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
1991年3月2日，《解放日报》发表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文中如是说。
1991年初，邓小平到上海过春节。他对京城的一些声音不以为然：“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他希望上海人“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2月15日，大年初一，《解放日报》头版发表署名“皇甫平”的评论 《做改革开放的 “带头羊”》，文章说，要“突破任何一种僵滞的思维方式的束缚”，“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发展商品经济不可否定计划经济》，文章说，有些人总是对计划经济任意加以否定，“市场经济原则很难真正做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我国40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说明了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巨大优越性”。
3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如果我们仍旧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9]
“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
1991年4月出版的《当代思潮》杂志发表《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一文：“在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曾有过一个时髦口号，叫做不问姓社姓资。”“结果呢？在不问姓社姓资的排斥下，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化的邪路。”“在不问姓社姓资的口号流行时，主张经济上私有化、市场化，政治上多党制、议会制，意识形态上多元化的思潮，曾把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拖上绝路。”
当年8月出版的《当代思潮》又发表《为何不能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一文：“我们不应该在提出新的改革措施时，一听到群众要问姓社还是姓资，就认为是‘新的思想僵滞’，……如果把群众的革命本能，轻率地归之为‘新的思想僵滞’，会不会压抑群众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惕性和爱国主义感情呢？”[10]
“凡是反对问姓‘社’姓‘资’的人，都是想当奴隶并且也叫中国人都去当奴隶。”
《真理的追求》杂志1991年第7期《重提姓“社”与姓“资”》一文如是说。作者称，“一切不愿做双重奴隶的中国人，在改革的大道上前进时，有责任也有权利问一问姓‘社’姓‘资’。”[11]
“那些对改革开放不主张问一问‘姓社姓资’的，不是政治上的糊涂虫，便是戈叶之流的应声虫。”
1991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封“读者来信”如是说（其中，“戈叶”分别指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信是未具名的“中直机关几名共产党员”所写。“编者按”说：“在国际风云骤变，社会主义事业面临严峻考验的今天，这封信提出了反和平演变，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和《人民日报》怎样正确引导舆论等重大问题。”编者希望读者都“与这几个共产党员共勉，为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贡献自己的一切”。
1991年9月1日晚，江泽民在看了《新闻联播》节目提前播报的《人民日报》次日社论提要之后，要求《人民日报》删去社论中的 “在改革开放中，我们要问一问姓社姓资”这句话。[12]
1991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文章称，当前的阶级斗争形势，“比建国以来任何时期都要鲜明、激烈、尖锐”。
“改革有风险，不改革风险更大。稳定应当是动态的。火车高速前进，乘客并不感到不稳定。自行车的轮子一停止转动，它就失去了稳定。”
1991年7月《半月谈》杂志发表的新华社记者杨继绳文章如是说。杨继绳因为此文遭到有关领导的严厉批评。多年以后，他还对当日情形记忆犹新：“他们说只讲改革，不讲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怎能保持稳定？”[13]
国情教育
1991年8月27日，国家教委下发《关于颁发〈中小学加强中国近代、现代史及国情教育的总体纲要〉（初稿）的通知》：
江泽民同志于今年3月9日致信李铁映、何东昌同志，指示“要对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孩子）、中学生一直到大学生，由浅入深、坚持不懈地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教育”。认真落实江泽民同志的这项指示，是关系我国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粉碎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平演变”图谋，保证世世代代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问题，是学校教育面临的一项十分重要的紧迫任务，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务必予以充分重视。[14]
人道主义救灾援助
1991年7月11日，“救灾紧急呼吁”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秘书长、民政部副部长陈虹介绍当时的华东水灾灾情之后，代表中国政府紧急呼吁联合国有关机构、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以及国际社会各有关方面，向中国安徽、江苏两省灾区提供人道主义的救灾援助。
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大规模、直接呼吁国际社会的救灾援助。[15]
1976年，唐山大地震两天后，中国外交部正式谢绝了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救灾援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自力更生的救灾努力将“说明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
中国红十字总会联络部部长王小华回忆说，“当时很多华人华侨情绪激动，一定要捐款，但是红十字会就不收，令他们感情很受伤。”[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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