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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靠法治

时间:2022-01-2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结果131人选择股份制;56人选择租赁和承包;26人主张出售给私人;只有12人主张坚持国有独资经营。[21]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我们的目的就是建议“通过这次党代会把‘法制国家’改为‘法治国家’”。[14]赵世龙:《调查中国:新闻背后的故事》,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11月版,http://zhaoshilongboke.blog.163.com/blog/static/18708832120086260420886/。[23]凌志军:《变化: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284页。

“这个战役不会长期继续下去,结果必将以坦率、开明、宽恕、人道主义、文明的方向来代替目前的用说谎、专制、严刑峻法、无限制的斗争,黑暗的办法来完成历史的使命。”

1997年9月,《顾准日记》出版,这是其中所载1959年12月22日顾准的一段日记。[15]

1957年,经济学家顾准发表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首次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随后的反右运动中,他被划为右派分子。1959年,他被下放河南信阳地区商城县劳动改造。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顾准在日记里记下了当地饿死人、人相食的惨状:“昨晚,附近路倒尸二起。”“八组黄渤家中,老婆,父亲,哥哥,二个小孩,在一个半月中相继死亡。”“除民间大批肿死而外,商城发生人相食的事二起,……一是丈夫杀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16]

在1959年12月22日的日记里,顾准写:

真正的改弦易辙,必待农村财富积累,可以从生产资料这个盆边溢到消费资料;必待糊口经济的强力改组已消耗完了它的生命力,放宽,有利于生产发展之时才行。在中国,这意味着粮价提高,农村粮食供应尺度放宽,公共食堂方向取消而代之以严格的工资制,公社有力量为农民营缮新宿舍等等的时候才行。新制度是工资制度,新制度不仅不是吃饭不要钱,而是吃饭很贵,少一张嘴,生活水平提高很多的制度。[17]

在逆境中,顾准坚守信念,思索国家命运,写下《希腊城邦制度》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著作。学者朱学勤撰文称,“幸亏有顾准,才挽回了这个民族的思想界在那个可耻年代的集体名誉。”[18]

学者李慎之在为《顾准日记》写的序里说:

1960年以后的调整时期,1978年以后的农村改革,都已经证明,只要稍稍多给人一点说真话的自由,中国虽然人多,吃饱饭还不是办不到的。希望中国今后不要老是以“时穷”来考验她的子女的智慧和良心。[19]

“社会主义的最根本的特征是什么?不是所谓公有制,也不是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而是劳动者成为所有者。”

1997年,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珏说。

1996年,在中央党校参加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的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写出毕业论文《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提出“除了公有制与私有制之外,可以建立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文章没有公开发表。

1997年初,一篇批判厉有为的打印文章,在社会上广为散发。2月,一家媒体发表文章《厉有为意欲何为?——首都理论界人士批评厉有为同志所谓的“一些新认识”》,认为厉有为“从根本上否定了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优越性,为搞私有化编造理论根据”。

几个月后,江泽民在中南海接见了厉有为。[20]

当年,一家调查机构给205位企业经理提出一个问题:国有企业的资产使用何种组织形式较为有效?结果131人选择股份制;56人选择租赁和承包;26人主张出售给私人;只有12人主张坚持国有独资经营。[21]

“该说的都说过了。”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据邓小平的医护人员黄琳回忆,邓小平临终前,黄琳问他还有什么话想说,他淡淡地回答:“该说的都说过了。”

昆明附近一个村子,大喇叭里传出哀乐,老太太们眼含泪花:“感谢毛主席,因为他解放了妇女,不用裹小脚了;感谢邓主席,因为他让我们穿上了毛涤卡。”[22]

“原来还以为只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才是‘持不同政见者’,现在才知道,这些旗帜鲜明地批判‘自由化分子’的人,也抱有如此多的‘不同政见’!”

邓小平逝世前后一段时间内,社会上出现了一些说法:“用股份制来改造社会主义公有制达到私有化的目的,这是历史的倒退”;“每逢改革开放加快时,非公有经济就加快发展,必然冲减国有经济所占份额”;“很难保证在党的下一两代接班人中不会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等。对此,一位老编辑说了上述一段话。[23]

“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威望很高,到了我们这一代,就要靠法治。”

1996年11月到1997年9月,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王家福参与了十五大报告的起草工作。

2008年,王家福接受采访时回忆说:

报告起草完毕后,江泽民同志还专门请大家吃了饭,有五六十人参加。记得江泽民同志语重心长的和大家聊天时说过,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威望很高,到了我们这一代,就要靠法治。

还有这样一个细节,我们在起草报告关于法治的表述中,是坚持用“三点水”“治”的,因为这个“治”字寓意“民主之治、人民之治”。

法治与人治的区别,法律与当权者的个人意志发生冲突时,是法高于个人意志,还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之上,即是“人依法”还是“法依人”的区别。

我们的目的就是建议“通过这次党代会把‘法制国家’改为‘法治国家’”。当时也有持不同学术观点的;稿子那一部分出来后,还在很大范围内征求过意见,也收到不同的意见,但政治组的意见始终是一致的,最终十五大报告采用了“法治国家”的表述。

前不久,温家宝同志在中国政法大学视察时还记得这件事,说“有个叫王家福的,一直坚持用‘水治’”。[24]

【注释】

[1]《注意事项》,《天涯》1999年第5期,资料提供者周静。

[2]《新周刊》编:《嘴上风暴:十年语录精选》,《新周刊》2006年增刊,第132页。

[3]《大学生性状况报告:女大学生是性观念转变的关键》,《中国青年报》2000年12月25日。

[4]刘磊、彭鸣皋:《朱镕基和他的同学们》,《南方周末》2003年3月6日。

[5]《关于自由的问卷调查(1997)》,《天涯》2002年第3期,资料提供者戴立勇。

[6]《新周刊》编:《嘴上风暴:十年语录精选》,《新周刊》2006年增刊,第182页。

[7]《60%中学生是“名牌控”》,《江南时报》2011年1月18日。

[8]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4页。

[9]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108页。

[10]《新周刊》编:《嘴上风暴:十年语录精选》,《新周刊》2006年增刊,第108页。

[11]李乐:《库哈斯的宿命》,《中国经营报》2009年2月23日。

[12]老榕:《大连金州没有眼泪》,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179f440100009z.html。

[13]《新周刊》编:《嘴上风暴:十年语录精选》,《新周刊》2006年增刊,第162页。

[14]赵世龙:《调查中国:新闻背后的故事》,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11月版,http://zhaoshilongboke.blog.163.com/blog/static/18708832120086260420886/。

[15]顾准:《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61页。

[16]顾准:《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51、58页。

[17]顾准:《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62页。

[18]朱学勤:《愧对顾准》,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2031255296_2.html。

[19]顾准:《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版,序第16页。

[20]徐立凡编:《改革开放世说新语之敬畏》,新浪网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专题,http://news.sina.com.cn/pl/2008-12-04/144916783497.shtml。

[21]凌志军、马立诚:《呼喊——当今中国的5种声音》,广州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204页。

[22]张悦、赵蕾:《十年前,那个令人悲伤的夜晚》,《南方周末》2007年2月8日。

[23]凌志军:《变化: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284页。

[24]阎军、李群:《王家福:确立依法治国方略是30年法治建设的最大成就》,《法制日报》2008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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