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想活，我们才出来呀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2000年3月2日，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朱镕基写信说：“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李昌平在信中用“盲流如洪水”“负担如泰山”“债台如珠峰”“干部如蝗虫”“责任制如枷锁”“政策如谎言”“假话如真理”来总结农村现状。他建议中央从四个方面着手解决“三农”问题：一、坚决刹住浮夸风；二、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三、强化群众监督，严治腐败，确保政令畅通，取信于民；四、鼓励改革创新，加强调查研究，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政策路线，制定结合实际的农村政策。^[1]

此事经媒体披露后，引发当地一场被称为“痛苦又尖锐”的改革。2001年9月，李昌平辞职，南下打工，通过媒体呼吁“要给农民以国民待遇”。他上大学时的导师听到此消息后说：“又一只站起来的猴子被咬死了。”^[2]

2002年，李昌平在《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中写道：“回首我农村工作的17年，对农民好事做得太少，坏事做得不少。于农民，我是有罪的。”^[3]

“在总结推荐过程中，把该村从后进村变成先进村，说成是人均纯收入达到2780元的富裕村、小康村，与事实不符；修公路7华里说成修公路7公里；年产柑橘实际只有40万公斤，说成120万公斤；每户养猪3头，说成12.6头；户均养鸡10只说成40多只；年产鱼仅有几万斤说成46万斤；等等。”

2000年3月22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发表《世纪末的弥天大谎》一文，报道湖北省丹江口市把去世不久的该市均县镇闵家沟村支书闵德伟树为“三讲”典型，但据村民反映，闵德伟是典型村霸。

“冰点”收到了多封读者来信。其中一封写道：

闵德伟的“典型形象”，从丹江口树到十堰市，再树到湖北省，劣迹变成“事迹”，假的变成了“真的”，村霸变成了“青天”，这颠倒黑白的事，谁能做得来？为什么要拿来做？这道理明摆着：闵德伟活着的时候，他是某些所谓领导捞钱的工具；这些人捞得顺手了，就是老闵死了，也要利用死人做最后一回文章，捞取政治资本，给自己脸上贴金；这哪里又是宣传闵德伟，他闵德伟“德才兼备”，还不是某某领导“慧眼识人”：一要证明自己的领导才能，二要为下一步自己选人用人订个标准。

4月中旬，湖北方面《关于闵德伟先进典型情况调查报告》出笼，报中央办公厅、中组部和中宣部，要求对《中国青年报》有关责任人和记者蔡平进行严肃处理，要求蔡平公开承认错误。

调查报告承认，“在闵德伟先进典型推荐、申报、综合和新闻报道过程中，为了突出典型效果，出现了一些失实的地方”，“比如，村里在财务报账方面，白条较多”，“再比如，在总结推荐过程中，把该村从后进村变成先进村，说成是人均纯收入达到2780元的富裕村、小康村，与事实不符；修公路7华里说成修公路7公里；年产柑橘实际只有40万公斤，说成120万公斤；每户养猪3头，说成12.6头；户均养鸡10只说成40多只；年产鱼仅有几万斤说成46万斤；等等”。

最后的结果是，《中国青年报》没有做任何更正，记者也没有公开道歉。^[4]

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手册

2000年11月11日，央视《经济半小时》推出专题《江西：查禁农民减负手册》：2000年8月的一个深夜，江西省上饶县农民甘让春家遭到警察搜查，原因是甘让春向村民卖了64本《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手册》。乡村干部要他将卖出的全部收回上缴。

这本手册是江西省农工委机关杂志《农村发展论丛》的增刊，内容全是中央政策，半个月内售出12000册，有关部门又用半个月收回11000本。江西高安市民梁建平卖了140本，其中的100本是当地镇政府买下的——为了让农民买不到书。

江西上饶县农民曹政节看了手册，才知道乡里收取的费用有很多不合理：1999年，上面向他收取了11项费用，共计998.38元，而他一年的收入才1000多元。荒唐的是，他家只养了两头猪，可生猪屠宰税是按照七头猪收取，因为他家有七口人。一气之下，曹政节向乡亲们推销了36本手册，换来15天拘留。^[5]

民工列车

2000年正月初五，发自安徽阜阳的一列火车开进上海站，它被称为“民工列车”，因为车上全是外出打工的农民。车厢里严重超载，挤满了孩子的哭声、女人的叫声和男人的骂声，还有令人窒息的汗臭。有些人的钱包被偷走了，有些人在这数九寒天中了暑，而在另外一些人看来，他们还算幸运——总算进了车厢。

“民工列车”开动前，车厢顶上都坐着人。车站工作人员要他们下来：“上面危险，你们都会被颠下来。”他们说不要紧，他们已经把自己绑在车厢上了。工作人员大声呵斥：“你们不想活啦？！”他们都笑了。有人说：“就是想活，我们才出来呀！”^[6]

“也许，你会责问我，为什么不去申请学校的帮助？我说过，我从来不奢求别人的可怜，我更怕在别人的监视下生活，我怕别人的议论，我更怕别人会问我，都是人，你家为什么那么穷？我会无言以对，我最怕他们会因此而瞧不起我的父母，我的父母是伟大的，我绝对不准任何人瞧不起他们。就因为这样，我不管受什么样的苦，从来不去申请学校减免我的学费，更不会让别人给我捐款。”

2000年10月，河南一所中专学校一位贫困女生在退学前给班主任老师写信说。信的末尾写道：“老师，不要为我遗憾，不要为我而伤感，更不要可怜我。带上笑容，送我一程，好吗？”^[7]

【注释】

[1]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20 — 27页。

[2]凌志军：《变化：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410页。

[3]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1月版，序第7页。

[4]李大同：《冰点故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5-12/28/content_3977979.htm。

[5]陈大会：《江西：查禁农民减负手册》，《经济半小时》2000年11月11日，http：//www.cctv.com/financial/jingji/sanji/zhoume/0102_22/z22_17.html。

[6]凌志军：《变化：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396 — 397页。

[7]《失学女生书信（2000）》，《天涯》2003年第1期，资料提供者薛协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