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税”是一种隐喻,以表示穷人在决策制定过程中由于受贫困情境(context of poverty)的影响,使得决策更加短视(Mullainathan and Shafir,2013)、丧失追求和对机会不敏感(Appadurai,2004)以及由于缺乏特定的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支撑而消耗额外的认知资源(Banerjee and Mullainathan,2008)等,这就好比对“认知”征税,进而扭曲了决策行为,产生了将导致永久贫困的决策,如借款太多、储蓄太少、健康和教育投资不足以及对那些支持他们的项目和政策“视而不见”等。显然,“认知税”概念并不认为贫困是穷人的价值观偏差、性格缺陷和贫困文化(Narayan,Pritchett and Kapoor,2009)所致,也不是因为穷人认识不到教育等投资的价值,相反,它提出了一种新的假说——贫困情境对决策制定的影响,即穷人和其他人一样有着相同的决策思维方式,在决策制定过程中受特定认知、心理和社会因素的制约,不同的是贫困情境干扰和影响了这一过程(Mullainathan and Shafir,2013;Perova and Vakis,2013)。
与现有的贫困理论不同,“认知税”概念的学科依托是心理学、社会学、行为学等,其理论基础则是“非理性”的人类决策过程。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和实践者认为,人类决策中的“非理性”因素是无法捉摸的,并且可以通过很多人的互动(如市场互动)而相互抵消。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心理、社会和文化因素对人的决策和行为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许多经验文献(Bettinger and others,2012;Duflo,Kremer and Robinson,2011;Beaman and others,2009,2012;Habyarimana and Jack,2011;Allcott,2011;Allcott and Rogers,2014)证明人类决策过程是一个在一定心智模式下社会性地自动思考的过程,即人类决策并不是“完全理性”的,而是遵循三个基本原则,即自动思维(thinking automatically)、社会思维(thinking socially)和心智模型思维(thinking with mental models)原则。
自动思维原则。心理学家将人们的决策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快速、自动、不费力的联想式,另一种是缓慢、分析性、竭力的深思式,前者属于自动思维,后者属于分析思维(Kahenman,2003)。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的主导思维是分析思维,但实际上自动思维往往以非常强大甚至决定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大多数判断和决策。Gilovich,Griffin and Kahenman(2003)和Goldstein(2009)曾强调人们的实际决策从来不像经济学模型所假定的那样要全面思考所有的信息和环境线索并对未来进行长远考虑(分析思维),原因是要么不可能拥有完全的信息,要么就是所拥有的信息超出了他们的处理能力。事实上,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都不会意识到影响其做出决策的诸多因素,越是在“艰难”的情境下越是如此,他们应用自己对世界的假设来填补缺失的信息,根据自动涌入头脑的联想和信仰体系来判断和评估当前的状况。显然,这种通过“狭窄的框架”来看待问题的自动思维方式不可避免地犯下错误。
社会思维原则。人是社会性动物,人的社会性(人们相互关注和关联的倾向)使人的决策行为更为复杂。人们在决策时会受社会偏好、社会网络、社会身份和社会规范的影响。比如,他们会关心周围的人在做什么,会在意自己是否融入了群体,有时甚至无意识地模仿他人的行为。因而,将决策者与其所处的环境分隔开来分析决策者的决策行为通常无法真正理解决策者的决策过程。一些看似荒诞的决策但放到特定的社会情境下来看却是“理所当然”的选择,这就是当群体行为影响个人偏好、个人偏好又组合成群体行为时所产生的不明智甚至破坏性的核心来协调的社会行动。故认识到人们决策的社会性并且在政策设计时将人的社会性考虑在内,不仅能加深对贫困的理解也能创造出更有效的贫困干预方案。
心智模型思维原则。心智模型思维原则认为人不是对客观经验做出反应,而是对他们头脑中所理解的经验做出反应,人们在构建对经验的理解时,会使用心智模型所提供的解释框架,同时,人们通常拥有大量且相互矛盾的心智模型,而使用不同的心智模型可以使人联想到不同的事物,进而产生不同的理解。心智模型来自于社会交往中的认知,即通常所说的“文化”,它集中反映了人们行动和选择时使用的各种相互关联的概念、分类、身份、原型、刻板印象、因果推断和世界观等指导人行动的工具(Dimaggio,1997)。心智模型和社会信仰、习俗等深深植根于人的头脑中,并塑造成为用来做决定的证据、意识形态和愿望的“常识”(Bourdieu,1997;Kleinman,2006)。因而,要想在心智模型被内化的情况下改变人们的决策,不仅需要影响个人的认知决策,还需要影响决策者所处社区的社会习俗和制度等,或者说要改变人们决策时使用的“心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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