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到了高考这些天，常会想起自己当年参加高考的事。几多辛酸，几多感慨，齐集心头——四十多年了!
那是一九六五年。我所在的中学，叫康杰中学，在山西省运城市。“康杰”二字，不是什么吉祥语，也不是什么励志语，是个人名，姓嘉。嘉康杰是教育家，也是革命烈士，早年在运城办过中学，解放后，就将一所中学改用了这个名字纪念他。那时运城还不是地级市，只是个普通县份，不过大些罢了。
我们这茬学生，是一九六二年入学的。那年仍属困难时期，中专不招生，师范不招生，只有普通中学招生，数量也减少许多。一个县只招一个高中班。康杰中学是名校，往年招八个班、六个班，这年招了四个班。跟往年一样，所招学生，全是从周围七八个县选的尖子生。这样的学生，经过三年苦读，到了一九六五年夏天高考时，我们的信心都很足，觉得考大学不成问题，只是想着怎样才能考上名牌大学。我是考文科的，当时的心志是北大，至少也该是个南开什么的。省内大学，连想都不想。当然，填志愿的时候也填了，文科院校本来就不多，不填的话，第二志愿的几个栏目会空着。
然而，临近高考了，才知道还有“政审”(政治审查)这一说。这让我很是苦恼。爷爷和父亲都是干部，父亲还是在司法部门工作，可是，我的家庭成分却是富农。政审的等级，影影绰绰地听说是分作四类。一类是绝密，可考保密性质的院校。二类是机密，可考军工院校。三类是合格，可考普通院校。四类是不合格，不管分数多高，也不会录取。(后来证明确实如此。)自己会是哪类呢?一点也不知道。苦恼之余，也有个天真的想法，就是，既然让参加高考，总会凭分数录取吧?
那年还有个特殊情况。地理，复习前就通知不考了；历史是要考的，临考前，又说历史课本“封、资、修”的东西太多，也不考了。这样，就剩下了四门，分别是:政治、语文、俄语、数学。其中数学是参考分，可考可不考。也就是说，文科生要考的，只有三门。科目越少，难度越大。
我信心十足。考场在一个旧教室里。考俄语前，教俄语的李老师找见我，叫着我的名字说:“给我抄份卷子吧!”他知道我有这个本事。开考后，老师是见不到卷子的，下了考场就会有学生询问，需早些知道试题做些准备。考场上，我先答完自己的卷子，又工工整整地抄了一份，就这还是早早地交了卷子。出了考场，将抄下的试题给了李老师。我没问试卷上的事。我知道我考得很好。
考完试，回到老家等通知。大约一个月后，通知来了，是山西大学历史系。我一点也不高兴，还觉得有些丢人，去太原上学时路过运城，都没有去母校看望老师。
多少年后才知道，我是幸运的。是一九七三年吧，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已三年了，有次在回老家的火车上，遇见时任康杰中学副校长的路老师，他教过我们数学，当过我们的班主任，闲谈中告诉我，一九六五年是政审最严的一年，所有出身不好的、家庭有其他政治问题的学生，全在一个考场，而那个考场里，就考上了我一个。
听了路老师的话，我才省悟过来，自己当年的委屈，是多么的愚蠢可笑。同时，心里又愤愤不平，为上头那样的政策，为学校那样的做法。中学生，多么纯洁多么无辜，谁不是满怀豪情，要为国家建设献上自己的青春，做出自己的贡献?既然允许参加考试，就应当不分彼此一视同仁，怎么能未上考场先定了命运呢?道理应当是，我可以考不上大学，但你不能还没考就限定我不能被录取；我可以考不上好学校，但你不能在我还没考的时候，就限定我不能上好学校。
庆幸的是，这样的事，再也不会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
二○○七年六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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