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外单位的会上，与刘淳先生相遇，闲话过后，刘先生说他要编个《黄河》创刊三十周年的纪念文集，让我也写上一篇。知道我当年并非主其事者，刘先生的要求并不高，说不要低于三千字就行了。约稿也是一门艺术，有的要设上限，有的只能设下限。刘先生是个有悲悯之心的人，别看长得那么高大威猛。
事实上，我当年的境况，绝非刘先生的悲悯之心所能估量。
我们这一茬作家里，我算是出道较早的一个。一九七三年参加过北京电影制片厂办的文学剧本学习班，一九八○年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办的文学讲习所。学习结束后，承蒙马烽、西戎诸老师的关照，由学校调出来，安排到汾西县城关公社担任副主任，深入生活，专事写作。此后不久，省委批下十个专业创作编制，不管是从南往北数，还是从北往南数，我都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条件更好的，是已获得全国小说奖的成一老兄。
然而，天下事，每每有非常人所能预料者。
在下面熬了两三年，已做好一切准备，要调往省城当专业作家的时候，清除精神污染，这个不叫运动的运动发生了。一九八三年十月，省作协电话打到公社，要我来太原，一来就安排住在作协旁边的一个院子里，怕我紧张，说是好好考虑一下，看自己过去写的东西里，有什么不太正确的东西。我是“老运动员”了，一看就知道，这是办“学习班”。大学毕业前，“一打三反”运动中，就让办过一次；粉碎“四人帮”，“揭批清”运动中，又办过一次；这该是第三次了。
何以这次是办班，又不像是办班呢?这是因为，要我回来做检查，是省委宣传部的指令，省作协只是执行而已。知道我不会跑，也就不多管。过了不久，省作协开了个会，把成一也叫来了。会完了，成一可以回去，而我，还要留下。成一也真够意思，见我不能回去，他也不回去了。我知道，他原平家里正在打家具，说你回你的吧。成一说，没事儿，陪陪你吧。那几天，我们俩天天在街上吃饭，时不时地还喝口小酒。过了几天，像是没有什么大动静，老王就回去了。——这里说成一，是为了让人知道是谁，突然又改口说老王，是我当年就这么叫他。
没多久，在晋祠召开了全省宣传部长会议，省作协的几位老领导都参加了，青年作家参加的也有好几个。我在这个会上做了个检查。记得当时的宣传部长是刘舒侠，我发言时，就坐在他旁边，见我说话结结巴巴的，他特意递过一杯茶水，说不要紧张。
会议完了，我还不能回。有次在作协院里，遇见马烽老师，他问石山还没回去?我说没人让我回呀。马老师略一沉思，说道:算球了，干脆回来吧。又一思索，说你先回去，过一段来了再说。
再来的时候，作协和文联要分家了。成一的调动已批准，而我的搁下了。一次在机关院里，遇见胡正老师，说到调动的事，胡老师说，没问题，正要用你们哩。他说这话的前提是，省委已内定，作协文联分开后，胡老师将出任作协这边的党组书记，就是一把手。
就在正式分家前，最后一次党组会上，我的调动也批准了，接下来是办手续。
那时办调动，不经过组织部，宣传部就可以调人，办所有手续。记得拿上调动手续后，我心里真是感激万分又感慨万千。多少年来，我的人生目标，就是把老婆孩子转为城市户口，过上城里人的生活。为此，在吕梁山里，苦苦奋斗了十几年。而办这个事的人员，对这样神圣的一件事，竟是那样的漫不经心，只是在我的调动手续表的家属一栏里，写了两个字:随迁。
到一九八四年秋天，胡正老师已当上了省作协的党组书记。开了一次创作会，是在并州饭店西楼开的，会上提出要办个大型文学杂志，让大家想名字，记得是权文学，或是谁，提出叫“黄河”。胡老师口气很大，说谁起的名字用了，给谁发个起名奖。
名字有了，再下来就是筹备了。开了党组会，定下筹备组由五人组成，这五个人，我记得是胡正、焦祖尧、成一、郑义和我。老胡和老焦，都有行政工作，分不开身，做具体事的，是成一、郑义和我。而郑义那时刚得了奖，正红，外面的邀请多，应酬多，偶尔见上一面，过几天又不见了。这样一来，具体事差不多就全落在成一和我的身上。
当时我俩就住在现在机关院南楼二层一个房间里，两张单人床，一人一张。吃饭在灶上，工作休息全在这个小房间。现在杂志封面上的“黄河”二字，就是借来一部四体大字典，挑来挑去，挑了王羲之的两个字。当时我们还开玩笑，说晋人的字，用在晋省的刊物上，挺般配的。
有件趣事是，我睡觉爱打呼噜，而成一睡觉又轻，不能有任何打搅。通常是睡下了，说上两句话，我就睡着了，随即呼噜声也就起来了，一声接一声，周而复始，无休无止。成一翻来覆去睡不着，只好忍着，有时实在忍不住了，起身下床推推我，很是抱歉地说:“石山，石山，声音太大了。”我呢，糊里糊涂的，感觉不是我打扰了他，而是他打扰了我，欠起身子说:“没关系，睡吧，睡吧。”一躺下，又呼噜起来了。成一后来对我说，遇上我这样的人，他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眼睁睁地等着天亮。
别看晚上，一个人总也睡不着，一个人睡得像死猪，实际上，两人的心境并不相同。
老王可以说，是一心一意在办刊物，实现他上大学时的文学梦想。
我呢，严格说来，还是负案在身，说是在办刊物，更多的是等待，是观望。清除精神污染，是停下来了，并不是说不搞了。给人的感觉，随时都可能再搞起来，而再搞起来，我是绝难逃脱的。只盼着作协早点给了房子，那样，就是我有了什么，老婆孩子总算是回到了省城。
参加《黄河》的筹备，对我来说，最大的益处是，不光调回作协，还有正经事做，不再像几个月前，待在这儿等着如何挨批。
对我的处境，成一很是体谅，多次说，过去了，就没事了，别老是自个儿解脱不出来。
患难见人心。有这一段的相处，往后三十多年，不管彼此的境遇有什么不同，我从未与成一高声说过一句话。
最让我感动的，还是胡正老师。
一次在院里闲谈，我把自己的担忧给胡老师说了，胡老师哈哈一笑，说，这个事，你不要考虑，你再考虑也不抵事，交给我吧，你好好做刊物上的事。
他的意思是，真要什么灾祸来临，他会化解的。有他这话，我心里踏实了许多。
也就在这前后，山西日报社文艺部的赵修身先生，让我去了一次，不是组织批评文章，而是想办法，怎样让我能过了这一关。最后商量的结果，是让我写一篇自我批评文章，过后再发一个有亮点的短篇小说。我都办了。记得文章的名字叫《在探索中前进》，小说的名字叫《春雨》，暗喻这次的清除精神污染，对文学创作来说，像春雨一样的及时，像春雨一样的有益。
看来是真的过去了。
人的欲望，是一步接着一步来的。刚开始办刊物，图的是调回作协，且有个正式名分，待到进入五人筹备组，筹备进入后期，就会想着让自己当个什么了。我原先以为，胡正是组长，焦祖尧是副组长，我们三个是组员，那么正式出刊，胡正就是主编，焦祖尧就是副主编，我们三个，只能在编辑部主任、副主任上分配了。那样的话，成一是当然的主任，郑义和我，就是副主任了。
胡正老师的胸怀，真不是我们能想象的。不记得是什么形式了，那时他虽是党组书记，并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常是要办什么事了，就去谁的办公室，或是把人叫到机关办公室，这次是在我们的楼上，还是在机关办公室，确实没有一点印象，总之是，他公开说了，他和老焦，谁也不当主编和副主编了，就让成一他们去干吧。
天下竟有这等的好事!那时，正是他们这些老作家出来做事的时候，好多比他年龄还要大的老作家，正在当着主席、主编什么的，而他竟什么都不要。还得要说，在这件事上，老焦也同样表现了一种高风亮节。我从未听人说过，老焦对这件事有什么不满。按说老胡不干了，他是最有资格干的。
人的欲望，不光是一步接着一步来的，还是越来越大的。这个时候，我就想，胡、焦二人不当主编、副主编了，那么我们三个人里，自然是成一当主编，我与郑义当副主编了。同样是副主编，郑义的文学成就比我大得多，工作能力也强得多，排名当然在我之前了。
又是一个没有想到。开过党组会，正式排名下来了，成一主编，两个副主编，我的排名在郑义之前。这让我既欣喜又愧疚，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不管怎样，总算是回到了作家协会，且成为一个刊物的副主编了。
现在说这些，我的心情很平静。实话实说，比什么都好。总括起来，一个最大的感受是，在整个筹办《黄河》期间，跟胡正老师的品质，包括老焦的品质相比，只说我，不说别人，我的所作所为，不像个坦荡君子，更像个卑劣的小人。
二○一五年二月十七日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