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时代太没出息了

鬼子来了

1998年，广电总局电影审查委员会发出《关于电影〈鬼子来了〉的审查报告》：

影片一方面不仅没有表现出在抗日战争大背景下，中国百姓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反抗（唯一一个敢于痛骂和反抗日军的还是个招村民讨嫌的疯子），反而突出展示和集中夸大了其愚昧、麻木、奴性的一面；另一方面，不仅没有充分暴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反而突出渲染了日本侵略者耀武扬威的猖獗气势，由此导致影片的基本立意出现严重偏差。影片多处出现污言秽语，并从日本兵口中多次辱骂“支那猪”，另外还有女性的裸露镜头，整体上格调低俗，不符合《电影审查规定》的标准。影片片名须按电影局多次要求重新选择。影片须在参照附件认真修改后，重新报请审查。^[10]

后来，《鬼子来了》未在中国内地公映。

“这场空前的灾准，若不留下点记述，则我们的子孙将不会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将来气候一旦适合，还会有人发疯，干出同样残暴的蠢事。”

1998年，原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的《思痛录》出版，宣传语是：继巴金《真话集》之后又一本说真话的书。“半个世纪的风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使她忍不住拿起笔，用知识分子的良知来记述她所经历的时代。”书中有这样的段落：

后来我想了很多很多该忏悔的事情。我为什么抛弃了学业和舒适的生活来革命呢？是为了在革命队伍里可以做官发财吗？当然不是。是认为这里有真理，有可以救中国的真理！值得为此抛掉个人的一切。那么又为什么搞文学呢？自然也不是为了挣稿费或出名，是觉得文学可以反映我们这队伍里一切动人的、可歌可泣的生活，叫人不要忘记。但是现在我在干这些，在当编辑，编造这些谎话，诬陷我的同学、朋友和同志，以帮助作者胡说八道作为我的“任务”。我清夜扪心，能不惭愧、不忏悔吗？^[11]

这一年，学者季羡林出版了《牛棚杂忆》。在《自序》中，季羡林写道：

这场空前的灾准，若不留下点记述，则我们的子孙将不会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将来气候一旦适合，还会有人发疯，干出同样残暴的蠢事。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

……我并不要求他们检讨和忏悔，这些都不是本质的东西，我只期待他们秉笔直书。这样做，他们可以说是为我们民族立了大功，只会得到褒扬，不会受到谴责，这一点我是敢肯定的。

就这样，我怀着对两方面的期待，盼星星，盼月亮，一盼盼了十二年。东方太阳出来了，然而我的期待却落了空。^[12]

“说假话是最大的腐败之一。能够不说假话已经很不容易，更不用说要讲真话了。”

1998年，《沉浮：中国经济改革备忘录（1989 — 1997）》一书出版，作者凌志军就朱镕基对政府官员提出的“敢于讲真话”的要求感慨道。^[13]

“我们这个时代太没出息了，连半个鲁迅都出不了，我们不读鲁迅还能读什么呢？”

1998年，《人间鲁迅》一书作者林贤治说。^[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