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个人的决策中,“认知预算”(cognitive budgets)都是有限的,而贫困情境通常会使这一预算更紧。虽然扶贫项目和政策一般不会让穷人在金钱上感觉更穷,但有时却无意间对穷人征收了“认知税”,致使扶贫干预成效不理想(Shah,Mullainathan and Shafir,2012)。总体而言,有三种途径可以降低认知资源消耗,使穷人有足够的“认知空间”(cognitive space)以做出对他们自己而言最好的决策。
一是简化获取服务和受益的程序。很多扶贫项目为了识别需要帮扶的人,通常会设计一些程序,如从填写相关表格到了解项目的实施细则等,这些相对于参与该项目将获得丰厚的长期受益而言微不足道的交易成本,却往往可能使穷人“望而却步”。相反,只需对项目的申请程序进行适当简化和调整,比如上门服务、专人指导和帮助穷人申请、简化实施规则等都能有效提高穷人的项目参与率(Devoto and others,2012;Aizer,2007;Bettinger and others,2012;Hastings and Weinstein,2008)。当然简化程序并不是说识别穷人不重要,或者说穷人应该自动地被纳入特定反贫困项目中。简化程序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地降低穷人参与项目的障碍,特别是了解和申请项目决策的认知障碍。具体的做法是对比不同的申请程序方案,在项目实施前让设计者自己亲身体验申请过程,找出最具启发性且简单易行的程序。
二是扩大帮扶干预的选择标准,特别地,应将“认知资源”作为基本依据而不只是财富和支出。虽然绝对贫困户受认知资源消耗、社会资本税等“认知税”影响的概率更大,但其他的相对贫困群体在“认知资源”较低或决策所需“认知资源”较高的情境下,也容易做出不合理的决策。此时若给予适当干预帮助其做出合理决策将会使他们很受益。比如,农民等职业群体一年内获得收入的时点就一两次,在这些时点上由于金钱压力相对较小,认知资源相对充裕。因而,一些需要较多认知资源进行决策的帮扶项目可以选择这一时机实施,如教育和健康投资项目等。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选择适当的干预时机确实有利于提升帮扶项目的效率(Barrera-Osorio and others,2011;Evans and others,2014)。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政策制定者不能盲目地将所有收入波动的情境都作为干预的目标,认为能准确地找到认知资源遭到损耗的相应情境,关键要看这些波动产生的金融压力能否干扰“认知资源”,事实上有些暂时的收入波动并不会进一步产生“认知税”。
三是用好现有反贫困政策工具对认知和心理方面的正向影响,如缓冲经济波动和改善基础设施的措施等。正如前文阐释的金钱压力或集中关注金钱会对人的认知能力和把握机会的能力产生很大影响,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减少经济波动或直接降低环境的认知需求可以释放认知资源或增强利用经济机会的信心呢?虽然,目前对这一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见,不过,田野实验表明这些干预至少让干预对象自我感觉到精神福利(mental well-being)得到了改善。如摩洛哥的一个自来水供应项目节约了当地居民至少80%的用于寻找饮用水的时间,虽然他们的用水支出增加了500%且对他们的健康没有任何改善,但是他们仍大都认为自己的生活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善,表现出更高的满意度(Devoto and others,2012)。类似地,在肯尼亚一笔较大金额的一次性现金转移支付减轻了帮扶对象的抑郁症状,并且在约4个月内精神压力明显减小。可见,减少经济波动和改善基础设施的现有反贫困措施对降低认知资源消耗也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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