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经济近代化的开启

云南近代化发端于清代咸丰、同治年间的云南各族人民大起义，这次起义是在国内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大背景下爆发的，波及了整个云南，并建立了与清政府对峙的政权。为了镇压起义，云南创设了军事工业，“云南近代企业的出现也是从军事工业开始的，19世纪70年代总督刘长佑、巡抚岑毓英为了镇压回民起义，就‘创设军火局于三圣宫，制造明火枪炮、叉杆、刀矛以济军用’。”^[2]但其中大多还是土法制作，“直至光绪十年，巡抚岑毓英由上海、广东、福建等处雇来工匠，开办云南机器局，并经过光绪十七年及光绪三十四年的两次扩建厂房，添购机器，加募工匠，才使其在生产手段上具有了现代工业企业的意义”^[3]。当然，这些军事工业的水平是非常低下的，英人H.R.戴维斯曾于1890年亲睹云南军工厂的生产状况，并记载：“他们造克虏伯枪、罗登菲尔兹枪、来复枪和子弹。机器是用蒸汽驱动，但没有汽锤，所以产品不可能是一流的。”^[4]矿业方面，咸丰、同治年间各族人民大起义平定后，云南铜矿业便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实行“官督绅办”，“光绪八年整顿铜政绅商认办，光绪九年设云南矿务招商局，光绪十三年设立矿务公司。”^[5]云南矿业实行了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变更，实为经营管理方式的近代化转变，是近代管理理念的实施。早在光绪三年（1877年），云南总督刘长佑就明确提出应“参用西洋采矿机器以助人力之不足，并延雇熟悉矿路之样匠以补中法之未备”。这也是对生产技术的革新、使用大机器生产的要求，而个旧锡矿的生产就是典型，“宣统元年，云贵总督府将原来的‘个旧官商锡矿公司’改组为‘个旧锡务有限公司’，增设开采、冶炼厂，向德商礼和洋行订购冶炼、洗选、化验、动力等机器设备，1913年正式安装投产，这既是个旧锡矿使用机器开采、冶炼之始，也是现代机器设施在矿业生产中成功使用的开端。”^[6]云南矿业的生产经营在极大程度上按照这种近代化的发展模式展开。与此同时，云南地方官府还开办了造币厂、陆军制革厂、官印局、劝工局等4个近代化企业。

由法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而引起的中法战争，是云南经济近代化发展的又一个契机。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1885年6月9日签订了《中法新约》，条约规定中国以后需要修建铁路时应向法国“商办”，并同意在云南、广西、广东三省的中越边界开埠通商。加之《中法滇越通商章程》《中法续订界务专条》及《中英续议滇缅商务条约》的签订，蒙自、思茅、腾越等地相继开为商埠，云南的大门被打开，云南经济被纳入了国际市场。光绪十五年（1889年）七月，蒙自开埠，之后大量洋货进口，亦有大量土货出口，对外贸易由此兴盛起来。光绪十六年（1890年），“进口洋货中：棉布类，约值三十二万八千余两；杂货类，约值十万余两。复进口之货：广东烟丝，五千九百余担，估值十三万三千余两；上等纸，四百余担，估值七千九百余两；荔枝干，二百余担，估值五千余两；平纸，一百八十余担，估值四千余两；总计约十六万九千余两。出口土货：锡，二万二千余担，估价三十九万七千余两；普洱茶，一千四百余担，估价一万八千余两；紫皮，七百余担，估价四千七百余两，其余货物零星居多，未便枚举。本年度进口货市价关平银六十三万五千余两，应除进口税一万三千余两，再除经手七厘用金及各费四万三千余两，则进口货实价仅五十七万七千余两。出口货物市价关平银四十六万八千余两，内加出口税银二万二千余两，再加经手八厘用金及各费三万七千余两，则出口货离口时估值关平银五十二万八千余两。”^[7]如此大规模的对外贸易，此前在云南实属少见，而且有逐年增长的趋势，增长的速度亦是令人惊讶。光绪十六年（1890年）“十二月之三十一天所收之税，较上年一百三十天所收之税不过少一千两之数，由此观之，足证本年开帮贸易之畅旺矣。”^[8]为了加大对云南的掠夺力度，英法帝国主义加紧进一步打开云南的大门。在这种压力之下，清政府按照《中法新约》的规定，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开设思茅新关，又按照《中缅条约》的相关规定，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初一日始行开办腾越关。关口的开放，加速了云南经济的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其中思茅开关的第二年，“进口洋货按市价估算共关平银十五万四千五百九十六两。出口土货按市价估算共关平银三万一千三百七十八两”^[9]。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腾越关“进口洋货共估值关平银一百四十七万二千二百八十一两。出口土货共估值关平银二十四万三千三百七十二两”^[10]。蒙自、思茅、腾越三关的开办，使云南社会沟通了世界市场，对原有的自然经济形成巨大的冲击，开始走上了近代经济的市场发展道路，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传统贸易格局的基础上，逐渐形成近代化的贸易格局。这对云南社会经济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三关”的开办已然成为云南经济近代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滇越铁路的修建，便利了帝国主义对云南的掠夺，加剧了云南社会的危机，但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云南对外贸易的发展，是云南经济近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滇越铁路的修建历时七年，1910年建成通车，铁路作为现代动力系统，其本身就是云南工业化的一个显著标志。如果说蒙自、思茅、腾越的开关是在云南传统贸易模式上撕开了一道缺口的话，那么滇越铁路则是在云南传统的交通模式上撕开一道缺口，二者的结合，极大地带动了云南商品贸易的发展。1910年，蒙自关“进口洋货，约值关平银五百七万七千三百二十两，比上年减少关平银一百六十一万九千一百八十八两，但查上年铁路材料进口值关平银三百二十万四千两，本年铁路材料进口只值关平银二十七万二千两，就此观之，本埠进口贸易较上年实增关平银一百五十万两。土货出口，共值关平银六百三十八万七千六百九两，比较上年增加二百十四万一千两，约增百分之五十”^[11]。根据上述材料计算，1910年蒙自关进口洋货同样比1909年约增50%，进出口贸易额大幅增长。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滇越铁路的修建使得交通更为便捷，运输效率大大提高，“查本口（蒙自）贸易情形，云南省本年（1910年）大有起色，盖因滇越铁路通达云南府，所以东京之海防及香港暨沿边口岸与云南府俱属咫尺”^[12]。从中可以看出滇越铁路的作用，它的修建，使得蒙自关的经济功能有效的放大，商品贸易得到极大的发展，云南近代贸易体系亦有了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滇越铁路在云南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铁路运力在当时对云南区域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其一，开启了民众的现代交通意识，为建设独立自主的现代化交通条件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和管理知识的培养和积累；其二，缩短了云南对外交往的时空距离，由于商品流转速度加快，带来的直接效果必然是费用成本的降低及利润的增长；其三，滇越铁路现代运力技术的移植和使用，在推动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一种全新的生产力要素也由此而导入，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原有经济形态的解体，从而开启了云南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13]滇越铁路的修建，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云南传统的社会经济模式，使云南社会逐步向现代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