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我有个感觉，凡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来到山西的文化人，大多是有身世的。且大都待人谦和有礼，说话声音不高。这一半得之于他们良好的教养，一半也是来到山西这个地方，知道该怎样做人。
最近去世的赵越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刚一认识，我就有这样的感觉。
先认识的，是他的夫人刘亚瑜女士。
我与亚瑜同岁，都是农历丙戌年生人，我上学比她早一年，这一小小的差异，到了一九六六年夏天，就成了云泥之别。我已是大学一年级，她只能眼睁睁看着大学的校门，在她面前哐的一声关上。多亏是生活在太原，还有机会去当工人；若在农村，只能是永为农妇。后来全凭了她的人品与才华，才进入文学界，成为一位散文作家，成为城市文学社的社长。
我的夫人，退休前是城市文学社的会计。
都在文学界，又有夫人这层关系，我与亚瑜自相识后就交情不浅。在一起不怎么谈写作，反倒谈生活上的事多些。他们那边有了小饭局，人员也还相宜，亚瑜总是说，把老韩也叫上。次数多了，他们单位的人，总说我是他们的女婿。
跟亚瑜熟了，连带地跟她的夫君赵越先生也熟了。
这只是就常情而言，实则相识三十年，我跟赵先生从来就没有熟过。
他年长亚瑜多岁，只是一个原因，主要的是他太客气了。明明我与他夫人很熟，每次去了家里，他总是亟亟地吩咐亚瑜，快给沏茶，快给削水果，好像家里来了什么贵客。说话聊天，也只是谈工作，最近又写了什么作品，策划了什么大型的演出。人与人之间，到不了谈生活这个层面，怎么也热络不起来。
我愿意听的，不是他的说话，而是他说话的声音。他是南方人，不带多少南方的口音，也不是标准的普通话，给我的感觉像是过去的蓝青官话，虽说我并不知道蓝青官话是怎样一个调调。不管说什么，他都是那样慢条斯理，不疾不徐，声音里似乎有种磁性的东西，又有一种黏性的东西，柔柔的，很是好听。这样的声音是有鼓惑力的，想来当年的亚瑜，就是被这样的声音迷住了吧。
有一次我说，赵先生的相貌，很像我上初中时的一位俄语老师。这个老师叫冯祖华，教我们时也就三十出头，中等身材，眉清目秀，我们当时只知道他是北京下来的，后来才知道，是中央军委的英语翻译，“反右”后到的我们学校，到了我们学校才改教俄语的。
赵越也是从北京下来的。我以为听了这话他会说个什么，最终是什么也没说。过了很久我才知道，他是一九五八年从《中国人民航空报》编辑的位置上来的山西，先在省文化馆当编辑，后来才到的省歌舞剧院。他的姐姐早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当过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主任，是《十月》杂志的创办人。
进入新世纪，我们都老了，有次好久不见，见了闲聊中，亚瑜说她陪赵越回了一次湖南老家，在桃源县的一个镇子上。亲戚们安排甚是周到，没有想到的是，到了父亲的坟前，赵越放声号啕大哭，怎么劝也劝不住。
赵越的身体似乎一直不怎么好。他们在深圳买了房子，一到冬天，就过去避寒。这两年，我也是常在北京陪老伴看孙儿，与亚瑜的交流更多的通过老伴的微信。有次通电话，亚瑜问我做什么，我说在写《徐永昌传》，此人抗战期间任军令部长，大的战役都是他下的命令。过了两天，亚瑜给我发来一份资料，是桃源县政协整理的《赵季平将军传略》。
赵季平者，赵越之令尊也。
资料上说，赵季平(一九○○—一九四九)，湖南桃源人，毕业于南京陆军大学，抗战期间任少将师长，率所部(暂六师)参加过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又参加常德会战、鄂西会战，均有骄人的战绩。可以说，抗战中大的战役，几乎无役不与，堪称一代名将。一九四九年初，在故乡病逝。
原来赵越是个大有身世的人。我一下子明白了，他的性情何以如此，他的业绩何以如此，也明白了这样一个人，这几十年是怎么过来的。
我的直觉没有错，只是这直觉的获得与印证，太让人感伤了。
二〇一六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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