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只有‘辱华’二字。”
《红高粱》捧得1988年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后，《中国电影报》上一篇署名秋田草的文章说。
一个南京的老同志写信给西安电影制片厂和中央，要求禁演《红高粱》，因为它是反动电影，是“诋毁祖国，诋毁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还有人写批评文章说，“《红高粱》是一部丑化、糟蹋、侮辱中国人的影片”，“它只能得到外国人的赏识”。
影片拍摄地山东高密的农民上访，抗议影片丑化中国老百姓。[8]
2012年，《红高粱》原著作者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其在高密的故居成为热门景点。[9]
“而今体育界的整个套势，又是哪个人能负得起这个责任，能改变得了？问题不在他们那里。好大喜功，弄虚作假，这顽症一日不根除，中国一日不安宁。”
1988年赵瑜报告文学《强国梦——中国体育的内幕》中的一段话。[10]作者下笔毫不留情：“体育的功能被颠倒了，还有什么积极意义？”“让我们承认危机吧，大国的体育有危机。这危机来自我们的体育体制，来自那官办的体育‘托拉斯’。”[11]
这一年，中国奥运军团兵败汉城，对于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金牌战略的反思开始出现。
2008年北京奥运中国军团金牌大丰收后，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说，举国体制“既是我们优良传统、有效模式的一种概括，同时具有凝聚剂、动员令的作用。对于举国体制，我们的态度很明确，一要坚持，二要完善”。[12]
“58岁的数学教授接替54岁的化学教授担任校长，武汉大学顺利完成新老交替。”
1988年3月10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刊登了一则关于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去职的消息，导语如此写道。
1981年夏，刘道玉被任命为武大校长，《人民日报》报道称，刘道玉是“我国解放后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中第一位担任大学校长的人，也是我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当时，刘道玉如此阐述自己的办学理念：发扬彻底改革精神，转变陈旧的教育观念，改革一切不适应的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刘道玉力推教学制度改革：实行学分制，首创插班生制，取消政治辅导员制度，试行导师制。武大没有其他学校“三不准”(不准谈恋爱、不准跳交谊舞、不准穿奇装异服)的规定，学生学术社团蓬勃发展，被媒体赞为“高校中的深圳”。
刘道玉受到多方面的压力。他曾经与国家教委负责人进行了三次关于改革的面对面辩论。
《中国青年报》那则关于刘道玉去职的消息里说，“据有关负责人透露，这次调整属正常换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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