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实业救国成为一时的潮流，一批民族资本家投资兴办公司企业，也有不少民族资本家投资兴办矿业。蔡锷也注意到了发展实业对云南经济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云南矿业发展的意义，他在1911年10月31日致电粤都督，要求帮助招商来滇开办实业。当时负责招商的郑鸾锵认识到云南矿产的丰富，只是无力经营，过去“铜禁”现象十分严重，致使矿业不能发展，他就请粤都督帮助支持招商的情况和建议请示过云南军政府：“如蒙不弃，拟恳钧府酌给委状，并优待章程，及所办实业，试办之初，准予免税，俟有成效，再行照章完纳等情，统附状末，以便到处演说，并祈移请闽都督一体代为维持。”[2]这一建议得到了云南军政府的支持，“所请移请闽都督代为维持，自应照准，并由本军府外交司给予护照，以利遄行”[3]。这很大程度上是在努力招集资本入滇发展云南矿业。矿业的发达与否，与资本的多寡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办矿成效的高低，关键在于办矿资本的多寡，而滇省办矿资金的缺乏已经不是一日之事，由此，蔡锷上书北京政府，要求拨款项、派大员督办滇矿。在上书中蔡锷提出了云南矿业发展过程中的三大遗憾之处：一、个旧锡矿因厂商力薄，无力扩充，每遇需本之时，反为法国汇理银行所操纵，若非早为维持，恐此厂将折而入于外人之手；二、东川铜厂亦是因本绌之故，开采之力既薄，制炼之法不精，故各省铜元不能不仰给于日本；三、金矿、银矿、铅矿、铁矿等皆因昔回汉之乱，厂业衰歇，迄未恢复。其中都是由于资金的缺乏，致使矿业发展出现诸多不良之处，蔡锷认为大力开发云南省的矿产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对国家、对地方都有好处，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拟请仿照前清，设置云南矿务大臣成例，特派大员督办该省矿务，并由国家酌拨基金，一面由滇招集商股，共筹巨资，以厚资本，俾得切实办理。”[4]蔡锷力主发展云南矿业，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利权，另一方面是为了解决财力困难的问题。
东川之铜为政府所控制，不允许私人自由开采通商由来已久，流弊甚广，早在宣统年间就有改变铜禁政策的策论。云南军政府更是主张鼓励私人开矿，并为此修改了矿章，采取开放政策。民国矿律颁行之前，云南矿业暂时遵照前清的矿业章程，可是“前清矿章，对于勘矿采矿各节，规律太严，滇省人民风气未开，资本薄弱，遵行诸多窒碍”[5]，不利于滇省矿业的发展，于是在光复后，对前代矿章进行了适当的变通，拟定了比以前较为开放的云南暂行矿章，对此民间更是称便。民国二年（1913年）四月，在各属矿商入滇开矿的时候，实业司司长吴琨呈请民政长罗佩金咨明工商部，滇省暂时适用本省矿章。罗佩金马上同意了吴琨的请求，把暂行本省矿章的事情上呈到了工商部，该年五月就得到的民政部“暂准照办”的回复。只是云南矿业章程实行的时间不长，民国三年（1914年）四月便停止施行。“查矿务条例于本年三月十一日奉大总统公布施行在案，所有从前现行之矿务正附章程当然失其效力。民国三年四月一日，农商总长，张謇。”[6]不管怎样，云南矿业发展有了新的章程可依，一改前代矿章的苛严风格，行开放之风气，便利了办矿资金的筹集，在新的政策之下，云南矿业有了新的发展。
资金和技术是矿业发展的关键，滇省政府财力支绌，中央亦无余力从资金上支持云南矿业发展，为了解决这方面的困难，除了在国内招商之外，蔡锷还派人远赴南洋招集华侨来开办云南矿业，并提出了七项募股办法：
一、拟请于到南洋之即由演说及报纸两方面，鼓吹云南矿业及工商业有望之情况，以唤起一般华侨之企业心；二、拟请运动资力雄厚之华侨，设一企业云南之资本团，一面举派代表及技师来滇考查矿业及工商业，一面即招集资本准备开办，惟所集资本不得含有外国人股份在内；三、拟请华侨来滇考查，无论前往何处，除责令地方官严行保护外，并派专员招待，以免困难；四、考查后，无论欲兴办何种矿业和工商业，如于滇省现行或将来中央颁布关于矿业章程无违碍者，公家均许可之并保护之；五、华侨如欲投资于现经官营私营之各矿业及工商业，经公家或私人许可时，应即予以平等之利益；六、华侨欲与公家、私人合资创办某项矿产或工商业，经公家、私人认为有益时，当即予以协助；七、拟请劝令华侨集资来滇设一动产及不动产抵押银行，以为将来兴办矿产及工商业之援助。[7]
通过各种方式力陈云南矿业的优势，并制订出多项对华侨投资滇矿的优惠政策，以期招商之事大有所成。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蔡锷在招集华侨的时候，强调了不许有外国人的资金，显示了他维护利权的一面。为了招商速成，云南军政府往南洋寄去了52份矿物标本。这些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当时有一批爱国华侨愿意到云南投资兴办矿业。据档案记载，1913年1月，香港陈业楹派黄顺全到云南办矿，并请求蔡都督保护。1913年2月，尤列、陈叔平致呈蔡锷，他们被讨论于云南开办矿务的华侨大会推举为正副总理，并向蔡锷陈述了他们的计划。1914年4月英属地华侨杜润昌、郑瑞生、黄慕廉、王新民、谢慕贞、邱公哲、郑行果、黄康等来云南探矿，请求发给护照。[8]前清的矿业政策非常严格，特别是滇铜的开采，只有官铜不见私铜，严厉禁止私人开采和自由交易，各地富商和海外华侨早有领教，可谓心有余悸。民国初年，对于来云南投资矿业，有一部分华侨还是有所顾虑，“细察各侨隐情，深恐祖国旧习除未净尽，又深虑政府多所阻难，或嗫嘘或趑趄，未免多抱犹豫。”[9]他们深知清王朝严苛的旧规章制度，担心现在之政府仍行旧习，犹豫不敢前行。所以招募华侨投资矿业的举措，存在很大的困难。
帝国主义国家对云南矿利垂涎已久，并有掠夺之行为，云南边界地区的矿产则是首当其冲，帝国主义的掠夺不仅危害到矿权，更重要的是还会侵犯到领土主权。由此，云南军政府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矿业的开发，其中有官商集股开办镇边募迺金银等厂，在佤族地区办矿厂，则明确指出了“此段界务，望在招抚卡佤。开办矿厂问题，即因招抚而发生。但经营界务，非先组织厂事莫办，则开办之次序自应以办厂为前提。”[10]边疆矿业由此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开发。
从云南军政府发展矿业的措施，可以看出政府对云南矿业的重视以及维护祖国利权的举动，这促进了云南矿业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东川铜矿业在云南矿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被重点关注。蔡锷拟将东川铜矿恢复官办，扩充开采，改良化炼，并请简派大员督办，在这种大的背景下，东川铜矿业得到恢复发展。
此时，东川铜矿资源也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觊觎，前文提到，早在1913年日本就派“地质专家”山口义胜到东川矿山进行调查。山口义胜对铜厂的情形有详细的记载，主要涉及东川各厂的位置、主要矿区及规模、矿硐的兴废、燃料的供应和代价、设备及冶炼情况。他的记载详尽地反映了民国初年东川铜矿业发展的基本状况，也可以说是前清遗留下来的铜矿遗产，虽然山口义胜的动机不纯，但是他实实在在地把民国初年东川铜矿开发的情况展现给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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