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信欲哭泪已干

一

录入，校对；抽出，展读，装起；再抽出，再展读，再装起。每次抚弄那或黄或白的信封，展开叠起那多少有些发脆的信纸，我都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却流不下泪来。我知道，我的泪在过去的年月里，早已哭干了。

这些信，是多年前应一位老画家的女儿的要求，为找出她父亲当年给我的信，翻查历年积存的信函时，顺便检出的。我把它们装进一个《山西文学》的白色信封，工工整整地写上“西戎老师的信”，搁在书柜的一个隔层的外沿。我知道往后不定哪一天会用得着的——我欠它们的主人的债太久了。

欠债总是要还的。

债者，文章也。

本来这文章，五六年前就该写的。

二〇〇〇年春天，我与曹平安、陈玉川等朋友，拟编一本《西戎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年底印出，作为一份寿礼，献给病后一直浑然不觉地躺在病床上的西戎先生。我们没有钱，采用了民间募捐的办法。为了取信于人，特别规定，组织编委会而不立什么主任之类的头衔，凡捐款者均为编委会成员。公告刊出，捐款者十分踊跃，很快便募集到两万多元。募集捐款、收集稿件等重任，由曹、陈二兄分任，编纂成书这样的事儿，只能由我来承其匮乏了。看到许多朋友写了文章，寄来西老的信件，我本想拿出自己保存的信件，并写篇我与西老交往的长文，考虑到我在编书，收入关涉自己的东西太多会遭人非议，便打消了这个念头。除将一新一旧两篇短文收入外，信，一封也没有拿出。紧赶慢赶，还是迟了，不等我们的文集印出，西老已驾鹤西去。八十华诞的纪念文集，只好于临印前改为《西戎纪念文集》，成了一份迟到的灵前的祭奠。

说是一本厚厚的书，权当是一串轻轻的纸钱吧。

有妻子的关爱，有儿女的孝顺，还有你在文学上无可争议的声誉，西老，你该瞑目了。

你能瞑目吗?

多么和善的一位老人，去世前的十一二年，再也没有了往日开朗的笑声。他那敦实的身躯，往昔堪称硕健，然而，自从十一二年前的那个冬天起，明显地矮了一些。从巷子里走过，看到那踽踽独行的身影，人们能够想到，老人的心里不定怎样的凄苦，怎样的苍凉。

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都知道老人心底那化不开的郁结。

那些年我常想，他为什么不大声责骂几声呢，就在某次会上，他是常参加会的，就站在自家门前，那多方便，纵然惹人耻笑，发泄一通自己心里也会舒畅许多。这样憋下去，常人都受不了的，何况是一位已过花甲之年的老者。然而我更知道，声誉制约着他的行为，教养不给他这个方便，一辈子含辛茹苦，到了这个年纪只能还是含辛茹苦。所不同者，先前是辛中有甘甜，苦中可作乐；现在呢，辛只是辛，苦也只是苦。

写点什么，把知道的全写出来，不光是为了这位可敬的老人，也是为自己心里的悲伤，还有无以排遣的愤懑。此后几年间，不止一次地动过这个念头。有时夜已深沉，家人都已入睡，独自坐在书桌前，由不得又想到了这上头，一想到这上头，就由不得血脉偾张，浑身颤抖不止。

我知道我要写，会写出什么样的文章。我知道这样的文章，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多少人会暴怒，多少人会羞愧，而这样的效果，怕连西老的家人也不愿意见到。死者长已矣，何必再勾起刚刚平复了的痛苦。

然而，众人讳莫如深，缄口不言的事，就是没有发生过吗?

一个声音，近二十年了，都没有从我的耳际消失。

一九八八年底的那次换届选举，西老听信了当时省委某些人的安排(后来证明是一个骗局)，参加主席差额选举落选之后，要退出副主席的选举。经驻会的某委省负责人同意后，在主席团会上念了自己退出下一步选举的声明。一个后来成了“大气功师”的青年作家，马上站出来，操着尖厉的嗓音，振振有词地说，选举法一经通过便如何如何，西方的法律又是如何如何，总之是不能半途退出，必须参加副主席的选举。除了少数人或许心中暗暗叫好之外，大多数与会人士看出了老人心里的悲苦，看出了这样下去会是怎样的残酷，还是接受了老人的选择。

真是丑恶啊，一遍一遍的揉搓，一次一次的羞辱，还居然平挺着他们得意的面孔。

整个选举如同一场恶战。给我的感觉，如同在演着一出现代版的《金沙滩》，还是蒲剧的，这是老人生前最喜爱的剧种，最对他的脾胃。

急骤的鼓钹声中，背插靠旗，白发披拂，肩头中箭的老令公，脸面朝后，双手托刀，踉踉跄跄地退着上了场。四面杀声骤起，番兵番将们一拥而上，将老令公团团围住。老人待要举刀砍去，定睛一看，眼花缭乱，恍惚间哪有什么番兵番将，分明是他的一班儿郎，还有焦赞孟良。老人大吼一声，口吐鲜血，身子往后一仰，直挺挺地倒在地上。众番将见状，大惊失色，慌忙后撤，向萧太后报功去了。鼓钹声再起，老令公手拄刀柄，艰难站起，瞥一眼远逝的番兵番将，冷笑一声，念道:狗屁子弟兵，全是白眼狼，早知是这样，不如我先降!

别以为我又犯了儇佻不经的毛病，不是的，白脸狼之讥，是大会结束的那天，老作家郑笃先生当着全体与会者之面说出的。当时并无一人起来反驳。

就在老人退出副主席选举的那个夜晚，在迎泽宾馆的一个房间里，我和权文学先生说着说着，不由得悲从中来，冲进卫生间号啕大哭。老权几次劝阻都劝不住，末了只好说，你就好好地哭吧。

不管别人说什么，我总认为，这次会议是老人晚年郁郁寡欢的起因，也是多年后一病不起的根源。

有儿女的关爱，有身外的荣宠，然而，总也排遣不掉的，是心底的悲怆。一辈子为山西文学事业付出，为培养年轻作家付出，却是这样一个结局，谁敢再说好人一定会有好报?

多少年了，总想写点什么，但我知道我不能写。

一想到这里，我的眼泪就不由得溢满眼眶。我恨自己的无能，我恨自己的怯懦。

今天，多少年后的今天，再一次默默地读着老人的这几封信，我知道，我能写了。不是时间抹去了伤痛，也不是世事给了我宽恕，是我知道，十多年的跌打磨砺，我早就已不复有当年的心性。什么勇于任事，什么刚直不阿，不过是我婴儿时的尿布，孩提时的鞋袜。我早已变成了一个卑劣的小人，一个俗透了的凡夫。卖文为生，苟活人世，再激愤的事情，在我的笔下，只会作平静也平庸的陈述。

唯一的祈望只是，但愿重读这些信函，能找回我一点久违了的良知。

二

西戎给我的信，共八封。实际不止这个数字。但我不想再去翻找了。

关涉的事情，约略说来有四件，一是推荐出版我的小说集；二是将我从汾西中学调出，安排到汾西县城关公社任职深入生活；三是“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对我的保护；四是将我调回省作家协会。后面两件事，又是连在一起的。

先说第一件事。

还得先说怎么跟西戎相识的。

“西李马胡孙”，这是人们对山西文坛五位老作家的戏称，可读作“稀里马虎孙”。“文革”后期下放归来，恢复文联(当时叫文艺工作室)时，李去了市教委，在文联的“西马胡孙”四位，我认识最迟的是“西”。

马(烽)和孙(谦)，一九七三年冬就认识了。这年夏天，我在汾西县上团柏中学当教员时，写了个电影文学剧本《山里的秋天》并刻印出来，装订成册。那时样板戏电影还没有出来，我给北京电影制片厂寄了一册，记得还给国务院文化组(文化部)寄了一册。到了十一月，北影通知我参加他们办的电影文学剧本创作学习班。一去就有人告诉我，你们山西的老作家马烽和孙谦就在楼下住着，正写电影剧本《山花》。多么难得的机会，我的欢喜自不待言，遂抽了个空儿去看望，正赶上孙谦给马烽说他头天晚上的一件奇事:晚上睡下咳嗽得厉害，腿脚都震得举了起来，一个小脚指头，不偏不斜正好挑住了桌上茶杯的把儿，茶杯掉到地上摔了个粉碎。

胡(正)是在其后一两年，通过山西大学的姚青苗先生之介认识的。去过他在市政工程局的临时宿舍。

西(戎)是晋南人，我早就知道，几年间却无缘相识。直到粉碎“四人帮”的那年冬天，去北京送一个长篇小说稿子，路过太原，才去家里拜访了这位敬仰已久的老作家。他的晋南话，让我听起来特别亲切，一来二往就熟悉了。每次去了省作协的巷子，总要去他那个院子里坐坐。

我送到北影的电影剧本，几经修改，还是失败了。不甘心，又以此为题材写了部长篇小说，曾送西戎看过。一九七八年有个机会去上海，住在南京饭店，闲来无事，心想何不利用这个机会再写个电影剧本呢。说干就干，白天在房间里写，晚上怕影响同房间住客休息，就买上蜡烛点上，在楼道里写。也就四五天的时间，写了个三万多字的本子，给上海电影厂文学部送去了。送之前动了个心眼，想到这几年写电影剧本所以失败，怕是自己的名声不大，若能挂上个名作家的名字，效果会好些。谁呢?一下子就想到了西戎老师。一面给他去信说明原委，一面就送去了。实际上西戎对这种近乎先斩后奏的做法并不赞同，甚至有些反感。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事已至此，他还是支持的。这个剧本，后来也没有什么结果。失败了。

那几年我的主要精力放在写短篇小说上。有次在西家闲谈，西老师说，你该出个短篇小说集了。我是何等乖巧的人，当即说，要是出集子，西老师一定要给我写个序呀。西戎未置可否，只说先编起来再说。

我那时真是利令智昏，一听说可以出集子，那股邪劲就上来了。有个短篇放在《上海文艺》编辑部好长时间了，说发总也发不出来，便给《上海文艺》编辑部的唐铁海先生去信，说西戎老师跟我说了，要我编个集子，希望你们能尽快发表，以便收入集子。唐先生回了信，夸了《汾水》并说尽快刊出。这就是一九七九年第二期上登载的《猪的喜剧》。我一高兴，便把唐先生的信给西戎寄去。西戎一看就不高兴了，回信狠狠地教训了我一通:

我希望你编个小说集，也是促使你更加信心百倍地刻苦努力，但是为了编集子，以我的名誉催人家《上海文艺》早点刊用你的小说，这就有点急于求成或近乎“施加外力”了。我不太喜欢这样的做法……写作就是要默默无闻，埋头写，一篇又一篇。不要一字未写，广告乱贴，那不是写作家，而是文艺交际家，我很不喜欢这样的作风。

话是这么说，他还是喜欢我的，编集子的事一直记在心上。先跟山西人民出版社的林有光先生说了。及至编起，看山西这边似乎并不热情，又利用熟人关系推荐给上海文艺出版社。不光这样，对集子中收入的作品，全都细细看过并提出中肯意见。一九七九年九月八日寄到汾西中学的那封信，将近两千字，谈的全是这个事儿。

你看他说得多细。《猪的喜剧》中有一处，我是这样写的:万平老汉代枝儿妈缴了罚粮，这个秘密很快被揭穿，老汉“未开口先红了脸”。西老师信上说:“此种形容不确。几十岁的人，不是小姑娘，不会因此而红脸，倒是可能有点不自然，甚至还自豪。”又说:“最后结尾，枝儿妈最好不再出场，转变起来总有些做作，让她暗转，而遣使枝儿送来粮食更含蓄。如今让她出来哭泣痛悔一番，不但不能感人，反而破坏了全作品人物的艺术真实，也就给人留不下多少可以深思的东西。”还有那篇《争》，我写得太直露。他在信中说:

第六节老郑从公社开会回来，回忆，以及走进大队部……以下可以删去，把第五节的内容全部移此，然后接第六节中公社黄书记来和郑的一段对话就可以结尾。那些各小队自报余粮，瞎老婆交余粮，以及最后回忆革命战争史的那些所谓光明尾巴，均可删去。而且表现方法也有陈旧之感。作品到此完成了人物的塑造，矛盾也提了出来近乎解决，并且也有作者的爱憎，那留下的问题如何解决，就让读者去思索吧!都说完了，也不一定就解决问题。

写到这儿，我翻开《猪的喜剧》这个集子查看，发现“未开口先红了脸”改了，而《争》的第六节，还是老样子。真蠢呀，这么好的建议竟没有接受!

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对西戎的推荐很重视。一九八○年夏天，我在北京文学讲习所学习时，一天，来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两个编辑，说他们这次来北京出差，其中一件事就是跟我商量出集子的事。原先编起的集子有点单薄，问我能不能把这一段时间写的小说也收进去。我当然愿意啦。讲习所回来后，便将新发表的作品寄去。第二年夏天，一得到集子发稿的消息，西戎就写信给我，说“你的小说集，总算发稿了，我亦时常想念此事”。

一拖再拖，小说集直到一九八二年六月才出来，名字叫《猪的喜剧》。这是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子，也是那些年山西青年作家在外地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集子。

此前还有个写序的事。西老师说还是让我先写个“自我鉴定”，他再在这个基础上写。实际上，我写出的那篇东西，他并没有用，只可说是参考了一下。我写了千余字，他的序有三千字之多。

在我写作起步的那几年，西戎给我的帮助和鼓励，什么时候想起来都让我五内铭感，难以忘怀。“在我接触的年轻作者之中，你是既有事业心又十分勤奋的一位”，在一个人刚开始创业的时候，还有什么比这样的话更能激发他的创造力的!

我后来写作上没有什么大的出息，实在是辜负了他老人家的期望。

三

我的事儿也真多，不光有写作上的事，还有生活上的事。

一九八○年三月上旬，我在汾西县中学教书，忽然接到中国作家协会的一封信，让我参加他们办的一个文学讲习会，时间是半年。这让我很作难。春季开学后，将妻子和一双儿女都带到学校，想过一段平静的家庭生活，刚安顿下来，真不愿意马上又离开他们。再说，刚带上一个班，教了一学期，扔下也不像话。我给中国作家协会写了封信，说我不能去。信放在桌子上还没发出，一天，一位朋友来我处闲坐，见我给这个地方写信有些奇怪，问是什么事，我拿出通知让他看了，他说，这可是大好事，怎么能不去呢。

去就去吧。不去，我也觉得怪可惜的。

妻子儿女刚来，也不能马上把他们送回去，就让他们暂且在学校住着，待天气暖和了再回去。

北京规定的报到日期是四月一日。我提前一天离开汾西。路过太原，去见西戎，正好省里要开文代会，开会的时期是四月三日。我说，是不是等两天，参加过文代会再去北京。西戎说，你去吧，这儿已内定你为理事，在不在都一样。这样我就于当晚去了北京。

到了北京，自然要给西老师去信问安。第一封他没有回，第二封信里，我提出报销路费的事儿，他回了，说“果真学校有困难，作协可以按规定办理，你可不必为此忧虑”。实际上，在我从事业余写作的那些年，作协为我报销路费的事，不止这一次。几乎每次来太原，西老师见了总要问，路费有困难吗?他知道，在学校工作，这是个事儿。

这个讲习会，后来改成讲习所，再后来改成鲁迅文学院，那已是我们结业一两年之后的事了。学习时间半年，国庆节前离校。学校出证明可请两个月的创作假，我给汾西中学说明情况后，就直接回了老家。

在外面跑了半年，心大了，不想再教书了。

那时，省作协的编辑部里，有几个年轻人，都是前几年从基层调去的。我也想去当个编辑。未必明确，总是吞吞吐吐地说过这个意思。不光跟西戎说过，也跟马烽说过。那时省文联(作协属文联管)是老马当家，老西管事，这个格局我还是知道的。大事得老马点了头才行。

实际上，在我动心眼的时候，老马、老西早就考虑过这个事了。

这年冬季的一天，在文联院子里遇上老马，他说，石山，来我家里一下。

到了家里，他说，你现在写作势头正好，不必去编辑部，还是在下面多待几年，多写些东西。学校工作太累了，没法写作，我们研究过啦，想让你下去挂职，当个公社副主任什么的，一面深入生活，一面写作，你看好不好?

当然好啊。我喜欢得什么似的。

你是想回你临猗老家呢，还是就在汾西?

就在汾西。

这个账我能算得过来。在汾西，我就可以将妻子儿女接来并转为城镇户口，在老家就没有这个方便了。我把这个意思跟老马说了，老马说，这样吧，你替我们写个报告，给省委宣传部。你觉得怎么对你的这个事儿有利，就怎么写，不能太露了，含蓄点。

从老马家出来，又去了老西家。老西笑笑说，这事儿他们昨天刚研究过，几个老同志都同意这个安排。回到招待所，我就写了个报告。关于家属问题，记得是这样写的:韩石山同志去基层任职后，希望当地政府给以支持，解决生活方面的困难，以免后顾之忧。后来我妻子儿女城镇户口的解决，其政策依据就是这句话。

报告送上去，很快就批下来。我又去了趟太原，拿上批件，去了临汾地区教育局。当时中央有文件，凡是过去从学校调出去的教员，都要回到教学岗位，当时通行的说法叫“归口”。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却逆潮流而动，从教育口调出来了。

批件上明确写着，去汾西县一个公社任副主任。去哪个公社呢?要下乡深入生活，当然是离县城较远的公社，我才不想受这个苦呢，就选了城关公社，说白了就是在县城。且马上把老婆孩子都接了过来，转为城镇户口后，又通过县上的关系，占了一个民办教员转正的指标，将妻子转为正式干部。只是不上班，也不领工资。我的目标很明确，全家去太原。这时已是一九八二年底，我知道省上有了专业作家的指标。

公社的生活平平静静，主要是写作，也帮助公社做些比如夏征之类的事儿。

平静中也有不平静，一件突如其来的事儿，弄得我焦头烂额，一筹莫展。

什么事儿?

结扎!

当时县上计划生育搞得正凶，硬性规定，凡是副局级干部，有两个子女的，夫妻双方必须有一方做绝育手术，拒不执行者，一律开除公职。我这个公社副主任，自以为是挂名的，但在县上的干部序列里，却是货真价实的。我有儿有女，绝不会再生第三胎，但结扎这个事儿，不管是妻子还是我，都绝不会听命的。县上一些干部知道我这个态度，说是咱们看韩石山吧，他能顶住咱们也能顶住。有些干部抗不住，或妻子或自己做了。县委书记亲自给我做工作，说你看嘛，这是上头的政策，你顶住不做，我们不好交代呀。

眼看期限到了，我愁得什么似的，天天坐在家里唉声叹气，只恨自己当初不该从学校调出来。要是还在学校，一个普通教员就没有这个灾难了。

突然有一天，一辆吉普车驶进公社院子，我从窗户上看见，这不是临汾地区文联主席郑怀礼嘛。心想，也许老郑是来汾西开会，顺便看看我的吧。

说话间老郑进了我的住处，一见面二话不说，只说你的事儿我知道了，走，到临汾去，你跟你太太都去!

他说的事儿，就是结扎。到临汾又能怎么样，莫非能让地委书记给通融一下?

没有多想，我和妻子坐上车，跟上老郑到了临汾。小车直接开进地区医院，下了车，老郑领着进了一个诊室。进去之前特别关照我妻子，一会儿检查时，不管摁你哪儿，问你怎么样，你只说疼就行了。

几个疼字说出，医生给开了一张不宜做结扎的证明。而这正是县上规定的可以不做结扎的特殊情况。老郑是地区的，这一段全地区都在做这个事儿，政策他吃得比谁都透。

总算躲过了这一劫。

多少年了，我总也不明白，老郑和我关系平平常常，怎么就这么见义勇为呢?顶多是他爱才，我大小算个才，可是个才就值得天兵天将似的下凡来解救吗?

直到不久前，为了写这篇文章翻查旧信，无意中看到一九八三年某月某日我在太原给妻子的信，才明白了这个多少年没有解开的谜。信中我说，这次来太原，把结扎的事跟西戎老师说了，西老师说他会想办法。只怨我当时太发愁，以为说了也是白说，他在太原，怎么管得了县上的事儿。

肯定是西老师跟郑怀礼说了，郑怀礼才下凡来解救我们的。

在汾西县城关公社前后待了三年多，前面的两年多，是我写作上的黄金时期，中篇短篇，散文随笔，一年总共发表十几二十篇。以一九八二年为例，各类文体的作品有二十多篇，光中短篇小说就有十五个。两三年间，全国的省级文学刊物，几乎让我扫荡了一遍。

这样写下去，啊呀，那还了得!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正当我那浅薄的本性暴露无遗，扬扬得意自命不凡之际，一个巨大的黑影已悄然临近，而我这个愚蠢的家伙，竟无事人似的浑然不觉。

四

内部文件看不到，无法征引，且让我引用几段《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中央报刊上的话吧——

要建立一支坚强的马列主义的理论队伍。抵制和消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思想的精神污染……(王震《高举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旗帜，防止和清除思想战线精神污染》，载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

一切精神污染，不论内容怎样光怪陆离，实质上都是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的反映，是同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根本对立的。生活中粗俗蒙昧的迷信活动和不堪入目的黄色污秽，具有极明显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性质，自然不必细说；那些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宣扬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悲观厌世的文艺作品和理论文章，其性质并无两样，只不过是采取了较为曲折和精致的形式而已。(施友欣《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载一九八三年第二十期《红旗》杂志)

……宣传抽象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异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潮的种种言论，歪曲历史和现实、专门写我们社会的阴暗面、热衷于“表现自我”的文艺作品，庸俗低级的演出等。这类精神污染在人民特别是青年中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助长个人主义思想和一部分人当中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与党的领导的思想。对这些错误言论、有害作品、低级表演，应当进行实事求是、充分说理的批评。我们反对精神污染，目标应当主要集中在这两个方面。(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污染要清除，生活要美化》，载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七日《人民日报》)

这是一场运动。“文革”后说不再搞运动了，还是搞了这么一场。不是全民的，主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展开。来势很凶，除了少数人高兴外，从上到下都很紧张。

运动嘛，总要抓典型。

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典型就是我，一个刚从惊恐中恢复过来的小人物。

事情是从一次省委宣传部的座谈会上引起的。运动开始之初，宣传部开会传达中央的精神，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有人在会上提出，韩石山最近发表的几篇小说影响很坏。这主儿是搞文学评论的，自然知道得多些，哪些哪些，均一一指证。也就是在这前后，团省委的一位负责人，针对我发表在《山西青年》上的一篇小说大加指责，说:“像《静夜》这样的小说，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认为是一篇坏小说!”

想不到我们省还有这样的人!宣传部不敢怠慢，立即通知省作协，让韩石山回省城检讨。回来住在省作协偏院的东房，一天到晚写检查。一会儿宣传部文艺处叫去谈话，一会儿山西日报文艺部叫去谈话。还参加过一次宣传部在晋祠宾馆举办的大型会议，在会上做了检查。再后来是在《山西日报》上写了检讨文章。

不光是山西的典型，还是河南、甘肃、辽宁几个省的典型。这自然是因为我在这几个省的文学刊物上发表过小说。那时的做法是，凡发表过有“精神污染”作品的报刊，都要主动消毒，办法是在他们的省报上或是刊物上，发表批判文章，以消除影响。《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批评文章中，还提到了我的《静夜》。

事情过去多少年了，批判文章是什么，谁写的，记不清了，我的作品还是能记得的。在河南受批判的是发表在《莽原》上的中篇小说《磨盘庄》，甘肃是发在《飞天》上的短篇小说《棉田明月夜》，辽宁是发在《鸭绿江》上的短篇小说《转正》，山西嘛，就是发在《山西青年》上的《静夜》，也是个短篇小说。

想想也着实该批判，看我都写了些什么。《磨盘庄》是个中篇，故事复杂些不好说，其他都是短篇，一句话就能说清楚。《棉田明月夜》写的是一个假期回村劳动的大学生，跟一个农村女青年的一夜情。《转正》写的是“我”刚参加工作时，纯洁敬业却不能转正，等到“我”成了一个溜须拍马、无端害人的坏蛋时，却出乎意料地转正为国家正式干部。《静夜》写的是一个丈夫在外地工作的女人，跟一个比她小好多岁的男青年的恋情与私通。——都是些乌七八糟的东西!

我很害怕，真的很害怕。事业刚刚起步，就栽了这么大个跟头。最为难受的是，一家大小还窝在山里，进不得退不得，往后怎么办呢?

那些日子里，我真是恨死了自己，一得意就忘了形，刚过上好日子就张狂，好好写些歌功颂德的作品，先把老婆孩子的问题解决了再张狂也不迟呀，急个什么!这倒好，米没有籴上，先把口袋丢了!

念及前程，不由得暗暗垂泪。

正在这样的困窘中，又是西老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

记得一次在他家里闲聊，见我神色疲惫万念俱灰的样子，他安慰我说:石山，这不算个什么，运动嘛，就这么一阵子，我经得多啦，批评上几天就过去了，不会怎么你的。

我就怕调不到太原来。我说了自己的担心。

这事儿，现在还谈不上，过了这一关再说。他笑着说。

检查也写了，报上也登了，来太原已二十几天，不知下一步会是什么。成一陪我住了几天，家里有事也回去了。在别人看来，或许是等着处理，我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一天，在巷子里遇见马烽老师，他说你还在呀，我说没人说让我回去。他说，球，回去吧。

在我回去的那段时间，西戎老师一直在想着解救我的办法。原来还想让我在汾西再待一些日子，等过了这个风头再调动，正好汾西出了个事儿，西戎跟马烽说，还是把石山马上调回来吧。

这事儿是，汾西一个小青年，刚调到县委通讯组，一时间写不出稿子上报，一次我参加县文联的一个座谈会，根本就没说我在省里受批评的事儿，他却写了一篇“韩石山在县里做检查”的稿子，寄给《山西日报》发了。

没想到我在县里的处境这样险恶，西戎老师跟马烽老师商量后决定，一时不好办调动，干脆先借调回省作协再说。

就这样，我先办了借调手续，工资仍在县里。

这个时候还能借调到省作协，县里的人见这个阵势，也不再说什么了。

到了一九八四年春天，“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不了了之。

这段时间，为我调回省作协的事儿，西老师一直努力着。省文联党组班子将有变动，过些日子就不是他主持工作了，他总想在自己手里将这件事解决了。

一次，党组会上提出调我和成一两人回省里的事，成一通过了，我没通过。原因是一个老同志说，现在县里正在批评他，这样做地方上会有意见的，就搁下了。这位老同志，也是我的老乡，一点都没有恶意，只是不了解我当时的处境罢了。一次不行再来一次，就在西老师主持工作的最后一次党组会议上，又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次就顺利通过了。新党组建立后，又通过了郑义调动的事。这样，我们三人一起上调的报告报到省委宣传部，部里也很快通过了。

西戎立即将这个情况写信告诉我。这就是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三日信上说的情况。信上说的“韩告诉胡”，韩指宣传部文艺处长韩玉峰，胡指的是胡正老师。这时已酝酿作协和文联分家的事，分家后作协的书记就是胡老师了。他也很关心我的调动，曾给我说过，放心吧，这次办不了，过几个月就办了。

虽说不是主持工作的领导了，西戎仍为我的事儿奔走，信中说“我今晚还去部里催办此事”。他跟部长是老朋友，说去部里催办，按我的理解，多半是去部长家里说话。当时的部长是刘舒侠同志，一位极富人情味的老干部。

就这样，到了八月份，我全家就来到了太原。

从一九七○年夏天大学毕业离开省城，到一九八四年夏天，十四年后我终于又回到了省城。当年是孑身一人流落异乡，如今回来了，妻子儿女一家四口。令人感伤的只有年龄与心境，当年离开的是一个精力旺盛，不知忧愁为何物的青年，如今回来的是一个身心俱疲，不知前程何在的中年人。

不管怎么说，总是回来了，回到一个可以安心生活的地方。

不久前看一本书，书上说，一个人可以没有仇人，但是不能没有恩人。在我的人生转折途中，恩人不止一个，但这次的转折，却不能不感谢西戎老师，还有马烽老师、胡正老师的恩德。

正是对这些老师的感恩之情，让我在扰扰人世，穷困潦倒中，还能维系着一点没有泯灭的良知。要不，以我顽劣的天性、卑怯的人格，不知会怎样无止境地堕落下去。

西老师，再过二十几天，就是你逝世六周年的忌日，也是我办刊七年来的一个理念上的终结。你是这个刊物的老主编，权且以这篇文章，作为我和这个刊物献给你的一点菲薄的祭奠吧。但愿冥冥中你的在天之灵，仍能护佑你的这个不成才的弟子。

西老师，我也到了花甲之龄，再过多少年，注定要追随你而去，那时，在那个没有人事纷扰的地方，咱师徒二人再把酒临风，一叙衷肠!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