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芙康这厮

前些日子，听说任芙康从《文学自由谈》主编的位置上退下来了，感慨之余，不由得长长地吁了口气。掐指算来，与芙康相识并报效这家刊物，恰与诸葛亮报效刘先主的年限一样，“尔来二十又一年矣”。

清楚地记得，是一九九五年秋天，我与山西一位女作家，去天津参加中国小说学会的一个年会，会议期间认识了其时还是副主编，实则已主持工作的任芙康先生。

我是个没有什么名气的作者，在津门重地、高手如林的会议上，纵有表现亦恂恂然如乡下老农。或许是我的这种苦寒的模样，引起了亦是农家出身的任先生的同情吧，临别时叮嘱曰:石山兄，认识了就不要客气，有相宜的作品，寄来就是。

我还有个毛病，就是经不起撩逗。比方说，我从不写评论，若有人说给写上一篇吧，一想，评论不也是文章之一种嘛，咱家怎么就写不了，于是便写了奉上。

此番的情形，又有点不同。

不久前，山西的马烽老师调到北京，担任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兼副主席，主持全面工作。有人很是不屑，说这样的官儿再大也不能当。我曾上过北京的文学讲习所，平日看书又多，深知中国文学界的派系及其源流。在我看来当此时际，马烽出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既合法统又合人情。合法统在于，上溯可直达鲁迅那儿；合人情在于，受压多年的丁玲，年事已高，难任繁巨，由其大弟子受命以代，有什么不对?

于是便写一篇文章，名曰《酒醉的探戈》，假借酒醉，胡言乱语，将中国文坛的历史源流做了一番梳理。说周扬与丁玲，怎样相识于上海，又怎样分途到了延安。与鲁迅有过节儿的，怎样主持了延安的鲁迅文学院。鲁迅的忠实弟子，怎样在抗战开始后离开延安，率西北战地服务团前往山西前线。建国后，平和了没多久，又继续争斗，丁玲怎样成了右派，周扬怎样执了中国文学的牛耳。粉碎“四人帮”之后，周扬在北京得风气之先，早早出来，而丁玲又怎样迟迟不得平反，待她彻底平反出来，右边位置早就让人占了，留给这个老右派的，只能是左边的位置。造化就这样捉弄了一代老人，又愚弄了一代年轻人。

写是写了，哪儿发呢?一直放着。

既然你任芙康这样说了，就寄去好了。

当年年底的一期《文学自由谈》，《酒醉的探戈》全文刊出。

人怕有知遇之恩，此后，我算是卖给了这个四川人。

一个山西的老农民，与一个精明的四川人打交道，会是怎样的情景，不问可知。只是我不说透，他人怕难以知悉其中的详情。这么说吧，就像一个屡试不中的老童生，一篇一篇文章写了呈上，发是发了，末后总是批曰:文字通顺，火力仍嫌不足，不可懈怠，继续努力，钦此!又像抓到黑砖窑上的小童工，一趟一趟搬着文字的砖块，背后还响着“嗖嗖”的皮鞭。

人是不能受苦的，受苦多了，会有奴性。后来我当了《山西文学》的主编，发表批评文章，再也不用佯狂作秀，可也怪，每当写下尖锐的文章，仍是乖乖地先给了芙康。我在批评界的坏名声，就是这么造就的。如果说芙康是个二郎神的话，我就是跟在二郎神身边，跳梁嘶叫的哮天犬。

更有甚者，大概是看我懦弱的缘故吧，有时这个四川人竟会给我布置下让我难堪的任务。比如某年，到了征订刊物的日子，芙康打来电话，先问忙不忙，每当此时，再忙我也会说不忙，接下来是，不忙，你看啊，快到订刊物的时候了，来篇软广告怎么样?

“你们……”我的意思想说，你们出点钱，打个广告不就行了。他听出来了，几乎是训斥地说，那是白花钱，别说了，快点写，过了这几天写了也没用了。

于是我便写，仍是我的那个理论，不就是个文章嘛。

当然，这样的文章不能写得露了馅，总要装作遇人不淑，一腔幽怨无处申诉的样子，只是最后总要归结到，任主编如何的敬业，这本刊物如何的好。比如《和任芙康算账》一文的末尾就是这样的:“现在我总算明白了，在任芙康的心里，只有他的刊物，只有他热衷的文学事业，就是把一个作家毁了他也不会眨一下眼的。可怜亦复可悲的是我，没了清白也没了声名，还得硬着头皮跟着这个恶棍走下去。”

这样的文章，发表往往不止一个地方，常是这儿那儿，一发就是五六处。

最搞笑的是，有芙康的朋友看到文章，给他打了电话过去，说你对韩某人这样好，几乎期期发他的文章，他竟在背后骂你。这样的话，他会马上打电话告诉我，一边说着，一边鸱鸮似的笑着，为他的好点子兴奋不已，全然不管我平白得来的恶谥。

真是屈辱啊，我比他要大好几岁呢。类似的文章，不是一篇两篇，少说也有三篇。每当此时，我会一边写一边默念着杜甫的诗句，“不为困穷宁有此”，只是下一句念不出来了，任某人不会“只缘恐惧转须亲”的。

当年或许不无怨怼之感，如今都化作温馨的回忆了。

唉，任芙康这厮!

二○一六年十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