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单一弊端

以成熟经济体中典型的连片特困地区——美国阿巴拉契亚地区420个县为例，本章全面考察了经济多样性的减贫效应、经济增长以及经济稳定效应，得到如下结论:

(1)经济多样性与贫困、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实证研究结论受多样性测度指标、研究区域区情等因素的影响。同时，这也是现有实证研究文献尚未得到一致结论的原因。

(2)在阿巴拉契亚地区，经济多样性总体上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而且主要来自于产业多样性的贡献。知识多样性虽也对贫困表现出负的效应，但统计上不够显著，而功能多样性、职业多样性对贫困的效应虽不够显著，但呈现出加剧贫困的倾向。

(3)产业多样性的减贫效应受市场经济发展水平、贫困程度、失业率、人口密度、政府转移支付力度和教育水平等客观区情的影响。市场经济更发达、贫困更为严重、失业率相对较低、人口密度相对较高、政府等转移支付占收入比重相对较低、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产业多样化政策的减贫效应相对更明显。

(4)在阿巴拉契亚地区，经济多样性总体上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但却可能通过降低原有主导产业的地位、规模和就业容纳能力而加剧失业，反而不利于经济稳定。

(5)高中及同等水平的职业教育、就业在阿巴拉契亚地区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但政府等转移支付直接增加穷人收入的帮扶方式却对减贫产生了负激励效应。

虽然上述结论只是来自于阿巴拉契亚地区的实证总结，但连片特困地区的共性意味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当前，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是我国扶贫攻坚与区域发展的主战场，在“精准扶贫”“连片开发”等理念的指导下，各地正在如火如荼地制定发展战略，经济多样化政策也成为不少地区的重要选项。基于阿巴拉契亚地区经验研究得到的上述结论，本章认为当前我国连片特困区的扶贫攻坚与区域发展实践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因地制宜地实施经济多样化政策。虽然理论上经济多样化可以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增强经济稳定性进而实现减贫，但实践中经济多样化政策的效应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如经济发展阶段、现有产业组合和经济基础、教育水平等。这便要求连片特困地区各县在决定是否实施多样化政策之时，不能盲目跟风，要在全面把握自身“家底”以及与周边区域经济联系等基础上慎重决策。同时，经济多样化的内涵本身较为丰富，可以是产业多样化、功能多样化、职业多样化和知识多样化，而不同维度的多样化其对经济增长、经济稳定和减贫的效应也存在差异并且受贫困程度、人口密度等区情因素的影响。可见，经济多样化政策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政策体系，各种多样化之间、多样化与专业化之间、多样化与特定时点和特定区情的组合最终决定了政策的效应。因而，连片特困区各县需谨慎地、因地制宜地实施经济多样化政策。

(2)加大高中及相当水平的职业教育。阿巴拉契亚地区的实证经验表明，高中及相当水平的教育具有十分稳健和显著的减贫效应。对于连片特困地区而言，受过高中及相当水平职业教育的人员是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相对于受过大学及以上学历教育的人员而言更能“留得住、用得上”，更能与本地的产业发展、就业岗位相匹配，因而对本地的减贫与脱贫贡献更大。因而，各连片特困区应在现有的“春雨计划”、“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等政策支持下，继续加大对高中及相当水平的职业教育，将其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实施免费教育，同时将教育内容与当地产业发展、人才需求、经济多样化发展目标等对接起来，提升教育质量和产出效率。

(3)实施就业创业优先战略，尽量降低失业率和增加就业岗位。失业和隐性失业是连片特困地区贫困的重要原因，而就业是有效的减贫途径。目前，连片特困区应从三个方面来增加就业岗位。一是鼓励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既要鼓励本地青年、返乡农民工、大学毕业生创业，同时也要积极“筑巢引凤、招商引资”，吸引外来资本入驻创业。二是扩大公益就业岗位。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同时，增加相应的公益性就业岗位，并且定向地向贫困户倾斜。三是引导生计方式转变与升级，将贫困户从传统的生计模式中解脱出来，通过生计多样化、现代化等增加新的就业岗位。

(4)优化政府帮扶方式，增强政府帮扶的正向激励。阿巴拉契亚地区政府等直接转移支付增加穷人收入帮扶方式不仅没有达到减贫的效果，相反让穷人形成了惰性和依赖性，不利于减贫。虽然我国贫困地区转移支付占穷人收入的比重还相对较低，但“等、靠、要”的思想已在不少县级层面、个体层面上有足够的表现。因而，优化政府帮扶方式，特别是完善对贫困县域、贫困户的考评和退出机制，实施“精准扶贫”“高效扶贫”是中央及省级政府需重点攻克的难题。

【注释】

[1]国内研究经济多样性的文献不多。除了正文中提到的文献外，张德常(2010)述评了产业多样性与经济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张永林等(2006)阐释了农村经济多样性和产业化与农民增加收入的内因和机理，李福柱等(2013)检验了产业多样性对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石忆邵等(2015)则对上海城乡经济多样化进行了测度。

[2]熵值法及四类多样性的测度过程较为烦琐，限于篇幅，本章不作详细介绍。读者可参阅Edward Feser etc.(2014)的研究报告“Economic Diversity in Appalachia，Statistics，Strategies and Guides for Action”，网址为:http://www.arc.gov/assets/research_reports/EconomicDiversityinAppalachiaCompilationofAllReports.pdf

[3]人均市场收入指居民从事市场经济活动获得的收入，一般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居民获得的市场收入也就越高。因而，人均市场收入可以反映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4]通过计算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员占比减去大学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得到。

[5]在ARC的统计数据中有人均总收入和人均市场收入两项指标，两者相差的部分正好为包括政府转移支付在内的所有转移支付收入。因而，可以用人均总收入(per capita income)与人均市场收入(per capitamarket income)的差值占人均总收入的比重来表征政府等的帮扶力度。同时，为了克服可能出现的内生性问题，应用前一年即2011年的数据加以测算。

[6]趋利避害是人类的本性，因而，在人口迁徙自由度很高的美国，人口密度是反映各县域自然地理条件优劣的一个合适的指标。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人口密度较高表明自然地理条件相对较好，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自然环境的压力相对较大，人均资源拥有量可能较低。之所以用较早年份的数据主要是尽量避免自然地理条件之外的因素(如经济因素等)对人口流动的影响，从而提高该代理指标的有效性。

[7]这一结果与大多数现有文献相似。原因一方面在于大学及以上学历相对于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言无用武之地，出现“教育过剩”，另一方面是受过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人流动性更强，更愿意流向经济更发达地区就业，对本地经济发展贡献不大。

[8]本部分分别以经济增长、经济稳定性作为因变量，其中经济增长的代理指标为人均市场收入，经济稳定性的代理指标为失业率。

[9]原因可能是经济多样性导致了原有主导产业的地位下降，以至于产业规模和就业容纳能力下降。另外，孙晓华等(2012)研究表明经济多样性对经济稳定(就业)性的影响受外部市场的影响较大。本章由于数据限制无法检验这一敏感性在连片特困地区是否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