移会稽察房云贵总督刘藻奏请将滇省澄江府通判裁汰改设东川府分防汤丹通判一员办理汤丹大碌两铜厂刑名事》，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内阁大库档案》，编号：000120454。这一记载在《清实录》中已演变成“滇省汤丹、大碌两铜厂，坐落东川府属会泽县境内，比岁以来，产铜日旺，厂众益增，两厂不下二三万人，争端易起，案件渐多，虽有丞倅二员分驻厂中，刑名非其所辖，呼应不灵”（卷725，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吏部等部议覆云贵总督刘藻奏称）。
[95]《铜政全书·咨询各厂对》，转引自吴其濬《滇南矿厂工器图略》卷1附。
[96]乾隆《东川府志》卷20下《艺文》，转引自崔乃镛《东川府地震纪事》。
[97]吴其濬：《滇南矿厂工器图略》卷2《铜厂第一》。
[98]本节所言东川铜业人口包括直接从事铜矿石开采、冶炼的矿工、炉头和杂役，以及居住于冶炼厂地、为矿石采冶提供服务的官府管理者、矿厂协调组织者及矿区物质供应商，不包括间接从事矿业服务的炭户与脚户。事实上，间接服务于铜业开发的行业众多，从业者数量更为庞大，这将在本节之后分别论述。
[99]王崧：《矿厂采炼篇》；吴其濬：《滇南矿厂工器图略》卷1附。
[100]梁晓强校注：《东川府志·东川府续志（校注本）》卷10《田赋》，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5页。
[101]关于雍正年间东川的农业开发，本书第三章第一节第三点《边疆民族地区大规模资源开发的前期准备》已有论述。
[102]梁晓强校注：《东川府志·东川府续志（校注本）》卷10《田赋》，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4-219页、462页。
[103]《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54，乾隆二年十月免滇省新辟夷疆未完开垦借给银两。
[104]《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237，乾隆十年三月云南总督兼管巡抚张允随奏。
[105]《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507，乾隆二十一年二月署云贵总督爱必达奏。
[106]乾隆《东川府志》卷20下《艺文》，东川府知府义宁《重修龙潭神祠记》。
[107]乾隆《东川府志》卷4《疆域·山川附》、卷8《户口·村寨附》。
[108]乾隆《东川府志》卷10《赋税·田赋》。
[109]石涛、马国英：《清代前中期粮食亩产研究评述》，《历史研究》2010年第2期。
[110]佚名：《云南省五十二县小麦面积及产量》，《云南实业通讯》第6期，1940年6月。
[111]任启运：《经筵讲义》，载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10，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第405页。
[112]梁晓强校注：《东川府志·东川府续志（校注本）》卷10《田赋》，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页。
[113]东川附知府廖瑛《严禁囤积米粮斗升出入不公之积弊以裕民食事》，乾隆《东川府志》卷20下《艺文》。
[114]王业键根据台湾“故宫博物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各地督抚上奏《粮价清单》整理制作而成。
[115]王业键编：《清代粮价资料库》。
[116]《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201，乾隆八年九月云南总督兼管巡抚事务张允随奏。
[117]乾隆九年三月初五日云南总督兼管巡抚事务张允随《奏为奏明事》，《张允随奏稿》10册，不分卷，四川省图书馆馆藏抄本，见《云南史料丛刊》第8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27-775页。
[118]《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251，乾隆十年十月户部议准云南总督兼管巡抚事张允随疏请。
[119]吴其濬：《滇南矿厂工器图略》卷1附。
[120]杨煜达：《清代云南铜矿开采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
[121]吴其濬：《滇南矿厂工器图略》卷1《用第八》。
[122]据［日］三口义胜《调查东川各矿山报告书》中所载各坑口工人及日出矿石量统计而来。
[123]李春龙等点校：《新纂云南通志》卷146《矿业考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24]吴其濬：《滇南矿厂工器图略》卷1《用第八》。
[125]张泓：《滇南新语》象羊厂条；王崧：《矿厂采炼篇》，见吴其濬《滇南矿厂工器图略》卷1附。
[126]吴其濬：《滇南矿厂工器图略》卷1附。
[127]［日］山口义胜：《调查东川各矿山报告书》，云南行政公署《云南实业杂志》第2卷第3、4号，1914年。
[128]王太岳：《铜政利弊状》，载吴其濬《滇南矿厂工器图略》卷2附。
[129]《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二十年四月十八日，云贵总督伯麟、云南巡抚孙玉庭《奏为办铜工本查照部驳核实奏闻仰祈圣鉴事》，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合编《清代的矿业》，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1-197页。
[130]参见本书第四章第四节《东川铜的运输与销售》。
[131]张允随：《奏为钦奉上谕事》，乾隆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张允随奏稿》。
[132]张允随：《奏为奏明事》，乾隆九年三月初五日，《张允随奏稿》。
[133]张允随：《奏为恭报金江下游工程完竣仰祈睿鉴事》，乾隆十年五月二十七日，《张允随奏稿》。
[134]《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339，乾隆十四年四月云贵总督张允随覆奏。
[135]张允随：《奏为恭报开修盐井渡通川河道工程完竣铜运坦行商货骈集克收成效事》，乾隆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张允随奏稿》。
[136]《钦定大清会典》（嘉庆朝）卷14《户部·广西清吏司》。
[137]《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397，乾隆十六年八月户部遵旨议覆四川总督策楞奏称。
[138]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朝），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341-342页。
[139]同上书，第347-349页。
[140]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省档案馆合编：《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35页。
[141]吴其濬：《滇南矿厂工器图略》卷2《用第八》。
[142]《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8下《朱批石礼哈奏折》，雍正四年三月二十日署理贵州巡抚印务威宁总兵官石礼哈、提督贵州总兵官马会伯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143]张允随：《为奏明开浚通川河道事》，雍正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张允随奏稿》。
[144]张允随：《为恭奏开修昭郡道路工竣再请疏开水利以便商民以益兵民事》，雍正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张允随奏稿》。
[145]张允随：《为奏明办解京铜事宜以速鼓铸事》，乾隆三年五月三十日，《张允随奏稿》。
[146]张允随：《为钦奉上谕事》，乾隆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张允随奏稿》。
[147]张允随：《为遵旨具奏事》，乾隆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张允随奏稿》。
[148]张允随：《为恭报开修盐井渡通川河道工程完竣铜运坦行商货骈集克收成效事》，乾隆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张允随奏稿》。
[149]张允随：《为恭报金江下游工程完竣仰祈睿鉴事》，乾隆十年五月二十七日，《张允随奏稿》。
[150]张允随：《为请旨事》，乾隆十年十月二十一日，《张允随奏稿》。
[151]乾隆《东川府志》卷5《城池·道路附》。
[152]乾隆《东川府志》卷10《赋税·盐课》。
[153]乾隆《东川府志》卷8《户口》。
[154]乾隆《东川府志》卷20上《艺文》，云南巡抚张允随《东川新建石城记》。
[155]乾隆《东川府志》卷20上《艺文》，东川府知府崔乃镛《创建东川石城记》。
[156]乾隆《东川府志》卷5《城池·街巷附》。
[157]乾隆《东川府志》卷20下《艺文》，东川府知府崔乃镛《东川府地震纪事》。
[158]《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725，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吏部等部议覆云贵总督刘藻奏称。
[159]《铜政全书·咨询各厂对》，载《滇南矿厂工器图略》卷1附。
[160]王崧：《矿厂采炼篇》，载《滇南矿厂工器图略》卷1附。
[161]［日］山口义胜：《调查东川各矿山报告书》，云南巡按使署编辑《云南实业杂志》，第1卷第3、4、5期，1914年。
[162]蓝勇：《清代滇铜京运对沿途的影响研究——兼论明清时期中国西南资源东运工程》，《清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163]戴芳、马洲编纂：乾隆《恩安县志稿》卷5《铜运志》，宣统三年抄本。
[164]符廷铨修，杨履乾纂：民国《昭通志稿》卷2《食货志·铜运》，1914年铅印本。
[165]王心田修纂：民国《大关县志稿》卷1《交通·桥梁》，民国抄本。
[166]杨竹铭修，陈一德纂：民国《盐津县志》卷3《舆地·寺庙》，抄本。
[167]查枢修纂：嘉庆《永善县志略》卷2《铜运》，光绪间抄本。
[168]查枢修纂：嘉庆《永善县志略》卷2《艺文》，乾隆十七年署永善县知县王曰仁《江神庙碑记》。
[169]刘承功、黄崇华修，钟灵、王诲卿纂：民国《绥江县志》卷1《大事记》，1947年石印本。
[170]屠述濂修纂：乾隆《镇雄州志》卷6《艺文》，乾隆四十一年镇雄州知州饶梦铭《镇雄州铜运节略》，乾隆四十九年刻本。
[171]屠述濂修纂：乾隆《镇雄州志》卷6《艺文》，镇雄州知州屠述濂《铜运禀稿》。
[172]道光《寻甸州志》卷11《课程·铜运》。
[173]王昶：《春融堂杂记八种》之4《蜀徼纪闻》，嘉庆塾南书舍刻本。
[174]《黔南职方纪略》卷3《大定府·威宁州》。
[175]《钦定户部则例》卷36《钱法·雇办铜铅船只水手》。
[176]工部《为解运京铜过境事》，乾隆五十年九月二十一日，《内阁大库档案》，编号：000179439。
[177]户部《移会稽察房湖北巡抚吴垣奏报云南委员万廷石领运乾隆四十九年分加运二起京铜于本年七月一日入境八月二十三日出湖北蕲州境并无延误事》，乾隆五十年十月十九日，《内阁大库档案》，编号：000136966。
[178]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省档案馆合编：《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25-427页。
[179]俞汝本：《北征诗抄》卷1《蜀行小草》，二月八日重庆开行夜泊铜锣峡。
[180]贝青乔：《半行庵诗存稿》卷4《荆州舟行杂诗》，同治五年刻本。
[181]《钦定户部则例》卷36《钱法·雇办铜铅船只水手》。
[182]《铜政便览》卷3《滩次》。
[183]《铜政便览》卷3《滩次》。
[184]云南巡抚爱必达《奏为敬陈运费就近贮给之未议以重铜务事》，乾隆十六年九月初七日，《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辑，第603-604页。
[185]户部《移会稽察房江西巡抚何裕城奏云南宁州知州萧附凤领运云南省乾隆五十二年头运二起京铜等项入境出境日期》，乾隆五十三年四月，《内阁大库档案》，编号：000140395；《铜政便览》卷3《滩次》。
[186]直隶总督方观承《奏为奏闻事》，乾隆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辑，第733页。
[187]张允随：《为奏明办解京铜事宜以速鼓铸事》，乾隆三年五月三十日，《张允随奏稿》10册，不分卷，四川省图书馆馆藏抄本，见《云南史料丛刊》第8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88]诺穆亲：《题请核销乾隆三十三年办运京铜用过水脚杂费银两事》，乾隆三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明清档案》，卷册号：A212-106。
[189]谭尚忠：《奏报滇省办运京铜六路承运各官用过运脚杂费养廉等项银两事》，乾隆五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内阁大库档案》，编号：000146950。
[190]杨煜达：《清代云南铜矿开采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
[191]高其倬：《奏遵查铜斤利弊情形折》，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日，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32-437页。
[192]雍正《云南通志》卷11《钱法·厂课》。
[193]鄂尔泰：《奏报铜矿大旺工本不敷恳恩通那以资调剂折》，雍正五年五月初十日，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9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67页。
[194]雍正《云南通志》卷11《钱法》，雍正二年二月巡抚杨名时《题为遵旨敬陈敼铸事宜等事》。
[195]雍正《云南通志》卷11《钱法·厂课》。
[196]鄂尔泰：《奏报铜矿大旺工本不敷恳恩通那以资调剂折》，雍正五年五月初十日，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9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67页。
[197]鄂尔泰：《奏报雍正五年铜厂课息数目折》，雍正六年五月二十一日，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16-517页
[198]鄂尔泰：《奏滇省铸钱日多请增发运折》，雍正六年二月初十日，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50-652页
[199]《铜政便览》卷7《采买》。
[200]马琦：《清代各省采买滇铜的运输问题》，《学术探索》2010年第4期。
[201]《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866，乾隆三十五年八月户部议准原任云南巡抚明德奏称。
[202]《钦定大清会典》（乾隆朝）卷10《田赋》、卷15《盐法》。
[203]《钦定大清会典》（乾隆朝）卷14《户部·钱法》办铜条。
[204]王德泰：《乾隆时期的铸钱成本与钱价昂增问题》，《西北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205]同上。
[206]裴宗锡：《奏为直陈滇省铜政实在情形谨筹持久之计仰祈圣训事》，乾隆四十年十月三日，《滇黔奏稿录要》，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7年版，第33-45页。
[207]《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882，乾隆三十六年四月谕军机大臣等。
[208]杨煜达：《清代云南铜矿开采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
[209]明史专家顾诚先生在《南明史·序论》（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中说：“清朝统治的建立，是以全国生产力大幅度破坏为代价的，稳定后的统治被一些人大加吹捧，称之为康乾盛世。正是中国处于这种盛世的一百多年里，同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距离拉得越来越大。盛世过后，不到五十年，爆发了中英鸦片战争，随之而来，一幕幕丧权辱国的悲剧，使大清帝国的腐朽落后暴露无遗。”李治亭先生则认为：“在这百余年中，清朝具有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武功强盛、学术集大成的鲜明特征，它标志着中国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达到了光辉的顶点。”（《清康乾盛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92页）
[210]高翔：《康乾盛世浅议》，《清史研究》1993年第1期。
[211]《平定三逆方略》卷8，康熙十三年八月命治理历法南怀仁制火炮。
[212]《平定三逆方略》卷19，康熙十四年十一月庚子命提督赵国祚等随大将军安亲王岳乐进剿。
[213]《圣祖仁皇帝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9，康熙三十年二月丁丑命增设西安八旗火器兵。
[214]《圣祖仁皇帝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17，康熙三十四年十一月上谕内大臣国舅佟国维等。
[215]《圣祖仁皇帝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18，康熙三十四年十二月命定随军火炮。
[216]《大清圣祖皇帝实录》卷296，康熙六十一年二月协理将军阿喇衲疏言。
[217]《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之259，乾隆十一年二月户部议覆四川巡抚纪山续奏筹办进剿瞻对贼番事宜。
[218]《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582，乾隆二十四年三月定边将军兆惠奏被围情形。
[219]《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810，乾隆三十三年五月上谕；《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847，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署云贵总督彰宝覆奏。
[220]《平定两金川方略》卷8，乾隆三十六年十月辛卯四川巡抚桂林奏。
[221]《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911，乾隆三十七年六月陕西巡抚勒尔谨奏。
[222]《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1287，乾隆五十二年八月谕军机大臣。
[223]《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卷49，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福康安、海兰察、恒瑞、鄂辉同奏。
[224]《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1407，乾隆五十七年六月谕军机大臣。
[225]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5卷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32页。
[226]参见《钦定大清会典》雍正、乾隆、嘉庆三朝户部田赋部分。
[227]《钦定大清会典》（乾隆朝）卷9《户口》、卷10《田赋》。
[228]《钦定大清会典》（嘉庆朝）卷10《户部》。
[229]《钦定大清会典》（雍正朝）卷30《户部》田土、户口。
[230]《钦定大清会典》（乾隆朝）卷9《户口》、卷10《田赋》。
[231]《钦定大清会典》（嘉庆朝）卷11《户部》。
[232]李中清：《明清时期中国西南的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载《清史论丛》第5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6页。
[233]《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269，乾隆十一年六月议政王大臣等议覆。
[234]乾隆《蒙自县志》卷3《厂务》。
[235]《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7之三，雍正五年九月二十九日两广总督孔毓珣《奏为南丹矿徒遵法解散事》。
[236]王业键称此种没有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没有造成经济结构上显著改变的成长为“广泛性成长”（extensive growth）［王业键：《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1644—1937）》，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1年，第1页］；黄宗智认只出现总产量增加的经济成长（economic growth），而根本没有人均所得持续提升的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是一种“缺乏发展的成长”（黄宗智著：《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350—1988》，程洪等译，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9-121页）。
[237]李中清：《明清时期中国西南的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清史论丛》第5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7页。
[238]乾隆《东川府志》卷8《户口》。
[239]大学士傅恒《题覆云贵总督吴达善等请以昭通府大关同知刘垿升补云南东川府知府疏》，乾隆二十七年闰五月二十日，《内阁大库档案》，编号：000117569。
[240]彰宝：《奏为请补要缺知府事》，乾隆三十七年九月七日，《军机处档折件》，编号：000018527。
[241]福康安：《奏请以萧文言护理东川知府》，乾隆四十五年十月六日，《军机处档折件》，编号：000029029。
[242]福康安：《奏为宁台厂员曹湛汤丹厂员萧文言出力办铜请分别加衔具奏》，乾隆四十六年九月九日，《军机处档折件》，编号：000032457。
[243]富纲：《奏为护东川府篆之萧文言现办铜务紧要请暂缓送部引见由》，乾隆四十八年七月八日，《军机处档折件》，编号：000033956。
[244]吏部《奏为知府萧文言请留滇省事》，乾隆四十九年十月二日，《内阁大库档案》，编号：000033300。
[245]檀萃：《厂记》，引自师范《滇系》第2册《艺文四》。
[246]光绪《东川府续志》卷1《循吏》。
[247]阮元：《奏为要缺知府监管铜厂仰恳圣恩俯准调补以俾铜务事》，道光八年四月十三日，《军机处档折件》，编号：000060667。
[248]吴文镕：《奏为边要知府员缺仰恳圣恩俯准调补以俾地方而重铜务事》，咸丰元年十月二十二日，《军机处档折件》，编号：000083099。
[249]康熙《四川总志》卷21《风俗·东川军民府》。
[250]康熙《四川总志》卷4《建置沿革·东川军民府》。
[251]雍正《东川府志》卷1《户口·村寨》。
[252]乾隆《东川府志》卷8《户口》。
[253]乾隆《东川府志》卷4《疆域山川附》、卷10《赋税》。
[254]杨煜达：《清代云南铜矿开采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
[255]笔者2010年4月底赴东川区舍块乡茂麓村实地考察，该处清代矿洞、炼炉、炉渣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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