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历来是铸造货币的重要原料，清代东川铜专供京运，是国家的重要经济资源，为政府所牢牢控制，该时期的发展亦甚辉煌。抗日战争爆发后，铜则成为兵工和电工器材所必需的原料，“中国产铜最盛之区，亦首推云南，曾经产铜之区，约达八十余县，其中尤以东川为最著”[91]。东川作为云南乃至全国著名的铜矿区，而且它在西南大后方，是政府所能控制的区域，由此东川铜矿的开采就被政府管制，成为典型的国家战略资源。抗战后方建立了大量的兵工实业，对铜的需求很大，于是国民政府经济部下令资源委员会与云南省政府合办矿务公司，共同谋划开发云南铜铅锌矿，滇北矿务公司成立的目的就是开发资源促进生产以适应抗战需要，所出铜铅锌矿产专供兵工之用，地位极其重要。铜和锌的合金就是黄铜，可以制造螺丝钉、机件、弹壳等，是重要的军工材料。东川铜资源完成了从重要的经济资源向重要的战略资源的角色转变，为我国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抗战爆发后，产生大量的军火消耗，金属矿业的重要性在战时更为突出，因为金属矿砂是主要的军火原料，可以说事关战事的胜负。单就铜来说，“我国平时精铜消费量约为六千吨，就中军需工业需量约二千吨，战时期间，仅就军需工业消费而论，据兵工署估计，年需精铜量约一万一千余吨，供给之艰，需求之迫，可以概见矣”，可见铜于军工事业的重要性。但本国所产铜远远不能供应军工所需，需要有大量的进口，“全国铜产输入量，二十五年为3 824吨，二十六年为5 112吨，二十七年输入量减至1 302吨”[92]。但是在战争年代，“因受敌人之经济封锁等，由国外供给之军火原料，至于杜绝和阻挠”，这样一来，充分保证战时军工材料的需要成为非常棘手的问题，同时“因平时做储藏之战用军火资料之数量，由财政上之理由及储藏品之损失，并避免旧式化等之必要，自有一定之限度，至多不过可以储藏足够动员或初期作战之用”[93]。在这种情况下，战时军火原料的补充，不得不靠国内矿藏的开发。由于北方及东部国土的沦丧，西南后方成为支持国家经济建设和军工事业的重要区域，所以“开发西南，已为今日重要国策”，在政府方面，“首要成立西南经济建设委员会，由有关各部长及西南各省主席为委员，业于二十八年元旦在重庆成立”[94]。作为国营的滇北矿务有限公司也在这种背景下成立，大力开发滇北矿产资源，东川矿区的铜铅锌则是公司业务的重中之重。战争时期积极开发西南各地矿藏，增加生产，储藏军火主要原料，充实资源，以增强战时经济力量，巩固战时经济基础，不仅可以奠定国防工业的基础，还可以厚植民生工业之原料，有利于国家的抗战救国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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