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东川铜矿业的发展

民国之前，东川之铜作为铸币的重要材料，被政府严格控制，历来是只见官铜不见私铜。清政府通过实行放本收铜的政策，牢牢控制了东川铜料的生产和销售。光绪初年，由于铜政推行官商督办的经营模式，清政府似乎对东川铜业的控制有所放松，但结果以失败告终。光绪十三年（1887年），由于政府急需用铜，特派唐炯督办东川铜矿事务，成立云南矿务公司，行官商合办之政策，同时允许私人资本开矿，这确实是开了云南矿业的一大风气，对东川铜矿业生产经营模式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但是由于旧体制依然存在，看似官商合办，实有严格的铜禁政策，以致公司经营亦以失败而告终。直到1909年，还有弛铜禁议的事情出现，请求允许私人自由开采，可见政府控制铜业的严格程度。

民国政府延续了晚清时期的铜政改革。民国元年（1912年）2月18日，“清官办东川铜铅锌各矿移交筹办中的东川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接管，东川铜务总局撤销。同年7月，公司实行铜铅分治，陈凤鸣任公司铜务总办，同年10月，推举黄德润任公司临时总理，招集商贩，组织招股机关，筹建公司。”^[11]但公司正式成立之前，对东川铜矿还是采取“放本收铜”的政策。辛亥革命后，京运停止，销路断绝，政府资金和各省协款不复再有，致使本已萧条的东川铜业出现了混乱。在这一关键时期，“滇政府乃陆续凑款数万，暂委东川府严庆祺原任厂员郑鸾锵接续办理”^[12]，官营东川铜务。由于办矿资金的紧缺，向政府请求拨发铜本的情况时有发生，民国元年正月，实业司呈军政部，“查东川铜厂暨矿山镰铅厂需款甚急，兹由本司会商财政司筹发东川铜本二万四千两”。三月，康龄、盛堂致电云南实业司长，“该下收铜需本万急，请速筹发”。四月，康龄、盛堂致电云南军政部、财政司、民政司、实业司，“铜本乏，厂荒甚前。请实业司筹借铜本二万两”。亦有不少发放铜本的记载，民国元年四月电，“厂本发三万元，蒸日起运，速派丁接。”八月，“民国元年八月二十七号奉发到铜本银五万元”^[13]。此时，滇政府沿用了前清的办法，投资维持东川铜矿业的发展，这种情况没有维持多长时间，直到民国二年（1913年）三月成立东川矿务股份有限公司后，放本收铜的政策才得以改变。在滇政府的支持下，东川铜矿业有了一定的恢复发展，铜斤渐旺，“调查东川铜务情形，郡城铜局事实，铜数，旧历十月十五日以前，除报运外昭通万永昌马店尚存铜六万余斤，炼局砖铜二十万零。前收毛铜三万以上。自十月十五日郑委到差起至月底止，则收铜七万六千五百二十三斤。十一月份收铜一十二万八千零五十一斤。十二月至初一日起十二日止，收铜六万零三百八十九斤。以上旧存新收，合计实有净铜二十六万余斤，毛铜三十余万斤。又自十二月十三日起至月底止，约计可得铜八万余斤。除已砖铜存昭通及炼二十六万斤不计外，总计旧历年内共可得毛铜三十八万余斤。此净铜及毛铜之数目也”^[14]。可见，1912年旧历年郡城铜局收铜90万斤，折合450吨，其中十月十五日以后收铜64万斤，折合320吨左右，其中净铜130吨，毛铜190吨，就当时的情形来说，这已经是不小的成果。从1912年2月起至1913年3月东川矿务公司成立止，东川“出铜一百三十余万斤，共获净利二十余万”^[15]。政府接手东川铜矿业，官营铜务，其所收之铜，有些卖给商号，“德兴祥商号订购砖条精铜叁拾万斤。前总办刘盛堂先后已售商号云丰泰等共砖铜伍拾万斤”。再经商号销出去，“查合记买铜四十万斤，缴款尚似爽直”^[16]。有些直接销往铸币厂，民国元年下半年，云南造币厂因为生银的稀少，改为专铸铜币，用铜数倍于前，所用之铜有一大部分来自东川。同年，南京造币厂厂长致电蔡锷，要试用滇铜用于铸币，东川铜更多的是销往四川，支持四川铸币，“川省开铸铜元，需铜孔急，滇铜销路因之大畅”^[17]，可见销量之大。当时毛铜及砖铜每百斤成本价值分别为大洋二十八元六角、三十六元六角四仙八毫，“毛铜百斤成本：厂价二十一元，薪资局费二元，脚银一元一角，修理房厂运到及公益等费一元五角，息金三元，以上五柱，共合大洋二十八元六角。砖铜百斤成本：八五毛铜一百一十八斤（价二十八元六角）合大洋三十三元七角四仙八毫，工费一元，炭费一元一角，修理炉房炼房及零费等项，约需银八角，以上四柱，共合大洋三十六元六角四仙八毫。”^[18]此时的铜矿冶炼基本上用的是土法，即使有少量的使用机器，效率也不高，以致要求放弃机器生产而改用土法，“该局用机器改炼，风力薄弱，炉堂空旷，开办之始，抬和尚至数十个，不得已仍用土法，其工以二两七钱包炼一千斤铜，较机器价廉而省工。当日自应将机器停歇以省经费。”^[19]可见，长期以来东川铜矿采办的情形阻碍了机器的使用和近代技术的推行，这对于东川铜矿业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