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亲亲的亲兄弟

父亲去世三年了，今年我们弟兄几个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给父亲和母亲立一通碑，举办三周年祭奠，这样，两位老人就真的入土为安了。

就在我们办这件事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任何先兆地接到了一笔款子，两万四千元，可不能说少。是山东德州监狱的领导，托他们单位一位来太原办事的同志捎给我的，并附一封信，说是给父亲补发的抚恤金。

父亲解放初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后，一直在山东德州监狱当管理干部，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离休后回到山西老家。父亲去世后，已领过一笔抚恤金，这笔补发的款子，相当于过去的两倍。

该怎样处理这笔钱呢?最公道的办法，当然是扣除祭奠的费用后，弟兄几个平分了。我这人平时在这类事情上很少动脑筋，总是怎么简单怎么来。我一直相信，简单的方法往往是最好的。不料，跟妻子商量后，妻子说，平分看起来公平，实际上不公平。

这就要说到我们弟兄几个的情况了。说来还真要感谢改革开放，要不我们这个家庭绝没有现在的格局。虽说父亲在司法部门工作，因为爷爷的关系，我们家的“成分”并不好，我沾了大光，“文革”前就上了大学，三弟和四弟可就没这个运气了，正赶上“文革”，一个初中毕业，一个高中毕业，全窝在家里，下面还有老五老六正在往上长，愁得母亲整天唉声叹气以泪洗面。天无绝人之路，正愁得没办法的时候，“四人帮”垮台了，高考恢复了，三弟和四弟同一年考上了大学。一晃又是近三十年，大哥已去世，我也已退休，三弟在县上当干部，四弟在国外某大学当教授，五弟在本县一家工厂当工人，六弟在邻县一家工厂当工人。五弟的厂子效益不好，一家人的生活有些拮据。

妻子出了个主意，说这点钱，对咱家不算什么，对五弟可就是一个大数目，不如把咱家的一份让给五弟。我说，好啊，要是这样，也动员四弟这样做。

于是，我便给四弟发了电子邮件。先说了这笔钱的来历，再说了用途与分法，接下来说，大哥的一份，无疑该给嫂子和侄儿，不必说了。我们弟兄五人中，数五弟的光景最可怜。我们当哥哥的，也都没给过什么关照。这也是因为我们弟兄六人，没有一个是当官的，也没有一个是经商的，都是靠工资生活的平常人家。你在国外大学当教授，我是作家，听起来气派，绝不是什么富翁。可是，我们是亲亲的亲兄弟，穷不帮穷谁照应?有鉴于此，我已决定将我应得的一份，给了五弟。现在，我也动员你夫妇，将你们应得的一份让给五弟。至于三弟和六弟，就算他们有这个心，我意还是不要参与为好。老三工资不高，家庭负担不轻，老家的事全靠他操心办理。老六，是我们最小的兄弟，关照还关照不过来，怎么能让他参与呢。当然，我相信，只要跟他们说了，他们也会让出的。

很快收到四弟与弟媳的回信。他们说，不要说是突然多出两万来，就是差出两万，家里兄弟也会共同承担。家里有一个兄弟过得不好，别的兄弟本来就有责任。二哥平时对家里关照甚多，现在还在想着其中一个过得不太好的，四弟特别感动。为这样一件事，根本不用做这样多的解释，四弟完全理解二哥的心情。我的一份没有任何保留地给五弟。

去年十二月中旬，我夫妇回到老家为父亲办三周年祭奠。祭奠过后，先去大哥家，将大哥的一份给了大嫂，回到老院，又当着一位亲戚的面，将其余的钱分给各人。四弟不在，由我代表，连上我的一份，将两份递给五弟。三弟媳也要将他们的一份给五弟，我挡住了。

五弟媳感动得直流泪，说老人不在了，你们当哥哥的还这么操心。我说，快别这么说，谁叫我们是亲亲的亲兄弟!

二〇〇九年一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