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川铜京运路线及其调整

由于滇铜分布较广，所以滇铜京运路线成为了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滇铜运输路线分为“分运、递运、长运。分运，即由各铜店将铜料运到云南、四川、贵州的各官铜店，递运主要则由以上各官铜店转运料铜到运铜总店泸店的过程，而长运则主要是由总店泸店沿长江、运河运到京师的过程。”^[168]滇铜京运主要有东川路和寻甸路，滇东北特别是东川是铜的主要产区，所产之铜由东川运至四川泸州，称为东川路，东川所产铜料是通过东川店和寻甸路交运四川泸州，这在前文已有详细的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东川铜料除了从东川路和寻甸路这两大京运系统运出云南外，还曾经走海路运至北京。雍正十二年（1734年），要求云南铸钱运京，本意是由泸州运京，但由于“附近四川地方无可建局”，于是在“广西府开炉，取道百色”。可是走此道“水脚繁费”，难以维持，不得不在“乾隆四年，仍令解铜由川赴京”^[169]。事实上，政府在乾隆三年（1738年）就看到了取道广西的弊端，“广西府至百色，中间山川修阻，水陆艰难，牛马舟车需用既多，穷乡僻壤，雇募不易”。各铜厂在乾隆时期达到繁荣，京运压力增大，到咸同朝各族人民起义后，京运越发困难，最终停运了十几年。同治十三年（1874年）云南战乱平定，马上议复京运。云南巡抚岑毓英奏请京铜改运道走广西，经广东、上海至天津最后到达通州。“兹拟改由云南广南府属剥隘，取道广西百色厅，雇船运至广东省城，换轮船至上海，又由上海至天津换船至通州。”^[170]这是一条海路，岑毓英分析了改道的原因，认为旧道川河险滩太多，不仅不安全，而且运铜前往京城一趟要花费太长的时间，显得费时而缓慢，走海路则较为迅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长江沿线有些地方战乱并未结束，道路不通。前文提到，这是引起滇铜积压的重要原因，同治十三年军务肃清后，清政府急需开办东川铜业，以资铸造，不得不改道运铜。“同治十三年，军务肃清，试办京铜，因川边未靖，道路榛芜，复计由广东轮船较由运河漕船赴京为速。”^[171]另外，当时有了海运之条件，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先进的交通工具；再者，洋务运动兴起多年，取得不少的成就，现代海上交通工具大为发展。京运改由海道的奏请为朝廷批准通过，并责令沿途各省官员鼎力协办。“光绪二年六月二十日，内阁奉上谕户部奏《云南铜斤起运请派员沿途经理》一折。云南办运京铜，向派沿途藩臬大员经理其事，责成照料催趱。现在该省试办京铜由海道转运赴京，秋间即可起运头批，经该部查照例案，将经过之广西、广东、江苏、直隶等省藩臬开列名单，请旨简派，广西著派杨重雅、广东著派杨庆麟、江苏著派恩锡、直隶著派孙观，即责成各该员严饬各道府及沿途地方文物员弁认真稽查催趱，护送前进，如有无故逗留及卖短少等弊，详报该督抚，严行奏办。沿途应需水师照料之处，即由派出之员详咨前途督抚及水师提督调遣，并著自奉旨之日起，以三年为限，云南办运京铜均责成此次所派之员一体经理，遇有升迁事故，即令援任之员遵办，期满再行更换。钦此。”^[172]

京运路线改走海道，是滇铜京运的一次重大调整，但是并没有实行多长时间。光绪八年（1882年），云贵总督岑毓英、云南巡抚杜瑞联奏请改归故道，即由泸州转运，海道转运充其量也就是八年时间。当时奏请复故道情形摘录如下：

云贵总督岑毓英，云南巡抚杜瑞联奏，据藩司唐炯详称，今日滇省欲为自强之计，藉杜外人窥伺，莫切于归复厂利，而归复厂利，莫急于仍旧运道，然后可以招徕商贾。同治十三年，军务肃清，试办京铜，因川边未靖，道路榛芜，复计由广东轮船较由运河漕船赴京为速，奏将运道改由百色广东。窃谓道路有冲僻之分，冲途则驼运易雇，商贾便利，僻壤则驼运难觅，商贾少行。今由百色来滇者，止有广货，皆民生不急之需。又属穷乡，店栈稀少，行旅皆于民舍借住自炊，谓之起火，骡马则就草露宿，谓之打野。又多瘴疠，驼脚甚以为苦。溯查乾隆三年停止铸钱，仍办铜解京，部议有广西府至百色，中间山川修阻，水陆艰难，牛马舟车需用既多，穷乡僻壤，雇募不易等语。广西府即今广西州部议，尚如此难之况，由省城东川以至百色，路更加远。又查雍正十二年，饬滇铸钱运京，原议亦系令由泸州前进，因附近四川地方无可建局，始于广西府开炉，取道广西，嗣以水脚繁费，于乾隆四年仍令解铜由川赴京，是运道之便于由川明甚，拟将京铜运道仍照定制，东川铜斤由大关以达叙州，省城铜斤由威宁以达叙永，同至泸州，再由泸州运赴宜昌，搭轮至汉口，换轮由上海抵京，通计运脚既有节省，到京亦在四五个月内，仍复迅速如此办理东、昭各属，夫马云铜而去，运货而归，川边民船载货以来，载铜而返，往来既便，运脚即可渐轻，货物易销，商贾必然云集，既有裨于厘税，且川、滇、黔三省边界穷民营生有赖，不至流而为匪，而砂丁易于招徕，厂利可以规复，转运络绎，官弁兵役不绝于道，沿途居民藉以贸易，则生聚日多，地方必益臻安静，是一举而数善兼备，实为利国便民之图。^[173]

从岑毓英所奏情形，可以看出滇铜京运归复故道的原因：第一，发展铜矿业，达到招徕商贾、滇省自强、外争矿权的目的；第二，古运道已经畅通；第三，云南至广西，道路偏僻，沿途配套设施不够完善，雇募不易，夫马受累，且是多瘴疠之地，相反，旧道为冲要之途，运力充足；第四，有利于商业的发展，夫马往来不放空，出则运铜，进则运货，从而减轻运脚；第五，有利于川滇黔边的社会安定和繁荣；第六，恢复厂利，促进铜矿业的发展。

总之，滇铜京运主要有两条路线，即经四川走长江、运河道和经广西走海路。大部分时期走的是川河道，川河道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京运路线的代称，其重要性远远超过经广西所走的海路。咸同年间，京运停止。平定战乱后，议复京运，光绪朝政府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京运额铜始终无法超过一百万斤，很多时候仅仅是五十万斤，严重影响到了京运，逐步发展到无法维持，不得不停运的地步。“清末民初，终难维持，京运逐以停止。”^[174]

【注释】

[1]丁文江：《游记二种》，载《漫游散记》之《铜矿之历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页。

[2]陈征平博士论文：《云南早期工业化进程研究（1840—1949）》，第2页。

[3]同上书，第65页。

[4]H.R.戴维斯：《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锁链》，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74页。

[5]（清）王文韶修，唐炯纂：《续云南通志稿》卷45《矿务》，光绪二十年（1894年）刻本。

[6]陈征平博士论文：《云南早期工业化进程研究（1840—1949）》，第66页。

[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室编：《中国旧海关史料》，《光绪十六年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英译汉第32册，京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28-231页。

[8]同上书，第228页。

[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室编：《中国旧海关史料》，《光绪二十三年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英译汉第39册，京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页。

[1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室编：《中国旧海关史料》，《光绪二十九年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英译汉第45册，京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348-349页。

[1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室编：《中国旧海关史料》，《宣统二年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英译汉第52册，京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487页。

[12]同上书，第485页。

[13]陈征平博士论文：《云南早期工业化进程研究（1840—1949）》，第40-43页。

[14]李岳瑞：《春冰室野乘》卷下《云南铜厂》，《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辑0060，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301页。

[15]《新纂云南通志》卷146《矿业考二》，李春龙等点校，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6页。

[16]《大清穆宗实录》卷258。

[17]《大清德宗实录》卷276。

[18]（清）王文韶修，唐炯纂：《续云南通志稿》卷45《矿务》，光绪二十年（1894年）刻本。

[19]李珪：《云南地方官僚资本简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20]（清）王文韶修，唐炯纂：《续云南通志稿》卷45《矿务》，光绪二十年（1894年）刻本。

[21]陈征平：《云南工业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8页。

[22]《大清德宗实录》卷269。

[23]《新纂云南通志》卷146《矿业考二》，李春龙等点校，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4页。

[24]顾金龙等主编：《云南近代矿业档案史料1890—1949》第3辑（上），云南省档案馆、云南省经济研究所1990年印行，第11页。

[2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1、102辑，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初六日督办云南矿务唐炯《奏为厂困民穷开采不广亟筹变通补救折》，中华书局1995年版。

[26]李岳瑞：《春冰室野乘》卷下《云南铜厂》，《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辑。

[27]《大清文宗实录》卷33。

[28]曼殊震钧：《天咫偶闻》卷3，第31页，载彭泽益主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1840—1949），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57页。

[29]曼殊震钧：《天咫偶闻》卷3，第31页，载彭泽益主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1840—1949），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57页。

[30]吴文镕：《吴文节公遗集》卷35《奏议》，《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辑0334《添炉加铸片》，咸丰三年二月十六日。

[31]《大清穆宗实录》卷82。

[32]吴文镕：《吴文节公遗集》卷35《奏议》，《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辑0334《请拨兵饷铜本折》，咸丰三年二月十六日。

[33]《大清穆宗实录》卷82。

[34]吴文镕：《吴文节公遗集》卷35《奏议》，《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辑0334《添炉加铸片》，咸丰三年二月十六日。

[35]同上。

[36]同上。

[37]丁文江：《游记二种》，载《漫游散记》之《铜矿之历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页。

[38]《新纂云南通志》卷6《大事记》，李春龙等点校，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9]同上。

[40]梁晓强校注：《东川府志·东川府续志（校注本）》，余则春续纂，冯誉骢增修：《东川府续志》卷1《戎事》，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66-467页。

[41]同上。

[42]丁文江：《游记二种》，载《漫游散记》之《铜矿之历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

[43]《新纂云南通志》卷146《矿业考二》，李春龙等点校，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44]《新纂云南通志》卷6《大事记》，李春龙等点校，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45]梁晓强校注：《东川府志·东川府续志（校注本）》，余则春续纂，冯誉骢增修：《东川府续志》卷1《戎事》，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67页。

[46]《大清穆宗实录》卷82，同治二年十月。

[47]《大清穆宗实录》卷125，同治三年十二月。

[48]《东华续录》（同治朝）卷73，同治七年六月。

[49]《东华续录》（同治朝）卷73，同治七年六月。

[50]刘岳昭：《滇黔奏议》卷10《会奏查明云南铜厂实在情形请另筹拨工本以资采办折子》，同治十二年三月，《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辑0503。

[51]《大清穆宗实录》卷258，同治八年五月。。

[52]刘岳昭：《滇黔奏议》卷10《会奏查明云南铜厂实在情形请另筹拨工本以资采办折子》，同治十二年三月，《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辑0503。

[53]刘岳昭：《滇黔奏议》卷10《会奏查明云南铜厂实在情形请另筹拨工本以资采办折子》，同治十二年三月，《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辑0503。

[54]同上。

[55]同上。

[56]云南大学历史系编：《云南冶金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9页。

[57]（清）王文韶修，唐炯纂：《续云南通志稿》卷45《矿务》，光绪二十年（1894年）刻本。

[58]丁文江：《游记二种》，载《漫游散记》之《铜矿之历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

[59]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矿务档·云南》之《密陈滇省洋务情形并请开矿练军》，第1865号，1960年印行。

[60]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矿务档·云南》之《准滇省开矿练军》，第1866号，1960年印行。

[61]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矿务档·云南》之《缕陈预筹矿务办法》，光绪三年四月十三日，第1868号，1960年印行。

[62]（清）王文韶修，唐炯纂：《续云南通志稿》卷45《矿务》，光绪二十年（1894年）刻本。

[63]（清）王文韶修，唐炯纂：《续云南通志稿》卷45《矿务》，光绪二十年（1894年）刻本。

[64]云南大学历史系编：《云南冶金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9页。

[65]丁文江：《游记二种》，载《漫游散记》之《铜矿之历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127页。

[66]（清）王文韶修，唐炯纂：《续云南通志稿》卷45《矿务》，光绪二十年（1894年）刻本。

[67]《东华续录》（光绪朝）卷56。

[68]（清）王文韶修，唐炯纂：《续云南通志稿》卷45《矿务》，光绪二十年（1894年）刻本。

[69]《东华续录》（光绪朝）卷56。

[70]（清）王文韶修，唐炯纂：《续云南通志稿》卷45《矿务》，光绪二十年（1894年）刻本。

[71]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700页，转引自云南大学历史系编《云南冶金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0页。

[72]（清）王文韶修，唐炯纂：《续云南通志稿》卷45《矿务》，光绪二十年（1894年）刻本。

[73]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矿务档·云南》之光绪十一年六月十二日云贵总督岑毓英《函陈云南矿务情形》，第1875号，1960年印行。

[74]张凯嵩：《抚滇奏议》卷1《覆矿务折》，《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辑0147。

[75]云贵总督岑毓英、云南巡抚张凯嵩《奏为滇省开矿事宜绅厂已有成效商股已有成议人情踊跃可冀日起有功折》，光绪十年闰五月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1、102辑，中华书局1995年版。

[76]丁文江：《游记二种》，载《漫游散记》之《铜矿之历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页。

[77]《大清德宗实录》卷187，光绪十年六月。

[78]陈征平：《云南工业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02页。

[79]《东华续录》（光绪朝）卷56。

[80]《申报》，光绪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光绪十年二月十二日，转引自陈征平《云南工业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02页。

[81]张凯嵩：《抚滇奏议》卷1《奏开矿事宜折》，《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辑，0147。

[82]云贵总督岑毓英、云南巡抚张凯嵩《奏为滇省开矿事宜绅厂已有成效商股已有成议人情踊跃可冀日起有功折》，光绪十年闰五月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1、102辑，中华书局1995年版。

[83]张凯嵩：《抚滇奏议》卷1《覆矿务折》，《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辑，0147。

[84]张凯嵩：《抚滇奏议》卷2《奏开矿事宜折》，《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辑，0147。

[85]《大清德宗实录》卷208，光绪十一年五月。

[86]同上。

[87]《大清德宗实录》卷209，光绪十一年六月。

[88]丁文江：《游记二种》，载《漫游散记》之《铜矿之历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页。

[89]据李春龙等点校《新纂云南通志》卷146《矿业考二》的统计，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90]云南大学历史系编：《云南冶金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0页。

[91]《大清德宗实录》卷239，光绪十三年二月。

[92]《东华续录》（光绪朝）卷83，光绪十三年五月。

[93]同上。

[94]《东华续录》（光绪朝）卷59，光绪十四年四月。

[95]《东华续录》（光绪朝）卷83，光绪十三年五月。

[96]《东华续录》（光绪朝）卷87，光绪十三年十二月。

[97]云南大学历史系编：《云南冶金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1页。

[98]《大清德宗实录》卷254，光绪十四年夏四月。

[99]（清）王文韶修，唐炯纂：《续云南通志稿》卷45《矿务》，光绪二十年（1894年）刻本。

[100]《大清德宗实录》卷267，光绪十五年二月。

[101]《大清德宗实录》卷269，光绪十五年夏四月。

[102]巡抚衔督办云南矿务唐炯《奏为铜铅各厂现在情形折》，光绪十六年十二月初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1辑，中华书局1995年版。

[103]云南大学历史系编：《云南冶金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1页。

[104]《东华续录》（光绪朝）卷141，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

[105]云南大学历史系编：《云南冶金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1页。

[106]丁文江：《游记二种》，载《漫游散记》之《铜矿之历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页。

[107]《大清德宗实录》卷314，光绪十八年秋七月。

[108]《大清德宗实录》卷282，光绪十六年闰二月。

[109]《大清德宗实录》卷306，光绪十七年十二月。

[110]《大清德宗实录》卷314，光绪十八年秋七月。

[111]（清）王文韶修，唐炯纂：《续云南通志稿》卷45《矿务》，光绪二十年（1894年）刻本。

[112]丁文江：《游记二种》，载《漫游散记》之《铜矿之历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页。

[113]《大清德宗实录》卷384，光绪二十二年正月。

[114]《大清德宗实录》卷350，光绪二十年九月。

[115]《大清德宗实录》卷433，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

[116]《大清德宗实录》卷437，光绪二十五年春正月。

[117]督办云南矿务唐炯《奏为厂困民穷开采不广亟筹变通补救折》，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初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1辑，中华书局1995年版。

[118]《大清德宗实录》卷452，光绪二十五年冬十月。

[119]《大清德宗实录》卷454，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

[120]丁文江：《游记二种》，载《漫游散记》之《铜矿之历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页。

[121]《大清德宗实录》卷492，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

[122]丁文江：《游记二种》，载《漫游散记》之《铜矿之历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页。

[123]丁文江：《游记二种》，载《漫游散记》之《铜矿之历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页。

[124]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十六日督办云南矿务唐炯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2辑，中华书局1995年版。

[125]《大清德宗实录》卷559，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

[126]丁文江：《游记二种》，载《漫游散记》之《铜矿之历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页。

[127]《清续文献通考》卷389《实业考》十二，宣统元年云贵总督李经羲奏。

[128]同上。

[129]《清续文献通考》卷390《实业考》十三《工务矿产》，转引自吴承洛《调查矿冶志略》。

[130]顾金龙等主编：《云南近代矿业档案史料1890—1949》第3辑（上），云南省档案馆、云南省经济研究所1990年印行，第6-7页。

[131]同上书，第8-10页。

[132]顾金龙等主编：《云南近代矿业档案史料1890—1949》第3辑（上），云南省档案馆、云南省经济研究所1990年印行，第13页。

[133]同上书，第15页。

[134]顾金龙等主编：《云南近代矿业档案史料1890—1949》第3辑（上），云南省档案馆、云南省经济研究所1990年印行，第16页。

[135]丁文江，《游记二种》，载《漫游散记》之《铜矿之历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页。

[136]严中平：《清代云南铜政考》，《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辑0556。

[137]中共云南省委政策研究室编：《云南地州市县概况·东川分册》，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页。

[138]刘岳昭：《滇黔奏议》，卷10《会奏查明云南铜厂实在情形请另筹拨工本以资采办折子》，同治十二年三月，《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辑0503。

[139]《东华续录》（光绪朝）卷83，光绪十三年五月唐炯奏。

[140]督办云南矿务唐炯《筹议矿务拟招集商股延聘东洋矿师疏》，《清经世文续编》卷26《户政三》。

[141]《东华续录》（光绪朝）卷59，光绪十四年四月。

[142]刘岳昭：《滇黔奏议》卷4《会奏查明滇省长运广东铜斤未解归款折子》，同治七年八月，《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辑0503。

[143]顾金龙等主编：《云南近代矿业档案史料1890—1949》第3辑（上），云南省档案馆、云南省经济研究所1990年印行，第5-6页。

[144]严中平：《清代云南铜政考》，第48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辑0556。

[145]同上。

[146]同上。

[147]《大清德宗实录》卷452。

[148]督办云南矿务唐炯《奏为厂困民穷开采不广亟筹变通补救折》，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初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1、102辑，中华书局1995年版。。

[149]云贵总督岑毓英《奏陈整顿滇省铜政事宜疏》，光绪九年，《清经世文续编》卷49《户政二十六》。

[150]顾金龙等主编：《云南近代矿业档案史料1890—1949》第3辑（上），云南省档案馆、云南省经济研究所1990年印行，第5-6页。

[151]顾金龙等主编：《云南近代矿业档案史料1890—1949》第3辑（上），云南省档案馆、云南省经济研究所1990年印行，第11页。

[152]同上。

[153]《大清文宗实录》卷33，咸丰元年五月。

[154]督办云南矿务唐炯《奏为厂困民穷开采不广亟筹变通补救折》，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初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1、102辑，中华书局1995年版。

[155]（清）王文韶修，唐炯纂：《续云南通志稿》，光绪二十年（1894年）刻本。

[156]云贵总督岑毓英《奏陈整顿滇省铜政事宜疏》，光绪九年，《清经世文续编》卷49《户政二十六》。

[157]《大清德宗实录》卷454，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

[158]《东华续录》（光绪朝）卷83，光绪十三年五月。

[159]巡抚衔督办云南矿务唐炯《奏为遵旨复陈折》，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1、102辑，中华书局1995年版。

[160]《大清文宗实录》卷33，咸丰元年五月。

[161]《大清德宗实录》卷267，光绪十五年二月。

[162]《大清德宗实录》卷321。

[163]张凯嵩：《抚滇奏议》卷3《覆矿务情形折》，《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辑0147。

[164]《大清德宗实录》卷315。

[165]《大清德宗实录》卷454。

[166]《东华续录》（光绪朝）卷95。

[167]严中平：《清代云南铜政考》，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31页。

[168]蓝勇：《清代滇铜京运路线考释》，《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86-87页。

[169]（清）王文韶修，唐炯纂：《续云南通志稿》卷45《矿务》，光绪二十年（1894年）刻本。

[170]同上。

[171]（清）王文韶修，唐炯纂：《续云南通志稿》卷45《矿务》，光绪二十年（1894年）刻本。

[17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2册（光绪二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73]（清）王文韶修，唐炯纂：《续云南通志稿》卷45《矿务》，光绪二十年（1894年）刻本。

[174]李春龙等点校：《新纂云南通志》卷146《矿业考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