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文学的厮缠

题记:本文系一部未曾出版的书稿中的几节。时过境迁，整部书稿已了无新意。这几节还有些声色，收在这里，以存纪念。原来的书名很是唬人，叫什么《飘零的刀客》，如今说起，自己都觉得脸红。想想现在这个题名，还有几分真实在里头?

“为了文学，向我开炮!”

“我们有个活动，想不想来昆明玩玩?”

电话的另一端，李霁宇先生热情地说。我们是在大连会议上结识的。

“怎么不想，昆明我还没去过。”

再说下去，方知彼此都是一厢情愿，而这各自的一厢却难合为两厢。我以为既然请我，就该负担全部开销；而他以为山西作协的经费，充足到韩某人想去哪儿都能去。

后来还是任芙康先生从中斡旋，说是霁宇那边可以解决单程机票。这也是便宜。正好我今年的差旅费还没花完，负担得起另一个单程。芙康是《文学自由谈》的执行副主编，一九九五年我去天津参加中国小说年会时，见过一面。他也去。同时知道，这次去昆明的还有《文艺报》的编辑历健先生。

八月十六日下午三点，到达昆明机场。霁宇接站。

住元江宾馆。实际是元江县驻昆明办事处，一个不大的招待所。怕我嫌弃也是怕我寂寞，霁宇略表歉意，一面将他家庭的温暖给这儿匀了点，说这儿离他家很近，不过一站路步行即可去；一面又将几个大人物的身价匆匆借来，弥补了陈设的简陋，说京沪的什么贵客来了也是安排住在这儿，他们都说蛮好。

霁宇有事先走了，说好快六点时过来接我去家里用饭。独自一人坐在空落落的房间里，想到上个月在大连刚与霁宇相识，今天在昆明重聚，世界固然不大，时间也过得太快。又想到方才霁宇的谦诚，觉得毕竟还是相知不深。

他高看我了，我是不讲究这些的。

我看重的是他这个人。

一九九七年，几乎与“马桥之战”同步，李霁宇，这位云贵高原上纯朴的文化人，做了一件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惊天动地的大事。

他是昆明市文联的副主席，《滇池》杂志的主编。像中国大陆每个省和自治区都有省文联或自治区文联一样，每个省会城市或自治区首府都有市文联，每个市文联都有他们的刊物。这些刊物大都不景气，发行量少得可怜，少的数百份，多的三两千份，上万的凤毛麟角。虽号称纯文学刊物，业内人士少有看得上眼的。于是这些靠国家经费支撑，靠公职人员编辑的刊物，名为文学的圣坛，却几乎毫无例外地成为初入道的作者演练身手的旷野。在这儿你可以结识你的第一位文学教师，在这儿你可以发表日后称为处女作的作品。如果日后你有大出息，这儿就是你的土伦城(拿破仑的发迹地)；如果你日后没有大出息，这儿同时也是你的滑铁卢。

《滇池》就是这样一个平庸的刊物。

然而，一九九七年，它却陡地挺起身来，显得格外扎眼。

是李霁宇这位主编，给了它胸怀，也给了它胆魄。

还有时势。

谁也不能忘了时势这个势利之徒。不知拗住哪股筋儿，他可以让心雄万夫者赍志而殁，也可以让才情平平者成就伟业。责怪他是没有用的，只能反躬自问。只有别具只眼者，或后世的历史学家，才会发现失败与成功原本含在各自的质素里面。时势是一个铁铸的门洞，一头大一头小，大的一端谁都可以进去，小的一端只有一两个人可以出来。只是他的剔汰不以身躯的大小为然。出身，教养，学业，志向，勤勉，你可能只是一方面格外杰出，各方面都差不多的人你以为是平庸，就是他们自己也未必体察，实则是真正的优秀。今天人们已发现了这里的奥秘，起了个名字叫EQ。成功往往在一瞬息之间，实则人生早就设定了它的必然。

此前两年的时势，让人怆然。

中国新时期的文学批评，经过二十年的艰难跋涉，如一位羸弱的行人，终于颓然倒下。一个最大的标志，便是大批长期从事文学批评，且卓有成效的业内人士，纷纷弃甲曳兵已走。阎纲写起散文，雷达写起散文，曾镇南写起散文，吴亮写起随笔，李洁非写起随笔，张陵在编刊物，程德培在办文化公司……

才几年工夫，我视野里的这些优秀的批评家，一个个如缤纷的落英，脱离了青翠的枝头，一个个如惊恐的禽鸟，飞向原本不属于他们的天空。

大都仍在写着。大都写得不错。这不错只能让人伤心，都不过是在证明一个原本不需要证明的事实:他们并不比他们评论大了的作家缺少文笔的训练，缺少才华的蕴含。

而另一面，还有人责备他们是“低评高”，是叮在作家身上的蚂蟥，是只会把小窟窿补成大窟窿的补锅匠。

本已落荒而逃，还受到枪手的追杀。中国的批评界，正在上演着一部美国的西部片，只是角色扮反了，良善沦为穷寇，恶棍正吹着枪管上的硝烟。

时代呼唤着批评。报刊上常这么说。来效力的几乎全是吹捧。呼唤成了怂恿，等于是嫌吹捧得还不够。作品研讨会一个接着一个，长篇书评一篇接着一篇，你能从这里听出一句叫人振奋的话，你能从这里看出一个叫人惊异的词语?若然，我只能佩服你耳聪目明，还心有灵犀。

天高云淡，水落石出。到了一九九七年，中国的文学批评界，直如白雪皑皑的荒原，一望无垠，无遮无拦。谁说我们一无所有，这洁净无为的景观足可笑傲百代。

远处走来了一个人，在这无为的时际，在这空旷的荒原。

他就是昆明的李霁宇。

当了那么多年的副主编、主编，隐忍不发，就等着这一天。

他是作家，不是批评家。

他要做一件让作家愧怍，让批评家歆羡，让凡夫俗子不知所措的蠢事。只有多少年后，人们才会意识到那其实便是人生的伟业。

像电影《英雄儿女》里那位志愿军战士一样，跳出了战壕，向后方沉寂的或者说是命中率不高的炮群，发出撕裂肺腑的呼叫:“为了文学，向我开炮!”

这便是在他的主持下，从一九九七年第一期始，每期《滇池》杂志都刊出的“云南作家批评”，正式名号叫“文学批判”。先礼后兵，谁愿意加入就加入，一旦加入绝不能干预批判的公正。批评的对象依次是于坚、海男、黄晓萍、李霁宇、黄尧、蒋吉成诸人，都是云南地面上能拿得出手的作家、诗人。第四期上批评李霁宇的，是胡彦先生的《想象力的匮乏》，一篇几乎可置任何一个作家于死命的檄文。

说你社会责任感不强，你说你原本就没这样想；说你晦涩难懂，你说这恰是你的优长；说你艺术上粗糙，你说你追求的就是这种雄浑的风貌。是进击，也可以说是躲避，横竖他是伤不着你。批评你想象力匮乏，几乎就是说你不配当作家，你再往哪儿藏，你还有什么遁词可讲?

你不一定是这样，但你就得是这样。

这是在毁家纾难，这是在舍身求法。

有人说这是炒作。笑话。中国的炒作多多，你也来上这么一下。

真要是炒作，那就更其可贵。这比骤然跳入水中救人的烈士还要英烈，那是靠平日的修炼，事到临头连想都不能去想。这是一步一步走入水中，没腿，齐胸，渐渐沉入水中。视死如归，义无反顾。

只是上苍不忍见英雄如此白白逝去，才引发了正义者的呼救。

一九九七年七月三日的《文艺报》，刊出记者伊士的访问记《把水搅活——访〈滇池〉主编、作家李霁宇》，其中有这样的问答——

记:开辟这个专栏要达到什么目的?

李:把水搅活。激活创作，激活批评，让创作和批评同时感到压力，从而焕发文学的活力。

记:明年会不会推向全国?

李:我们已经拿到一些对全国范围内著名作家批评的文章、提纲，并开始着手调研、整理、分析，安排下一步的工作。

八月十二日中央电视台《文化视点》栏目，邀请李霁宇、宋家宏作为嘉宾，主持人跟他们一起畅谈，肯定《滇池》的做法，提倡真正的文学批评，抨击当今因循苟且的吹捧风气，还有那种只能捧不能惹的霸主脾气。

七月三日的《文艺报》，还刊出宋家宏的文章《为了文学，向我开炮——谈云南作家的雅量》。作者说，较之严厉的批评，他更尊重李霁宇先生本人。作为《滇池》的主编，李先生敢于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如此激烈的批评自己的文章，没有一定的胸怀和境界是不可能的。只有超越了名利，把文学艺术看得高于一切，对繁荣文学创作有强烈责任感与事业心的人，才会有如此的胸怀。同时，作者将李霁宇的这一举措，与整个文学批评的窘况，当时正处于胶着状态的“马桥官司”联系在一起，谈了自己的看法——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文学创作的多样化已初具规模，但批评却步履维艰，良好的批评环境始终没有形成，从“二王争吵”到最近的“马桥事件”，都可以看出批评的艰难。批评的堕落现象、浮躁现象还大量存在，作家接受批评的心理也还相当脆弱。阿谀之词没有人要求道歉，偶有失误则暴跳如雷。“马桥事件”已进入法律程序，这是批评家的悲哀，也是作家的悲哀，它对形成批评与反批评的良好环境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宋先生看得很准。

整个文学批评的窘况，是这一举措的大背景。

正在进行着的“马桥之战”，是这一举措的近景，或者说是衬景。

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与衬景下，李霁宇所主持的“文学批判”，才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格外熠熠生辉。

先前我只是有点朦朦胧胧的感觉，今天写这本书，才将它们捋个清楚。找出笔记以充实，翻出旧报以印证。初到昆明的那天下午，独自在宾馆的房间里，我想得比这还要多。

笃笃的敲门声打断了我的思路。六点了，霁宇兄过来，领我到他家去用饭。在云南音像出版社宿舍院子的门口，遇见他的夫人彭伯玲女士，一位小巧的四川女人，后来，我、芙康、历健，都叫她嫂子。

嫂子做得一手好菜，牛肝菌辣椒炒腊肉，吃起来又香又解馋。

事事精明的任芙康，大丢其人

我是八月十六日到的，霁宇接站。

任芙康是十七日到的，霁宇和我去接站。

历健是十八日到的，霁宇、我、芙康去接站。

若还有人到，那就是霁宇、我、芙康、历健去接站了。暗合着某种古老的礼仪，又是一种严格的数学程式。推衍下去，将非常宏伟。可惜霁宇就此打住。没人来了，昆明方面就请了我们三人。分属太原、天津、北京，连城市的大小也是递进的。云南真是个古老的地方，这么凡俗的事件都会罩上神秘的帷幔。

接上历健，直奔东郊的白沙河宾馆。昆明市文联要在那儿举行一个“当代文学批评研讨会”。这就是霁宇电话上说的他们的活动。

小轿车疾驰着。这时我才明白过来，神秘云云，全是瞎猜。这样的接站法，决不会出现第四次。这是他们单位最好的一辆小车。前面除司机外可坐一人，后排顶多坐三人。再用这个办法接人，得换大车或再加一辆车。

到了。这是一个庞大的度假村，沿湖建造，有游乐场，有傣式小楼，宾馆只是它的一部分。我住二楼。霁宇和芙康一个房间，历健和我一个房间，互为隔壁。我问历健，晚上怕打呼噜吗?他说不怕，什么情况下他都能睡着。他太自信了，也太小看我了。我是那号一挨枕头很快入睡、呼噜声即起的睡手。在山西文学界，我的呼噜是有名的，开这样的会从来是独自一个房间，无人敢这么掉以轻心。果然头一天晚上，他就大吃其苦。辗转床箦，直到天亮都未能成眠。他后来提前一天离开，说是北京事情太多，不过是托词，真正的原因是一连两天他都没有合眼。为人要诚实，不能说假话，即便在不关乎品格的事情上也是一样的。老实人什么时候都不吃亏，比如我。

十九日是星期一，八点钟正式开会。云南文学界的名流几乎一网打尽，彭荆风、周良沛、于坚、宋家宏、胡彦……可惜我能记住的名字已不多了。上海评论家李劼也来了。他是偕夫人游云南，闻讯参加的。我俩早就相识，昨天一住下就去看望。那年他来山西参加我们办的笔会，在五台山出了车祸，若不是彼此都命大，此番相见只能是胡安·鲁尔弗笔下的鬼魂对话了。

霁宇讲话。总结《滇池》进行“文学批判”的意义、缺憾，及在外界的影响。讲到在中央台的那次露脸，多少有些遗憾，说在演播厅里不等他调整好情绪，那里已经开拍了，要不然他的形象会光辉得多。

霁宇是四川人，北京铁道学院毕业后来到昆明，浓眉大眼，相貌堂堂，在四川要算得上一种名贵的出产。只有这样的人才会想到形象，像我这样的人想一下都觉得是对想的妄想。

有人对批评自己的文章大发怨词了。我很兴奋。开会如同看热闹，越热闹越有看头。霁宇曾对我说，他们的作家对批评都能虚心接受。我不相信云南是化外之地，也不相信这儿的作家是冒牌的中国公民。

有人开了头，就有人跟上来。穿着大裤衩、和尚衫的诗人于坚，也对批评自己的文章痛加驳斥。他的舌头大点，又有点结巴，满肚子的词儿争着抢着要夺喉门而出，有时一下子挤出两个，有时两个或三个卡在门处谁也别想出来，就越发显得诗情激昂，不同凡响。他的《0档案》，初来的那天晚上我在霁宇家看到了，据说是最新潮的诗。

李劼的发言，对批评于坚的文章大肆诋毁。会有这么帮倒忙的朋友?

桌子围成矩形，主席在长的一边。我坐在短的一边。旁边是老诗人周良沛。历健坐在对面的那个短边上。别人发言时，周老曾过去对历健说了句什么。历健后来对此有精妙的解释，我和芙康都大开眼界。

两条长边后面各有一排桌椅。任芙康坐在主席席对面的那个长边后面一排的尽头，离我不远。我曾在他身边坐过一阵儿，他说:开会时一定要坐在你能看见别人而别人不一定能看到你的地方。一个聪明人在什么地方都会发现学问。

历健主要谈了提倡批评的重要，及《文艺报》的新举措。身居京师，知道得多，都想听他多说点，他很懂得节制，绝不多说什么。遮住的往往是最宝贵的，不露富的往往是最富的。我们只好叹息自己没这个造化。

芙康是个侃家，说起话来如江河滔滔，又干巴儿脆响，我们一会儿屏息静听，一会儿激动不已，过后一想，方知大上其当。他的通篇讲话，几乎全是为《文学自由谈》做宣传，再就是鼓励大家写稿子，最好先订一份《文学自由谈》。虫子，虫子，一只办刊物的虫子，这是我当时唯一的感叹。后来才知道，对文学批评，他有许多独到的观点，且一一在办刊中实施，比如“六不思路”就很精彩。

轮到我发言了。受人之禄，忠人之事，霁宇出单程路费，绝不是叫我来吃他夫人的炒鲜菌的。

半肚子的委屈，加上半肚子的学问，不噎也不撑，我说起话哐当哐当。

创作与批评，是鸟之双翼，车之双轮，这句风行文学界的话语，最初见于山西的一家报纸，后经高层领导首肯才广为传播。只有我知道它是怎么来的。执笔者是我的一位朋友，半夜三更电话打到我家，问这个比喻能否成立，是否还有更精妙的词语。我睡得迷迷糊糊，勉力思之再三，实在想不出比这更符合时代的说法。第二天见报，果然一炮打响。他如今已是北京一家大报的更大的笔杆子了。

它是精妙的，也是动听的，可惜只说出了两者的相成，没有说出两者的相反。

接着这个话茬儿，我来说我的见解，或者说是谬解。

创作若然是鸟，批评更像弹弓，专门打鸟的，打那些飞得不高的鸟。怕打，你就得往高处飞。高了还打，越打越高，于是批评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乌鸦变成了金凤凰。

创作若然是车，批评就是鞭子，专门抽打拉车的马。你往东跑，东边是沟，抽一鞭子你就得回来；你往西跑，西边是崖，抽一鞭子你就得回来。你要停下来吗?没那等好事，狠狠地抽，你跑得比飞都快。于是鞭子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驽马变成了神驹。

不一定正确，至少是一个补充，拓宽一条思路——不失时机地，我加了这么一句。谁也听得出来这是怎样的一种谦虚。

“啊呀呀!好怕哟!”黄晓萍发言了，这位四川籍的云南女作家，近两年散文创作颇有声名。“照韩先生这么说，我们作家还活个啥子哟。我们辛辛苦苦地写作，有缺点你可以提嘛，善意地提嘛。我们又不是三岁娃子，不知个好歹，改过来就行了嘛。韩先生一会儿是弹弓打，一会儿是鞭子抽，我可受不了。打来抽去，谁还敢再写朗个东西哟!”

不知怎么，她又向任芙康诉起苦，说她的一篇什么文章，《文学自由谈》就是不能发，“对我们这些下面的作家，你把你那胳膊肘子往高处抬抬不就过去了嘛”。

“晓萍哟，”芙康笑嘻嘻地说，也是满口的四川话，“我今天就定你一篇稿子，你就写写你对批评的恐惧好不好?你回去就写，写了就寄，一到就发，绝没有半点含糊!”

芙康真是精透了，人家寄去的稿子你不发，却让人家写什么恐惧批评的文章。后来一次一次的事情证明，芙康确是个办刊物的“虫子”。

黄晓萍现在楚雄烟厂宣传部门工作，一个辣味十足的川妹子，颇有才气，早年来到云南，如今已是四十开外的妇人了。会后，曾来我的房间，跟我谈了她这几年在散文创作上的追求与成就。

彭荆风、周良沛两位老先生都发了言。有人说彭先生一发言，就要骂人。看来也未必，这次他就没说一句骂人的话，反倒是谆谆告诫年轻人，要放开手写出好作品，为云南的文学事业增光添彩。更让我感动的是，在谈到批评的艺术时，他竟说到李健吾的批评艺术，似乎还说了李健吾对沈从文的批评什么的。没想到在云南这地方，竟遇见了一个赏识李健吾的人。我当即说道:

“彭先生，我就是个李健吾研究专家，最近出了本《李健吾传》，回去我给您寄一本。”

没有食言，我回到太原后就寄了去。

下午接着开会。评论家发言的多点，有云南师大的，也有云南大学的，还有楚雄师专的。他们的发言，缜密，平和，也不乏学者的幽默。毕竟是受过正规训练的，不像我这半路出家的和尚，不懂得佛门的规矩。再就是，能看出来他们对这次“文学批判”很感兴趣，很认真，凡写文章的人确是尽心尽力地写了。至于有些作家、诗人不满意，全在预料之中，发几句牢骚也都能理解。放在谁身上都一样的。

这样的会能开成这个样子，也就不错了。你别想在会上能解决什么真正的问题。得点信息，受点启发，就是不小的收获。再就是大家见见面，说说话，有委屈的诉诉委屈，有喜庆的表表喜庆。

这年头，文学界的朋友聚一次不是容易的。不是没时间，是没钱。听说这次会议的经费，还是市里特批的。批是批了，钱还没有拿到。他们的办法是，先开了再说，迟早总能拿到手上。

第二天午饭后，大轿车送与会者进城。霁宇、芙康、历健和我，坐小车直奔霁宇家。一路上都兴奋不已。下午游览了大观楼。晚上，霁宇夫人特意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家宴，可放怀畅饮。

事事精明的任芙康大大丢了一次人。在白沙河宾馆怕出意外，将他的名牌牛仔裤、T恤衫，洗后挂在壁橱里，走时忘了取，到了霁宇家才突然想起。白沙河宾馆离霁宇家，至少八十华里，“打的”是划不来的。

我暗自高兴。芙康人本来就精悍，又会打扮，来昆明至少带了三套衣服，一套比一套体面。光T恤衫就有黑的、红的、花的三种，红的最好，不是那种纯红，是一种复色的红，高雅极了。他说是赵玫给他从国外带回来的。这次丢的就是这件。我只带了两套衣服，第一套已穿脏了，压在箱底准备带回去让老婆洗。这几天身上都有些馊味。看到精明人犯下这样蠢的错误，不亦快哉!

霁宇夫人是音像出版公司的编辑，热情，好客，是实情也是为了讨她的欢心，此后几天里，我们三个都一声接一声地叫她嫂子。一下子冒出这么三个高头大马似的弟弟，嫂子喜得合不拢嘴，一次性过足了当嫂子的瘾。

历史有个弟弟叫历健

你吃，我吃，他吃，都吃。昆明的水煮花生真好吃。

去大观楼的路上，快到门口的时候，先是芙康买了一袋尝尝，说好吃，往前走了几步，嫂子又买了一大袋。我问多少钱一斤，说是三元。怎么这么贵?嫂子说是公斤，这儿卖东西，都是按公斤计价。

我也想买点什么让大家吃吃，很快便放弃了。你的眼睛不敢往那些水果摊子上瞅，一瞅，嫂子马上问:“买点尝尝?”

嫂子叫彭伯玲，跟我同岁。她穿了件碎花的连衣裙。不是有她那么好的身段，这样年龄的妇女不敢冒这个险。

“吃呀，抓一把。”嫂子捧着花生袋，递到历健跟前，又递到我跟前，还没有忘了她的霁宇。芙康有他的那袋独自享用。

很快我就明白昆明的水煮花生为什么格外好吃了。一是咸，二是水。咸，你就觉得渴；水，你就得再吃才能止住那渴。饮鸩止渴，越吃越渴，越渴越得吃，后来基本上变成一种机械动作，吃得你手忙脚乱。

历健原说今天要走，经我们劝说多留了一天。他来得迟，若今天便走等于专门来昆明开了一天会。他说是工作太忙，我总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后来他说了实话，跟我在一起住了两晚上，两晚上几乎没合眼，他实在撑不下去了。若再和我住一天，他会彻底垮掉的。他的话我信。再没有比睡不着觉更痛苦的了。一年之中我也会有那么一两次，虽说不会超过夜里三点，在我来说已是痛苦不堪。

金殿和植物园，历健来的前一天，霁宇夫妇陪芙康和我去过了。远处怕一天回不来，历健也没有兴致，便就近游大观楼和滇池。

我一直想去西南联大的旧址看看，已打听清楚了，就是现在的云南师院，总也没个空儿，看来只好作罢了。就三四个人，单独行动总不太好。

在大观楼门口的木雕店里，芙康买了个美人雕像，凹凸分明，线条舒畅，一路上摩挲不止。历健买了个大象的头雕，我也买了一个。他的一百三十元，我的一百五十元，多二十元，但我的比他的要刻得好。我的象头雕个头大，颜色红润，鼻子上翘，两个耳朵都很舒展。他的那个颜色灰暗，鼻子短短的，耳朵紧贴着脑袋，若不在脑门上写上“象头”二字，谁看了都会说是个猪头。一出门他就后悔了，硬撑着不说后悔话，直到晚上回到住处，才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声:“回去送给小侄儿吧，他准喜欢。”

原以为进去就上楼，上楼便可欣赏孙髯公的著名长联，眺望八百里滇池的浩渺烟波。进来才知道，此地已辟为公园，你得在公园里来一次远足，才能——还不一定能找见那个楼。好在我们就是来玩的，游游荡荡，并不觉得遥远。

“诸位，”在一处竹林甬道里，霁宇停住脚步，“刊物明年的事儿，你们多考虑考虑。”

他是笑着说的，我们都能感觉到他心里的苦涩。

这话，他说过不止三次两次了。

他说的刊物明年的事儿，指的是他要在今年进行云南作家批评的基础上，来一场全国范围的作家批评，每期批评一位，全年十二位。这个意思，在《文艺报》七月三日发表的访谈中已晓谕全国。来到这儿才知道，他回答记者的那些话，顶多只能说是有个坚定的信念，并没有什么现成的文章，甚至连批评哪些个作家都没谱儿。倒是他说的批评这些著名作家，需找名气相当的批评家来担纲是实在话。我就是来冒充那个有名气的批评家的。

“霁宇，霁宇，让开点!”嫂子要为历健和芙康照相，要丈夫站远点。

离开一会儿，又合拢过来。

霁宇的心情，我们都理解。他是真正在为中国文学的现状担忧。再这么因循下去，二十世纪末期的中国文学，真要成为一种“世纪末”了。他已豁了出去，不计声名，不计利害，从文学批评入手，激活这一潭眼见枯涸的死水，让它流淌，喷涌，波涛翻滚，哪怕自己被这汹涌的波涛吞没也在所不惜。

芙康也有这个心愿。他的步子要切实得多。主持《文学自由谈》以来，一步一步地已将这个刊物扭向批评的正轨。不登或尽量少登温暾水式的评论，多登那些有见解、有锋芒的批评文章。他的想法是，像二战后期盟军诺曼底登陆一样，先抢占滩头阵地，进而向欧洲大陆全面推进。可惜这一两年间，所进行的都是零星的战斗。统率铁骑的将军，竟找不到实力匹敌的对手。隆美尔，你的装甲军团在哪里?

霁宇、芙康两人要做的事，历健已然做起来了。今年以来，他成功地组织了“马桥事件”的讨论。在一片责骂声中，本着新闻工作者的良知，顽强地也是机智地，要将这一事件的详情通告世人，并生发出中国文化甚至中国国民性的诸种底蕴。不偏袒哪一方，并非没有自己的主见。要揭橥表象后面的隐秘，却绝不用隐秘的手段。正因为他的这一努力，使他所效力的报纸初步实践了往昔的许诺。

芙康和历健虽不是一把手，并不存在什么掣肘的麻烦，大冯(骥才)支持芙康，《文艺报》的领导支持历健，他们都像信任自己一样地信任着自己的部属。

他们都有本事，都有施展本事的阵地，独有我是无处栖止的孤鸿，四海飘零的刀客。

“唉——”霁宇又是一声长叹。

想想一两年来的中国文坛，也真让英雄气短。人文精神之争，不了了之；“二王”之争不了了之；最能显现出中国作家(包括批评家)实力的“马桥之战”，刚摆开阵势，尚未厮杀，一纸诉状，便陷入死一样的沉寂。若说激活中国文坛，促进创作与批评的双重生机，这是二十年来最好的一次契机，就这么轻易地断送了。官司谁都会打，可文章不是谁都会写啊。

训练有素的虎贲之师，只得再度寻觅渺茫的战机。

“石山，你有没有批评的对象呢?”霁宇问我。

“没有，没有。”我摇摇头，“这种事也跟找倾心的情人一样，可遇而不可求。谁能有张颐武那样的运气，写上一篇千把字的文章，在一张服务性的报纸上一发，星星之火，便成燎原之势。张颐武就是瞎子，也算不准这一卦。”

“谁也算不准。历史事件都是这么在不经意间发生的。等人们意识到这是个大事件时，已是谁也控制不住的了。这就叫历史。”历健说得很动情。

“历健、历史，你俩是兄弟吧?要不怎么都知道他的名字是怎么起的。”说着，连我自己也笑了。

“韩少功一开始的话就说得太大了，什么他们终究将向我道歉，这话就不该说。别说张颐武还占点理，就是不占理，他宁愿坐班房也不道歉，你过去把他的头捺下去?——扑棱，他又起来了，就是不说那句话。”

芙康连说带比画，前一刻好像他就是韩少功，正在捺张颐武的脑袋，后一刻好像他就是张颐武，拱动着不屈地挺起自己的脑袋。霁宇也笑了，笑后又说出他的心病:

“没有，为什么不可找一个呢?”

“提上猪头不难找见庙门，你们这是提上刀子找猪崽哟。谁家的猪崽让你白白地捅上一刀子。”嫂子也参与进来。

看着霁宇实在是作难了，我扳着手指头给他分析，中国的大作家就那么有数的几个，其境况尽人皆知。

就说王蒙吧。跟王彬彬的争论丢尽了人，最丢人的话，是他说什么跟名人差了多少级别的人想批评名人。中国作家里活着的，就他是实任的正部级。说这话等于是欺负人。还说什么，对方就是跳起来都唾不到名人的脸上。更恶劣的是骂对方是“黑驹”。当年刘小波被称为黑马，是尽人皆知的，已捉进官府了，如今他说王彬彬是黑驹几乎就等于是提醒官府，快将这小子也捉进去吧。哪像个文化人做的事。

实际上，在与王彬彬的争论中，王蒙原本是可以大捞一票的。比如争论初起时，王蒙完全可以说上这样几句话:我已经落伍了，也可以说是退伍(暗指从部长位上下来)了，提携不了年轻人了，那就给年轻人当个人梯吧，你们蹬住我肩膀可以上，蹬住我鼻子也可以上。对方说错的，不吭声；说对的，大加赞赏；没有错没有对的，至少也可以夸奖一番:彬彬这个小伙子，文笔犀利，骁勇善战，真是太可爱了。以王蒙平日显出的智力，稍微使点劲还是能达到这个水准的。谁知他智不及此，蠢更倍之，一句一个昏话，两句出口，就全盘皆输了，白白让王彬彬捡了个天大的便宜。

“那就批评他吧?”

“这个时候批评他，等于是成全了他，让他从先前的困窘中缓过来了。”

霁宇点点头。

贾平凹，当然也是够份儿的。批什么呢?《废都》出来后，上边曾批评过，如今旧事重提，等于官府都不管了，我们来管，那我们成了什么人?轻点说是太愚蠢，重点说就是官府的捕快了。江南之行回来，在南北文化异同等问题上，是说了些离谱的话，不无可訾议处，只是事出无奈，似乎也不该他负全部责任。再有一点最为可怕，他是个有定心也有定力的家伙。当年那么多人批评《废都》，他就是一声不吭，过后也不过说了几句闲淡话。光这一点，就非常人可比。这样的人我们批评了，他反击还好，若不反击，我们就是雪白的袜子捺到泥里去了。

又说了几位当今著名的作家，最后的结论是谁也动不得，没法动。

大观楼不准上，站在下边看了看。又乘飞艇游了滇池。

六点返回。还没走到楼下，就听见霁宇家里吠声如豹，汪汪不休，此未伏而彼已起，顷刻间已成雨打芭蕉的阵势。嫂子养了三只狗，原先都很名贵，据说高时几万元一只，现在它们的名贵仅仅体现在嫂子为它们提供的狗食上。

“乖乖，别叫别叫，妈妈回来了。”嫂子快步冲上楼，全没了在公园里款款而行的风致。

进了门，抱抱这只，拍拍那只，三只狗都有亲昵的狗名，依稀记得小的两只叫斯斯、菲菲，大的叫麦克。嫂子和狗亲得什么似的，就像她的三个儿女。我不喜欢养狗。这是我最不敢恭维嫂子的地方。霁宇兄真是大度，听说还写过一篇《麦克事件》的文章。

家宴摆起。那盘乌鸡炖牛肉，是她上午就炖好的。还有炒腊肉，炒青椒，光炒菌子就有三种。酒是中药材泡的普通白酒。在昆明的几天，除了白沙河的宴会外，平日我们就喝这种酒，味道纯正，不怎么上头。

历健还能喝两杯，芙康不胜酒力，满脸通红。他的兴致挺好，已从丢失名牌衣裤的烦恼中解脱出来了。嫂子的一位朋友，是那个宾馆的副经理，去大观楼前就打电话联系了，他方才回了电话，说是仍在衣橱里，明天下午就可捎回来。——真叫人丧气。

大家都举杯庆贺芙康有惊无险，独有我暗自安抚了自己一句:这世上你不会遇上一件完满的事情。

他们都夸我好酒量，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已快醉了。武松是“三碗不过冈”，我是三两就要醉。和所有好喝几杯的人一样，只要能走得动，能说得出，是绝不承认醉的。这或许是我平时还会犯糊涂，半醉之际倒格外灵醒。

酒足饭饱，我们到客厅聊天。明天历健就要走，想多在一起说说话。

我喝得确实多了，我一屁股蹾在客厅的沙发里，顺手抓起一本杂志，翻开第一页，噫，《斗艺》，韩振远，这不是我三弟吗?再看刊物，《美文》八期且是头条。带着醉意，我对霁宇几位说:

“这是我弟弟的文章。”

“是你这个当哥哥的给寄去的吧。”嫂子接过话茬儿。

“不是。是他自己投的。我的文章上不了这种高规格的杂志，就是上了也发不了头条。弟弟的文章比我的好，我一本一本地出书，他连个集子也出不了。”

“没上过大学?”霁宇问。

“上了。可那是怎么上的!初中毕业后，家庭成分不好，不能上高中，在农村劳动了八年，直到一九七九年才考上一所师专。还有个弟弟，也是那年考上的。他上过高中，虽说也在村里劳动了几年，但底子好些，上的是南开，如今在法国一所大学教书。不管怎么说，我是很感谢邓小平的。没有邓小平，我一家人现在还在农村受苦。”

嫂子问我是山西哪儿人，我说是临猗县。她说她上艺校时，校长是运城人，南下干部。我说临猗就属运城地区，离得很近。

嫂子说，这位校长很喜欢她，后来学生造起反，给他贴大字报，画漫画。有一幅画上，画的就是校长挽着她，旁边注明是资产阶级小姐。意思是校长不爱贫下中农子女，就爱她这个资本家的女儿。说到这儿，嫂子还扭扭腰身，以手支颐，做出“资产阶级小姐”的样子。

只瞥了一眼，我就把她推到了三十年前。一个气质高雅、活泼可爱的姑娘，不是资产阶级小姐又是什么。资产阶级就是漂亮，就是多情，这是那个年代的通识。像嫂子这样的人，只能扮演资产阶级小姐的角色。记得“文革”期间的剧团，凡是漂亮点的演员，要么让她扮成妖精，去演那些施美人计的女特务；要么扮成娇声娇气的记者，让她在国民党部队惨败之际，说些“国军必胜”的蠢话。漂亮总是与落后乃至反动扭结在一起。为我享用，但美无妨；施惠于他人，总要使之变为丑陋方才放心。

“霁宇从不限制我。”嫂子说。

“你越漂亮我越高兴。”霁宇笑道。

这两句话合在一起，正是这对夫妇超于常人之处。

“这么紧着回去干什么?”芙康问历健。

“山东两个青年评论家批评谢冕主编的两套文学经典不严谨。这两套书都很贵，一般人买不起，也看不到。我要把这两套书的目录在报上登一下，来之前已发了稿，样子出来了，得回去认真校对，别出了差错。”

我们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历健简单解释了一下。哦，是这么回事，确实不太好。

“这里头大有文章，绝不是那两个青年评论家说的那么简单，仅是不严谨。报纸出来，你们都看看。韩老师，你看了要是觉得能写点什么，可以写写。”

我对教授从来都很敬重。在我的印象里，谢冕这个人还不错。我没有明确表态，只说到时候再看吧。

“要是可以，我们的刊物也可以批评谢冕嘛。”霁宇还在想着他的“文学批判”。

“要批评就批评作家，批评一个教授没有意思。”芙康关注的还是文学。

霁宇觉得也是这么个理。大家又说起别的事。

二十一日上午，历健飞北京。我和芙康又多待了两天，和霁宇夫妇一起游了民族村和石林。二十三日，芙康飞天津，我飞太原。直到临上飞机时，芙康和我都还一再向霁宇表示歉意，没有为他的事业出一点力，甚至连个好点的主意都没提出。同时向嫂子致歉，说白吃了她那么多好饭菜。

他夫妇俩都说没什么，只要朋友们常常记挂着就行了。

直到年底，在一次次受到谢冕弟子的攻击，心情抑郁之际，一天傍晚，我站在自家的阳台上闲眺，不知脑子怎么转了一下，忽然想到，八月间在昆明的聚会，就该是这么四个人。

一个是决心献身中国文学批评的云南作家、刊物主编。

一个是把一份文学批评刊物办得正火的刊物负责人。

一个是成功地组织了一场文学批评战役，正在寻找新的战机的记者。

一个是二十年来热爱文学批评，又一直没有一显身手的刀客。

当我们都还浑然不觉，甚至各自想着各自的心事，互不相侔的时候，历史已将我们凑到了一起。你们不干吗?那就再等等。它有的是耐心。安排好了的，迟早你得去做。

历史的弟弟历健说得对:这就叫历史。

谢教授，韩某这厢无礼了

八月三十日《文艺报·周末》第二版，刊出谢冕先生分别任第一主编和主编的两套《百年中国文学经典》(简称《经典》)目录，只限于当代小说、散文、诗歌部分。第一套是和钱理群先生合编的，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二套是和孟繁华先生合编的，由海天出版社出版。报纸同时在第一版刊出施战军、吴义勤批评《经典》的消息。

我是事后看到的。我没订《文艺报》。

九月一日，历健打来电话，说让我看看这张报纸，为他组织三篇或两篇批评文章，我写可以，不写也可以。或是一次座谈，现在时行的说法是“对话”。

相识一场，这个忙还是要帮的。这种事，我做过不止一次。仅《文艺报》，前些年就曾为孙武臣组织过一次山西作家的座谈，还为冯德华组织过一次山西作家的散文专辑。

找谁呢?当然得找太原的批评家了。

阎晶明先生得算一个。他是山西作协文艺理论研究室的主任。这是他的本分。

山西日报社的李杜先生，一位有激情也有见解的诗人兼批评家。

还有谁?我得算一个。我若是不参加，别人就会疑心此中有诈——既是好事，你怎么不参与呢。

写文章还是座谈?想了想，还是座谈吧。正好三个人，既众志成城，又法不责众。

把这个意思给小阎说了，他同意。跟李杜说了，没意见。

选定日子，九月四日，就在山西作家协会文研室的办公室。事先，小阎去尔雅书店买来一套北大版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原来说好也买一套海天版的《中国百年文学经典文库》，小阎觉得没必要，只将谢冕和孟繁华的序文，还有《出版说明》复印一下，连上北大版的两篇序文，又各复印三份，装订起来，人手一册。

我们先交换了各自的看法，随即互相补充，使每人的看法大致集中在一个方面。差不多了，放开录音机，依次谈下去。说好过后由小阎整理成文。做完这一切，正好十二点。报社离作家协会挺远的，李杜来一趟不容易，该去吃顿饭。就在离我们机关不远的一家中档饭店，小阎付账。

我相信小阎的能力。只要整理出来寄给历健，就交差了。那几天我很忙，正在赶着写一个长点的东西，还要编我的一本集子。

九月六日，是个星期六，在传达室见到小阎留下的一个信封。这是朋友间常用的一种联系办法。一个院子里，不在一个楼住，上上下下不方便，于是捅在信封里，往传达室一放，对方取信时就见了。是整理成的文稿，说是让我看看，若有意见可添改，再打印。我看了，不太好。一块一块的，三个人三大块，不像个“对话”。没有对话的语气，也没有对话的衔接。小阎不应当是这个水平。纵然如此，我还是改了几句话，又放回传达室，说是“可以”。

惊动别人的事，不能太严格。对别人的事，也不必太负责。历健觉得不能用，他可以不用。

当天晚上，九点多吧，小阎来我家。

“韩老师，我看这个稿子不能用，不像那么回事。”

我心里很高兴，年轻人真好，知不足就添满，知走错就回来，只是我已不想再参与此事了。

“你就根据咱们的看法，糅在一起，再写一稿准行。”

我想错了，年轻人比我要聪明得多。小阎说，既然这个稿子是一块一块的，糅也糅不到一起，不如干脆每人据此写一篇文章，不就行了吗?

我问李杜呢?总不能再去一趟报社吧。

他说，李杜的一段现成得很，稍加润色即可。我这才想起，那天李杜来的时候，拿的是现成的稿子。

话已说到这儿，我也不好再说什么。小阎没错。人都一样，不关自己的事情，谁肯费那么大的辛苦。

按我们三人的分工，小阎谈学理，李杜谈入选作品，我谈谢冕一人不该同时推出两部经典，中心要落在:一个教授，两部经典，叫人该信哪部?

说好每人一千五百字左右。这么短怎么说得清这个道理，一开始我就没打算遵守，能写多少就写多少，只是不必太长。这两天没事了，我就看小阎复印的两部《经典》的全部序文和《出版说明》，还有八月三十日《文艺报》上登载的目录。

后来文章中说，我从尔雅书店抱回两套《经典》，是没有的事。一套都没有。我没有那么富，也不会那么蠢。北大版的那套，也只是在小阎的办公室桌子上看到过。若是有两套《经典》，文章中就不会说孟繁华是海天版的第二主编了。书上印的是副主编，还是在序页上印的，封面上就印了主编谢冕一人的姓名。这是我写此书前不久，在五一路书店才看到的。稍前一点，王小琪的访谈录中说孟繁华是副主编，我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看的时候，我的思路仍集中在分配给我的题目上。

越看越不舒服，越看越替谢冕惋惜。怎么能做这种事呢?不管是北大版还是海天版，其中一部只要不叫《经典》，谁也不好说你什么。北大教授，在北大出版社出一部《经典》，堂堂正正，出那个海天版做什么?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是图了那点编选费。后来批评我的文章中说，这是瞎猜测，还说北大的大教授，怎么会看得起那点编选费呢?比如《东方文化周刊》曾刊出一位叫程文超的先生或是小姐的文章，就故意做出小姑娘的扭捏腔调说:“谢冕这个人，你可以强加给他任何罪名，唯独以学问的手段骗钱这一罪名与他无缘。”在我看来，“以学问的手段骗钱”是好听的，若要说成别的，那就更难听了。

前两年人文精神的讨论，大都是在那儿空对空地清谈。人文精神是个实实在在的字眼。谢冕这种做法，就是人文精神的堕落。抨击这种做法，就是人文精神的张扬与再造。

谢教授，韩某这厢无礼了。

奋笔疾书。

文中说我晚上写到多少点，不过是行文的需要。写这样的文章我绝不会让它耽搁我的正常睡眠。不值。顶多两个小时就完了。

把笔搭得远远的。先说我对北大的感情。北大是中国的最高学府，对北大的教授，我从来都是心怀敬意的。在我那愚蠢的想象里，别说教授了，就连北大的清洁工也都一个个蓝袍飘飘，浑身的书卷气息。又说，我考不上你，可我心里有个你。北大就是中国的文化，就是中国。有北大，就有中国的文化，就有中国。末后这三个短句，定稿时删去了。还留下一点痕迹，第二自然段里那句“谢冕先生，你破坏了我的一个美丽的梦幻，一个纯真的信仰”，其中“纯真的信仰”，就是跟这几句对应的。这几句话，十月间在张家界，我曾背诵给北大英语系主任胡家峦先生听过，赵白生先生也在跟前。

下来就是那个编造的情节，说我怎样去尔雅书店，怎样跟老板对话，怎样把两套《经典》搬回家里。书店与老板都是真的，老板叫靳小文，就是李杜的弟弟。我跟他是朋友，这样编派他不会骂我。

查对两部《经典》异同的做法，确如文中所说，先分类列出北大版收入的作家及其作品，然后用海天版收入的作家及其作品比照。北大版有的，就在这个作家的名字上画个红点，作品不同或不完全相同的，画个×号，作家作品完全相同的画个△号。北大版没有而海天版收入的作家，则另纸誊录。

按说《文艺报》上同时刊出两套《经典》的目录，并没有厚此薄彼的差别，为什么我要以北大版为底本，而以海天版比照呢?

当时我就有个直觉，海天版是仿北大版而来的。能说出来的理由恐怕只有一个，北大版是谢冕、钱理群这对搭档，较之谢冕与孟繁华这对搭档，更适合编这样庄重的书。钱毕竟是北大的名教授，孟我连听都没听说过。

比较的结果，在文章中都写了，不赘。

文章里，为什么要插入谢冕的经历、著述和学术成就呢?

我的想法是，只有从这些方面，才能看出谢冕是个怎样的编选者，他的学术专长在当代诗歌评价，学术成就也不是很高，做这样的编选工作非其所长，甚至可说是难以胜任。当然，我的摘引是不全面的，也是篇幅所限。现在看来，这对谢冕先生是不公道的。在这里，特将《中国新文学词典》中“谢冕”词条全部抄录如下——

谢冕(一九三二—)，文学评论家。笔名谢鱼梁、粱雨风。福建福州人。一九四八年开始发表诗歌和散文。一九四九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九五五年复员并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大学期间专注于诗歌研究，一九五九年与孙绍振等合作编写《中国新诗发展概况》，在《诗刊》连载。一九六○年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中文系教授、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协北京分会副主席、第四届中国作协理事。从一九五九年起，先后研究过郭沫若、臧克家、阮章竟、李季、贺敬之、郭小川、李瑛、闻捷等当代诗人的作品；写过《和新中国一起歌唱》一文，对三十年的新诗创作作了回顾。另外评介过朱德、周恩来、陈毅、董必武的旧体诗。“四人帮”垮台后著有谈诗的普及性读物《北京书简》。一九八○年，发表了有影响的《在新的崛起面前》，肯定及支持一批新诗人的创作倾向，引起较大反响及争鸣。出版的著作还有《共和国的星光》《湖岸诗评》《论诗的创造》《谢冕文学评论选》等。长期致力于中国现当代诗歌的评论，善于捕捉新的动态信息，在诗歌界很受注目。

《中国新文学词典》，潘旭澜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一月出版。应当说明的是，这只反映谢冕此前的学术成就，至于经历、学术特长，想来不会有什么变化。就是现在，我仍挡不住他大器晚成，也挡不住他把更高的学术著作藏之名山。

我后来所以受到比别的批评者更其凶狠的攻击，不在于我说谢教授不该同时编选这么两套《经典》，而在于我进一步指出了，谢冕基本上不具备编选《经典》的资格，所以贸然行事者，是见钱眼开。我并不认为是品行不良所致，更大的可能是太糊涂；或者如他后来在另一件事上说的，他这人心太软。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种做法都是不对的。

文章末尾，我说，谢冕先生，以在学校的经历，你是北大中文系的教授，我只当过中学语文教员，上面这些话本不该我说的。可你做得出了格，不光污了你半世的清名，也污了北大百年的盛誉，我还是忍不住说了。

前面已经说过，中学教员云云，是我写文章惯用的一个招数，我愿意让人家说这小子不行，还要充好汉。至于有没有资格批评谢教授，我心里比谁都清楚。可笑谢门几个弟子，真的把我当成乡佬了，还嘲笑我不配说“哇”，而不知那是寒碜他们谢老师的。

最后一句话是“不对之处，敬请指教”。好多看文章的人，光看我说自己是中学教员出身，没有品出这八个字的分量。它得念出声才见出分量。

写上日期:一九九七年九月八日；再缀上室名:潺湲室。只有重要的文章，我才这么做。我知道它会发生影响，只是没有估计到会那么大。

打印出来，连同李杜、阎晶明的两篇，一并寄给历健。他还满意，只是嫌我的文章太长，问能否压缩一下，不要超过三千字。我一压就成了两千字，他又嫌压得太狠了，恢复了部分文字。

九月二十七日，《文艺报》同时刊出李杜、阎晶明和我的文章。

这前后，霁宇和芙康都知道我写了这么一篇文章。起初他们并没有要刊用的意思，后来知道刊出的是删节稿，才说把原文在他们的刊物上发表。既然可以重新发表，何妨再充实一些。正好这时，湖南文艺出版社要出我一本散文集，我想把这篇东西收入。十月六日，做了一次修订，与整理好的文稿一起寄给责任编辑刘茁松先生。同时寄给霁宇。给芙康的稿子更迟些，我又做了些补充。这样一来，这篇东西实际上就有了三个版本。

都是我的，我都负责。

我不后悔。我是个闲人，多点事情人才有精神。

“谢家军”的反击开始了

“你以为你是谁!”

十二月二十八日这天下午，我去机关传达室，创联部的老曹这么对我说。

又说，你没看吧?昨天的《文艺报》上登了一篇骂你的文章。

前些天就听说南京的《东方文化周刊》上刊出批评我的文章，如今《文艺报》又登出一篇。看来谢冕和他的门下弟子们的反击开始了。为了叙述的方便，下面还是用“谢家军”这个无褒无贬的俗称吧。

我们楼上一位老作家有《文艺报》，回去借来一看，嘿，这张报我是看过的，就在昨天，就在传达室，只看了同版上边的一篇《不仅仅是偏见》。当时未必就没有往下看，只是没有想到这样一个题目下会是一篇与我有关的文章。

文章的题目叫《你以为你是谁》，刊在右下角。老曹打趣我的话，就是从这里来的。

不是新发表的，是摘自《东方文化周刊》第四十九期。“摘自”二字给我造成错觉，以为原文要长些。后来才知道，这就是原文。

前些天，一位年轻朋友告诉我，他有这份刊物，原本要给我看的，听另一位朋友说我已经有了，也就没有在意。等他给我说这话时，他手头的那份刊物又让别人拿走了。他说南京这家刊物的编辑跟他有联系，他可以跟他们再要一份。

他一直没有要下。后来我还给南京打电话，编辑不在，是一位小姐接的，我让她转告编辑给我寄一本，也没音讯。直到一九九八年二月初，我给他们写信，薛冰先生才给寄来。从薛先生的信中得知，他们寄过刊物，我没收到。

这期《东方文化周刊》，除了摘录的我的文章外，还发表了四篇与《经典》有关的文章，一篇是贺桂梅的《如何理解“经典”》，一篇是程文超的《文明问题与文明态度》，一篇是徐文海的《你以为你是谁》，一篇是零度的《选本何以成为经典》。除最后一篇外，前三篇都是反驳对谢冕的批评的。后来有人告诉我，这三位都是谢冕的弟子。

在宜昌时，一位外地来宜昌的朋友对我说，谢冕的弟子们组织了好多篇文章，要反击你。这回你是惹下天爷了，你不知道“谢家军”有多厉害，哪个报刊社没有人?要封杀你这么个外地作家，容易得很。

我当时说也好嘛，这说明这些弟子即便不“重道”，还是“尊师”的，总算占住了一头，比那些一头都占不住的要强些。他们现在该组织个“护师团”才好。

看来这三个人就是“谢家军”的兵勇，“护师团”的士卒了。只是这军称不上“铁军”，这团倒有点像“团伙”的那个“团”。若他们真要全军全团动员起来为《经典》辩护，继而剿灭韩石山这么个三流作家，那他们可真要青史留名了。体坛有“马家军”，那是为国争光的，文坛的这个“谢家军”却是为国丢人的。当年梁实秋和韩菁菁要结婚时，台湾师大的学生曾组织过护师团，那是要保护老师的名节的，这个护师团却是不彻底毁了他们老师的名节誓不罢休。

这次冲上来的三名团员中，以徐文海最为凶恶，那不叫写文章，那是骂街。指名道姓地骂，跳着脚地骂。

谢冕若与第三个人编第三套《经典》，真该把这篇文章收进去。这才真正称得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经典”，至少也是谢门弟子的“经典”。别以为我这是说刻薄话，因为按他的这位弟子在文章中说的道理，只要是与不同的人合作，就是再多编几套也无可非议。

好在这篇宝贝文章不长，全文抄录如下——

在我的印象中，韩石山似乎是黄土高坡上的人，但不知什么时候，他也时髦地学会了一声“哇”。他“哇”的原因是:谢冕主编了中国百年文学的两套“经典”，两套“经典”的内容不尽相同，因而，他这个“老实人”便“心寒了”，认为谢冕先生不仅污了自己的“半世的清名”，也“污了北大百年的盛誉”，更破坏了他韩石山一个“美丽的梦幻”，对中国最高学府的北大，对北大的教授，也难“心怀敬意”了。

是那么回事吗?

作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对百年中国文学进行梳理，本来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他的庄严感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无须在这三个字外面加什么引号。他编选了两套中国百年文学的经典，并不说别人就不能编，他只是提供他自己的思路而已，用他的话来说，“事实上有多少个选家，就有多少种选本，同时也就存在着各异其趣的选择标准”；他选择的“经典”作品，“大体只是编者认为是最值得保留和记忆的作品”，自己并非认为“尽善尽美”和“无懈可击”；因为是和不同的两个人合编的，所以也即形成了内容有所不同的两个版本，这实在也用不着大惊小怪。

对这两套“经典”进行说理的批评是正常的，但是，像韩石山这样毫无说理的挖苦和谩骂却是不正常的。

韩石山因为无知，所以胆大，推断起别人无所顾忌。

按韩氏的打法，我们完全可以给他做如下的推断:他想出名，但无缘出名，或者说无才、无德出名，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个“石破天惊”的妙法；捧人捧不成，干脆骂大人物，谁的名气大骂谁，所以，无缝寻缝，见缝插针，耸人听闻，唯恐天下不乱……

他自我感觉甚好，以为自己在这“百年”当中无论如何也能“经典”一把，所以急不可待地从“尔雅书屋”中拿回了两套书，但是，翻过来掉过去地看了半夜，字缝里终究没有“韩石山”这三个字，所以，他愤怒了，怒不择言，只好大骂出口了。

真让人寒心，我倒不像韩石山一样“为当代文学寒心”，我为当代“批评”中有韩石山这样的人而寒心!

看了这篇文章，我的第一感觉是，这年轻人(实际我并不知道他多少岁，但敢肯定他比我小得多)，真是勇敢，是理不是理都能说出口。说我无才无德，这都没什么，谁的才德也不敢说是最多的，少上一点便可归之于无。但是凭什么就先断定你的谢老师是“大人物”，然后再派定我是想出名出不了，才来骂这个大人物?又说，“谁的名气大骂谁”，这不就等于说，在当今的文学界、教育界乃至全社会，谢冕是名气最大的了?

徐文海不是善于推断吗?我也推断一下。从这种蛮横的语气里，我敢断定徐文海是从偏远乡村出来而又不用功学习的那类学生。我当过多少年的教员，见过这号学生。

只有这样的学生，见识才会这么小(县城出来的学生见识要广些)，才会认为这世上只有他的谢老师是大人物，谁批评他的老师，谁就是想借此出名。跟上谢老师出名的事，我们这些谢门弟子还分不匀，岂容一个黄土高坡上的人再分一杯羹?我们是谢门立雪，熬破了多少个电灯泡才挣下“谢门弟子”这份光荣的，你韩石山随便批评几句，就想跟上我们的谢老师出名吗?

只有这样的学生，才会用这种手段来报效师门。学业方面上不去，就得在别的方面讨老师喜欢，考试时给个六十分勉强过关。大事上帮不了忙，就在小事上打主意，别的不会，看谁惹下老师而老师又不便出面，找到他门上破口大骂一通，这种力气活还做不了吗?

你韩石山一个黄土高坡上的人，怎么配批评北大的教授，博士生的导师!

你韩石山这么个无才无德又无缘出名的人，怎么配非议大人物编的《经典》!

你以为你是谁?

我得承认，徐文海是个会骂人的人。我就是有骂人的意思，也不过说说俏皮话，像这么恶劣这么不顾脸面的话，是说不出口的。光凭这一条，我就觉得北大还是要进一进的，考不上也该去那儿进修进修。

这么恶劣的质问确实不好回答。

不好回答，也得回答，要不徐文海就更得意了，往后还会有其他的不长进的学生跟上学这一手。那就硬着头皮说吧。

我是我父亲的儿子，是我儿子的父亲，我是个不学无术的笨伯，是个无恶不作的混蛋，我什么都可以是，就是不是你的谢老师，就是不是那两套《经典》的主编人。

满意了吧?

只要我不是你的谢老师，没有同时主编两套《经典》，就跟“我是谁”没有关系。因为我只是说谢冕这种做法不对，没说别的。错，是他错，对也是他对。只有在证明他对的前提下，才能说是我错了，也只是批评错了，而不是别的什么都错了。就事论事，即便我是杀人犯，都跟这件事没有关系。要判也属另案处理。

这一点，你就不如孟繁华聪明，人家口口声声讲的是“学理”。人家是博士。可见平日不好好学习，就是帮忙也只能做这种力气活，帮不到正经点子上。

有些话我是从来不说的，既然年轻人这么无知又这么凶狠，那就只好说了。

从所受的教育来说，我和你的谢老师是同时代人，都是“十七年的旧教育制度”时期进入大学的(这个词儿比较绕口，你可能理解不了，问问你的谢老师，他知道是什么意思)。我是考进去的，他是怎么进去的，我不清楚，因为他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或军官这一身份。在那个年代，这比考分值钱得多。学校不同，学历是相同的。只不过他根正苗红留在了大学里，熬成了教授、博导，我出身卑贱，一毕业就去了吕梁山里，如今不在吕梁山里了，还是个穷书生。

只是这并不妨碍各自的努力。上帝在这一点上是公道的。从学术成就上说，你的谢老师最高的学术成就是《谢冕文学评论选》，一九八六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最低的学术成就是《韩石山文学评论集》，一九八九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以出版时间论，他比我早了三年；以各自的年龄论，我比他早了十二年。你看清楚了，那本《韩石山文学评论集》，我是说是我的最低学术成就，不是说是最高学术成就，也可说什么成就都算不上，仅是牛刀小试而已。

为什么说《谢冕文学评论选》是你谢老师的最高学术成就呢?因为此书在《新中国文学词典》中是作为一个词条收入的，至少说明一九九三年前是他的最高学术成就。

为什么说《韩石山文学评论集》是我的最低学术成就呢?一是那部词典里未当作词条收入，可见其不入流。再就是，此后我还出版过学术随笔集《文坛剑戟录》《黑沉中的亮丽》，学术价值都比这本评论集高。三是我的《李健吾传》，是本学术专著，代表我的最高学术成就。

我也知道这样比没有多少道理，可你既然口口声声说我是靠骂名人出名，我就得硬着头皮跟名人比一比。跟别的名人我不敢比，跟你的谢老师这个档次上的名人，我还是敢比一比的。

这样说，对谢冕是不太恭敬，没办法，他教下这样的学生，只能自认晦气。

同时，我也真服气了谢冕。当过教师的人，谁不爱惜自己的学生，自己出了事，躲在幕后不露面，却让几个学生来“蹚雷”。这事若放在我身上，我肯定是独自应战，决不连累我的学生。我年龄大了，脸面无所谓，他们还年轻，往后还得做人。何必为了自己的一点脸面，耽搁学生的前程呢。

看到这里，有人或许会说，你这个人也太那个了，在这场辩论中，谢教授从没有说一句话，你怎么老是谢冕、谢冕的没完没了。

不对，他说了话，而且跟他的学生一样，说的是没水平的话，如出一辙，更其恶劣。

证据在一九九八年二月十八日《中华读书报》第五版，在该报记者赵晋华写的那篇《十五年旧案又起波漾·“沙扬娜拉”说不完·谢冕不再心软》里。

不妨先把这件事的前因说一下。一九九八年第一期《文学自由谈》，刊登一篇小文章，叫《请教谢教授:“沙扬娜拉”是人吗?》，作者余云腾，据文末小注，此人是贵州盘县某中学教师。作者指出，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文艺鉴赏指导(—)》中，有篇谢冕的赏析文章，名为《通过想象理解诗》，文中有这样的句子:“一朵水莲花在凉风中表现着婀娜的娇羞，诗人借以形容沙扬娜拉这位日本女郎的温柔缱绻。”作者继而质问道:“沙扬娜拉”是人吗?

作者的质问没有错。他看出了书中的谬误，他写文章指出这谬误。他是对读者负责，也是对作者负责。《文学自由谈》发表这样的文章也没有错，事实确凿，言之成理。至少在刊物发生影响的范围内，可以纠正这一谬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沙扬娜拉”是日语“再见”的意思，书上说那是一位日本姑娘的名字，看着也就像个姑娘的名字。

这位名叫赵晋华的记者想为谢冕辩解，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只是不该斥责那位中学教师。文中说，这位中学教师的稿子先寄给上海的《咬文嚼字》杂志，该杂志经与谢冕联系核实后，没有采用，“由此看来，这个中学老师就算不是一稿两投，也是先在上海碰壁后又改投天津”。

这叫什么话?稿子不被采用，就叫“碰壁”?你写的稿子也投给别的地方，不被采用的，你每次都说自己是“碰壁”?还是《中华读书报》里全是这样的“行业用语”?

若想责怪这位中学教师，赵记者应当说，《咬文嚼字》杂志不仅与谢教授联系核实，还把事情的真相告知余云腾先生。可是通篇找不出这么句话。即便《咬文嚼字》杂志真的这样做了，也挡不住余先生仍这么做，因为谢教授从来没有公开说明过事件的真相，余先生有责任让三十万(该书的发行量)读者别上这个当。该书的读者对象是中学生，他是中学教员，至少也要为那些纯洁的中学生负责。

谢冕对自己的名誉不负责，如今出了事，赵记者说“事情在当事人身上却并不轻松”，你怎么就不想一想，你这样肆意诋毁一个无辜的中学教师，他轻松不轻松?你也许上过大学，不管是哪个大学，你尊敬大学教师为他说话，上过大学的想来也该上过中学，你怎么就这么不尊重中学教师，不设身处地地为他也想一想?你信笔写下这么句话，在那个“边远地区”，对一位中学教师会造成多大的伤害?

再说谢冕恶劣在什么地方。

赵记者的文章中，一开头就说，谢冕在给《文学自由谈》的信中说，该刊“今年第一期又做出新动作，再度发表某一边远地区作者的文章”。

这里用了一个“又”字，用了一个“新”字，还用了一个“再度”。

这是在说余云腾的文章吗?

查《文学自由谈》的总目录，此前从没有发表过余云腾的文章。那么与“又”对应的那个“先”，与“新”对应的那个“旧”，与“再度”对应的那个“首度”，整个后半句里暗含的“另一个边远地区的作者”，是指谁呢?

只能是韩石山，和韩石山发表在一九九七年第十二期的《谢冕:教人怎么敢信你》。

因为该刊此前就发表过这么一篇韩石山写的批评谢冕的文章。不可能是别的人，别的文。

在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一日《中华读书报》记者王小琪写的访谈录中，记者曾打电话问谢冕对那些批评他的文章的看法，“谢冕表示，那些批评文章他未见到，因此不打算说什么”。

现在谢冕还敢说那些批评文章他未见到吗?别的也许真没见到，韩石山的这篇你肯定见到了。如果你眼睛没见到，那就是别人读给你听了。不光见到或听到，还很生气，气没地方出，在这里带出来了。

是什么就是什么，耍这个小花招做什么。

“韩石山是个边远地区的作者，对他我是不屑一顾的。”这就是你的话里的含义。

这和徐文海对韩石山的攻击合辙合卯。至于是你教给他的，还是他向你进献的良策，只有你们师徒二人知道。此话从徐文海口中吐出，尚可归之于愚顽，从北大教授口中吐出来，只能说是恶劣。

我原先还对谢冕表示同情，以为他只是太糊涂，现在我不这么看了。他就是这么个水平，他就能做得出编两套《经典》这种事。不是能，是已然做了。

我就是黄土高坡上的人。我就是边远地区的人。我从不否认。只是我要告诉“谢家军”的头目和兵卒们，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都快结束的时候，说这样的话太掉份儿，太丢脸。这叫地域歧视。在中国现行的户籍制度下，持地域歧视观念的人，比世界其他地方，过去几十年间持种族歧视观念还要不得人心，至少也是一样的不得人心。种族没有高低贵贱，但种族的差别是存在的，至少有人类学上的差别，而在中国现行的户籍制度下，我就看不出一个边远地区的人，与一个北京的人有什么差别。不仅没有差别，若单个比，说不定边远地区的人还比某一个北京的人强。比如这位余云腾先生，就比谢冕先生强。他看出了谢冕文章中的错误，他敢写文章指出，谢冕自己的文章中有错误，自己就不敢登报承认错误。

跟谢家师徒说这些没有用，他们是听不进去的。扭过身来，我还是说说我一向对批评的态度。这是因为徐文海对我的詈骂，不光涉及我的文品，还涉及我的人品。

没跟我共过事的，批评我的人品，没读过我的书的，批评我的文品，我都不责怪。你不能责怪不了解你的人。如果读过我的书而批评我的人，我对他们表示敬意，因为他们毕竟读过我的书，就像来我家做过客一样。你不能责骂一位疏远了的客人。只有对那些先存了敌意又不认真读我的书或文章如徐文海这样的人，我才会痛加批驳。潺湲室不是普济寺，我也不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

如果我错了呢?没说的，我肯定会认错。这里可举一个小例子，不久前，也是在《中华读书报》上，我发表过一篇《编书也不易》，文中说姚玉芙是梅兰芳的夫人。过后一位远方的朋友来信指出这是错的，姚玉芙是个男的。我马上给编辑去信，要求她将我的信用“来函照登”的方式刊出。原信是——

编辑同志:一九九八年一月七日贵报第六版，所载拙文《编书也不易》中，说“梅姚系指梅兰芳和他的夫人姚玉芙”，近日经一位朋友指出，错了。姚乃男性，为梅剧团的“大总管”。错了就错了，只有认错。祈借贵报一角，予以揭露，以正视听，并向贵报和读者诚心致歉。谨颂编祺。韩石山顿首。元月十四日。

错了就错了，承认就是。指出我的错误，等于是增加我的学识。我承认错误，除了说明我虚心好学之外，还说明我有知错就改的勇气与胸怀。平白得了这么多的好处，何乐而不为呢?

先说公理，再说学理

在或明或暗批驳我的众多文章中，如果说徐文海是“骂詈派”的话，孟繁华先生则是“学理派”。

看起来他是当事人，实则不是，因为我只是批评谢冕不该同时主编两套《经典》，对他与钱理群先生都没有涉及。

可是数他表现得最积极，又是发表文章，又是发表谈话，此中必有蹊跷。

文章有两篇，一是江西《创作评谭》一九九八年第一期的《文学经典的确立与危机》，二是一九九八年二月二日《光明日报》第六版的《文学经典的确立》。这两篇不能看作一篇，因为后一篇里没有“危机”部分。谈话是一九九八年一月二十一日《中华读书报》第十版王小琪的《“期待学理化的批评”——访〈中国百年文学经典文库〉副主编孟繁华》。

他知道我是个没有读过博士生的人，专拣我不懂的跟我辩。

也不全是讲学理，有时也跟徐文海一样，说我是想出名。比如在那篇访谈录中，就说，“有人以一种冷嘲热讽甚至人身攻击的方式来讲话，意在推出的是他们自己”，跟徐文海的论调差不多。

只是他比徐文海学识高，往往能“歪打正着”，比如这句话的后半部分就“着”了。

你是北大出来的，学位高至文学博士，我教不了你，也用不着来“推出”你。我写文章，只对读者负责，对中国的文化事业负责。再就是显出我的学识和品质，正如你编的《经典》，写的文章，已然显出你的学识和品质是一样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是在“推出”我们自己。只是你们“推出”得太离谱了。

我的文章所以涉及你们，并非你们多么可爱，我离不了你们。只不过是你们正好撞在了我的“枪口”上。再就是，这次“经典”之争，也是前两年人文精神讨论的延续与落实。没有前两年人文精神的讨论，也就不会有今天的“经典”之争。后一点我只是提一下，此中究竟是什么关联，懂学理的孟繁华该不难明白。

还是说我的“枪口”吧。

这几年我一直关注着当今文化人的素质问题。你看光《文人的气节》《文人的耿直》《文人的叹穷》《文人的狂傲》这类题目的文章，我写过多少篇就知道了。我的本意，原是正面提倡中国古往今来那些杰出文化人的优秀品质，让那些有这样那样不良品质的文化人，见贤思齐，暗自悔改。看来我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认识得还不够。

就是知道你们编了两套《经典》，说实话起初我也不想怎么批评。虽说我一眼就看出这是天大的笑话，将铭刻史册，为后世之殷鉴。至少往后一百年内，绝没有人再敢做这样的事。可叹时至今日，你们还意识不到自己做了件什么事。那些日子，我真希望你们能及时写篇自我反省的文章。中国的读书人是最善良的，只要人家知错了，什么都能原谅。雨过天晴，风和日丽，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可惜你们把好机会全错过了。最早的机会是一九九七年八月一日吴义勤、施战军在《作家报》上发表文章那会儿，你们就应当意识到点什么。若没有，当《文艺报》刊出两套《经典》的部分目录时，就该悚然而觉，知道纸里包不住火了。这个时候，及时地发表一篇文章，说明是一时糊涂所致(不管是真是假)，也能说得过去。等我的文章出来，仍不为晚，只要没有引发知识界、文化界的公愤，都还来得及。哪知你们自恃是大学者、大教授，想做什么都能做成，没人敢把你们怎么样，即使做错了，只要用学理一辩，就会心想事成，呼风风来，唤雨雨至，死马可以使之成活，狂澜不难挽于既倒。你们也太自信了。悄没声儿，原不失为一着妙棋，只是你们脚踩悬崖之时，竟还不甘寂寞，还要来布什么学理的道，接受记者的什么访谈。

在孟繁华的文章和谈话中，张口闭口说什么“期待着学理化的批评”。

学理?亏你说得出口。

你们编书时，怎么就没想到学理?若是按照学理的规范操作，先就出不了这么两套书，也就不会有这档子事。如今遮不住世人眼目了，才想起学理，迟了，不顶用了。

我只是说谢冕不该分头和两个人编出这么两套《经典》，辨明此事的是与非，根本就用不着学理，用公理就行了。所谓的公理，就是常情常理。

不过，为了避免有人说我小肚鸡肠，或是避重就轻，我仍要把孟繁华的“学理”摘抄一段——

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文学经典作品地位正在下降，许多新奇的、令人震惊和刺激的事物在不断出现，科技神话正加速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它同商业奇迹一起改变着以往的人文观念。一方面，“世俗化进程的完成(或近于完成)和民主协商对君权的取代使得文学经典有可能成为一种遗物——对信仰它的人们来说这是一个象征之物，而对怀疑主义者来说它是一种无足轻重的古怪玩意儿”；另一方面，“不能满足社会和个人需要的经典的一方和迎合这些需要的非经典一方之间的鸿沟，从长远来看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对经典的变革和调整，以达到把那些讨论相关主题的文本包容到新的经典中去的目的。从这一观点来看，经典的一个功能之一就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模式”(佛克马)。一方面，如果没有一系列得到公认的经典作品，“一个有共同目标的批评界就无法存在”；另一方面，“对经典中某些作品有着同样偏爱的人正在锐减，已经有迹象表明他们正成为四处逢敌的少数派，今后这迹象必然越来越明显”(迈克尔·泰纳)。这两个方面的经验，于我们说来虽然姗姗来迟，但毕竟已经来临。

全文五六千字，涉及《经典》的主要是这一段。前面是所谓经典的历史，下面是对批评《经典》的反批评。没有一句说到一个人同时主编两套《经典》合乎哪条学理。

仅从文章来说，也写得太差。句子拗口就不说了，光一段里连用了两组“一方面、另一方面”就犯了做文章的大忌。《光明日报》刊出这样的文章，实在莫名其妙，或者说是必有其妙。

好了，别说这里并没有学理，就是有，我也不理了。还是说人人都懂、孟繁华也未见得就不懂的公理，即常情常理吧。

在上文提及的访谈录中，当记者问到你们是怎样想到要编《百年中国文学经典》的，孟说，“我们实际上在一九八九年十月份就启动了百年文学研究，当时一些学者和博士研究生如王宁、陈晓明、张首映、张颐武、程文超、韩毓海、张玞、王利芬和我本人，在谢冕先生的带领下承担了这一课题”，然后说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完成了”《百年中国文学史》等学术著作，“在一步一步地完成了几个项目之后，我们才选编了《百年中国文学经典》”。

注意一下，这里的“我们”中，不包括北大版的另一主编钱理群先生。提到钱，只是紧接着说钱与黄子平、陈平原三人当年提出的一个观点，让“我们受到一个重要启示”。说到参与人员时，孟有意混淆学者与学生的区别，我断定当年孟繁华肯定是学生。再就是，完成这一课题，孟用了“承担”一词。

当记者问到为什么会有同一主编的两套《经典》，孟说:“百年间有那么多很好的作品，我们在一套选本里放不下的时候，用另一套选本再选一些作品，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吗?”

如此说来，这两套《经典》，是相互补充的，是一回事。

且以常情常理来推勘。

按上文的说法，你们是“承担”了中国百年文学研究这一课题，在完成了《百年中国文学史》等著作后，又接着编选百年间的经典作品。那么这个任务，也是“承担”的了。承担，是上面放下来，下面的接住。也即是说，你们编选两套《经典》，是上面某个部门给你们的任务。若真是这样，上面的这个部门做事，就太不公平了。那边委任谢冕和钱理群均为主编，这边却让孟繁华同志屈就副主编之职。你是博士，又不是担负不起主编的大任，能服这个气?

还有，你说的“一套选本里放不下的时候，用另一套选本再选一些作品”，这话太含混，究竟是北大版放不下才出海天版呢，还是海天版放不下才出北大版呢?

你不愿意说清，我得弄清。

这得看哪个版是跟你们的研究课题配套的。

在海天版的内容简介中说，“同时问世的谢冕主编之‘中国百年文学’(文学史)丛书与之互相呼应，其十二卷中所论述的主要作品，概出于本《文库》，因此本《文库》系从作品角度勾画出百年中国文学成就的轮廓”。

知道了，你参与的海天版，才是跟“中国百年文学”丛书配套的。

那么就是以海天版为主了。是海天版装不下那么多，才出了北大版作为补充。

只是这样一来，问题又来了。“中国百年文学”丛书“其十二卷中所论述的主要作品，概出于本《文库》”，还要北大版做什么?

据此可以断定，谢冕在和孟繁华共同主编海天版时，见猎心喜，又跟钱理群合伙编了一套《经典》，在北大出版社出版。如今谢冕自知理亏，一声不吭，孟繁华明知与自己没关系，只是见韩石山等人对谢冕不恭，才仗义执言，打抱不平。

问题又出来了。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孟繁华说，起初谢冕不同意海天版的选本叫“经典”，而愿意叫“选萃”或“文萃”。

这个显得谢冕就太霸道了。海天版是与你主编的“中国百年文学”丛书配套的，言既顺，名也正，怎么就不同意海天版叫“经典”，而把这个好名目，留给你和钱理群编的私货享用?

越推断越荒唐。

退回去，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根本不存在什么“一套选本里装不下的时候，用另一套选本再选一些作品”。两套《经典》里，相当多的作品是重复收录的。哪里有这套都装不下了，那套里还要再收进去的道理。

如果真是你们在“承担”百年中国文学史这一课题之后，又“承担”了编选《经典》的任务，那么你们的上级领导就是严重的渎职。他该知道，同时编选并出版这么两套《经典》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也不是，只是一本一本印满了字的废纸。这比工业上的重复建设还要可怕。建上两个厂子即使效益不高，总还能多安排一些工人。而同时推出这么两套《经典》，等于不是经典。谁也不敢看这种书。你看这套里的一篇小说，没收的那套就会叫唤:“那是假经典!”你看那套里的一篇，这套没收同样会叫唤:“那才是假经典!”两套都收的，该没的说了，不，你自己心里就嘀咕开了:不是说一人一个眼光吗?怎么他们两人的眼光就一模一样，莫不是串通好了作弄我这个读者?……总之你心里怎么想都不是个味儿，就跟吃了苍蝇一样的恶心。

如果真是课题任务，我们看看谁有资格承担。是谢冕和钱理群有资格呢，还是谢冕和孟繁华有资格?编《经典》是在完成百年文学史课题之后，其时孟繁华不过是个学生或刚刚毕业的学生，放着北大那么多的教授、博导不用，上级部门怎会将如此严肃庄严的任务委诸一个顶多刚刚毕业的学生?退一步，如果真是上级部门糊涂，确实要出两套《经典》，那么就该安排同时在北大出版社出版，至少也应当在教育部门的出版社出版，怎会让一套在北大出版社出版，另一套在海天出版社出版?须知凡课题国家都是给经费的，怎肯让白花花的银子(教育经费)落到深圳出版人的腰包?

据孟繁华说，他参与的这套《经典》，在编选过程中，谢冕曾劝他别叫“经典”，而叫“百年中国文学选萃”或“百年中国文学文萃”。此处露了马脚。若是上级放下的课题，谢冕凭什么资格敢随便劝同样级别的另一个课题组改变承担的课题的名字?退一万步，若谢冕真的是这套《经典》的主编，他本人就有资格定所编的书的名字，还用得着向孟这个副主编建议而不被采纳?

种种迹象表明，是谢冕与钱理群在受北大出版社之邀，编选一套《经典》时，孟繁华插了一杠子，与海天出版社签约，也要出版一套《经典》，且要抢在北大版的前面推出，以占领市场，牟取暴利。他觉得，或是海天出版社觉得他的资望不够，便拉了谢冕当幌子。从海天版的序文上，就能看出此中的破绽。两篇序文，谢的那么短，纯粹是应付；孟的那么长，纯粹是显摆。海天版的实际主编，只能是孟。谢不过是挂了个名。这是孟的狡诈，也正是谢的颟顸。谢当时应当想到，这样做怎么对得起北大出版社，怎么对得起北大版的另一个主编又是同事的钱理群先生?这不是砸北大出版社的牌子，往钱理群眼里揉沙子吗?

孟繁华做事很绝。谢向他提出，这套还是叫“文选”或“文萃”时，定是已经发觉这种做法的不妥，想及时改正。孟决不会答应。就是孟想答应，出版社也决不会答应。出版社所以出版这套书，看中的正是“经典”这个名目。若叫成“选萃”或“文萃”，一是没有卖点，出版了笃定赔个精光；再是海天出版社里随便一个中文系毕业的编辑都做得了这个活儿，就是博士生也不会没有，何必远迢迢地劳你孟繁华，一个副研究员的大驾?

因此，孟在访谈记里所说的，后来所以定成这样的名字，是“通过相互坚持和妥协达成的一种结果”。现在清楚了，坚持的是孟繁华，妥协的是谢冕。

据此可以肯定地说，作为与“中国百年文学”丛书配套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北大版是正牌货，海天版是冒牌货(与出版社无关)。

谢冕参与了一个正牌的《经典》，同时又参与了一个冒牌的《经典》。这就是谢冕的悲剧。为了什么?为了一点情面，还有几个小钱。

孟繁华再别装什么见义勇为的好汉了。他不是在为“百年中国文学经典”的课题辩护(有没有这么个课题还在两可之间)，也不是在为他的老师谢冕辩护，他是在为他自己辩护。

辩护的思路是:把他主编选的这套《经典》说成是正牌货，也不说北大版冒牌货，这样两套就都是正牌货了。

谢冕不说话，是因为他知道自己难辞其咎。只要孟能辩得两套都是正牌货，正好给他洗刷干净。钱理群不说话，是因为眼下丝毫未涉及他，乐得什么也不说。即使辩得两套都是正牌货，也伤不着他什么。

但这个度是很难把握的。现在孟繁华的做法已经过了头。再辩下去，就会出现海天版是正牌货而北大版是冒牌货的局面。那时候舆论的矛头，就会一齐指向钱理群。真要到了那一天，钱字虽有半个是金字，钱理群也绝不会学金人三缄其口的。只要钱一开口，整个事件就真相大白。

现在的态势是，孟繁华捅下的窟窿，想补上又不愿意认错，正在越捅越大。他每发一次言或写一篇文章，窟窿就大一点。像这次，他若不接受王小琪的采访，我就难以分析得这么透辟。

孟繁华若真是个英雄好汉，现在还来得及，那就是赶快发表一篇文章，向谢冕道歉，说:“谢老师，我连累了您。”

同样，谢冕若真的是位北大学人，也应当向国人道歉，说:“我错了，祈国人谅之。”

若这师徒二人一味狡辩，一味说什么“边远地区”，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无论从年龄还是从隶属关系上说，我都不对他们负有责任。

一九九七年的“经典”事件，必将从反面告诫后世学人，一个不按学理准则、不按学术规范行事的文化人，会做出多么可悲复可笑的事情。

随着事态的发展，其内在的纹理也看得更清了。前面我曾菲薄过前两年的人文精神讨论，现在看来是褊狭了。对谢冕的批评的焦点，一开始就集中在知识分子的品格上，这可以看作是人文精神讨论的具体化。没有那场讨论，就不会有今天的“经典”之辩。若说此中有什么学理的话，这才是最大的学理。

写罢《教人怎么敢信你》，我原本不打算再写什么了。朋友们也劝我别再写什么了。但是，看到徐文海这么凶恶，孟繁华这么嚣张，连谢冕也这么不晓事，我还是忍不住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痛斥徐文海的詈骂的，叫《不管我是谁》；一篇是批驳孟繁华的“学理”的，叫《先说公理，再说学理》。一并在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一日的《文艺报》刊出。这两篇文章，也是写给谢冕看的。同时声明，往后我再不会为此事写什么文章了。

恳望他们多看看我的文章，别光欣赏我的辞藻，要多品品其中讽谏的美意，再策划他们往后的“军团大计”。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