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精神

1.产生背景

1947年3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大举进攻延安。面对10倍于己的强大敌人,党中央、毛泽东于3月底作出决定:主动撤离延安。同时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组成中央前敌委员会,率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和军委日常工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由刘少奇、朱德和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率部分中央机关干部前往华北,从事中央委托的工作。5月,刘少奇、朱德在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刘澜涛陪同下,来到河北省平山县封城村。经过考察、论证,确定将平山县中部的西柏坡村作为中央工作委员会的办公地点,并于7月初正式进驻西柏坡。

转战陕北的毛泽东,一直在考虑着中央工作委员会到达晋察冀后的工作,相继发出“将晋察冀军事问题解决好”“将土地会议开好”“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等指示电。那时,在全国各个战场,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劣势。然而在党中央、毛泽东领导下,仅仅一年时间便将进攻陕北之敌歼灭近半。人民解放军在西北战场转入内线反攻,并于1948年4月22日收复延安。与此同时,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前委的指示精神,华北军民在刘少奇、朱德领导下,协同聂荣臻指挥晋察冀野战部队开始了局部反攻,使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全国解放战争的战局逐步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告别了战斗、生活多年的陕北,东渡黄河,经晋绥解放区,于4月到达西柏坡村,与中央工作委员会会合。5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开始在西柏坡办公。

西柏坡时期,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西柏坡运筹帷幄,连续并交错导演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四个月零十九天,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使国民党反动派赖以维护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大大加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针对蒋介石1949年《元旦文告》发动的“和平”攻势和当时国际势力提出的划江而治建立南北朝分裂中国的阴谋主张,毛泽东在西柏坡发表的新年献词,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极其鲜明地显示了我党在复杂的政治风云和决定中国人民前途和命运的历史关头,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彻底革命精神。

西柏坡时期,党中央既把握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又保持了极其清醒和冷静的头脑,通过对中国国情的周密考察和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及政治势力的全面分析,确定了如何经过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建设,使我们国家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勇敢无畏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的科学态度。

西柏坡时期,鉴于党就要由被“围剿”的党,变成执掌全国政权的党,由残酷的战争环境转到稳定的和平环境,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向全党敲响警钟,提醒全党必须预防因为胜利而带来的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下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安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地告诫全党在取得全国胜利之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同时做出了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做地名、不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并列等六条规定。这些要求蕴含了对中国共产党人理想、宗旨、奋斗目标和作风风范等极为丰富的时代要求,开拓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走向执政地位的新视野和新境界,为党在执政条件下如何防止腐化变质,永远保持先进性和革命性,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2.基本内涵

西柏坡时期虽然只有一年零十个月,却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在我党成为执政党以来,西柏坡精神一直是共产党人牢记历史、激励奋进的动力。西柏坡精神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三大精神。

(一)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他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因此“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的提出,既是毛泽东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后对全党的告诫,又是由党所领导的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党即将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的历史课题所决定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两个务必”,不仅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是对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的基本要求,更是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深刻揭示,从而成为西柏坡精神最为重要的内涵。

(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特别是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略决战中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精神。当革命胜利即将到来时,毛泽东强调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这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不仅表现在革命战争中,而且表现在党的工作的各个方面。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他号召全党要学经济、学管理、学文化,学会一切不懂的东西,并激励全党克服困难,为建设自己的美好国家而付出艰辛与努力,也就是要用事实回击国内外敌对势力所谓的共产党只会打仗、不会搞建设的预言。这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是我们党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重要法宝。

(三)依靠群众、团结统一的精神。坚持依靠群众,坚持团结统一,是长期以来党的群众路线与民主作风在西柏坡时期的继续与发展。西柏坡时期,是党与人民群众联系最紧密的时期之一。党在西柏坡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解放了广大贫苦农民,团结了倾向革命的广大知识分子、工商业人士和民主人士等。1948年9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一步讨论了发扬党内民主的问题。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同时“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中国共产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的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依靠群众、坚持团结统一的精神。这也是我们党始终得到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的重要原因之一。

3.时代价值

西柏坡精神所产生的历史背景与当前我党所面临的时代背景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坚持和弘扬西柏坡精神,无论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还是全面加强党的建设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在当前的形势下,共产党人更加需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西柏坡时期,革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国际国内环境虽然依旧险恶,但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中国共产党由被“围剿”的党逐步变成执掌全国政权的党,由残酷的战争环境转到稳定的和平环境。今天,中国共产党经过90多年艰苦奋斗,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前景。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于这些成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倍加自豪,但同时,我们也有更充分的理由保持全党谦虚谨慎的态度,对党肩负的带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重大历史责任有更加清醒的认识,对党正在面临的各方面考验有更加充分的准备。我国经济在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中积累了很多问题。当前,我国面临的是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各方面矛盾交织在一起爆发出来;我们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也非常紧张,国家安全的问题也变得更加复杂。这些问题解决起来非常棘手,稍有不慎就会触发更大的危机,我们并没有骄傲的基础,反而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小心谨慎、不急不躁。

第二,在当前的形势下,共产党人更加需要艰苦奋斗、敢作敢为。当年中国共产党从西柏坡“赴京赶考”,要从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武装革命斗争转变为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等,要管理城市,很多方面的经验都是空白。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否则就要成为“第二个李自成”。当前我国经济面临转型换挡的关键节点。这又是一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改革。世界范围内的所谓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正在兴起,各大主要经济体都在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如果我们不能跟上脚步,就会在下一个发展周期中失去话语权和主动权。但同时,全球经济正在进入“新平庸阶段”,发展动能普遍不足,我国转型升级的困难也因此加大。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4月的国务院常委会议上斩钉截铁地指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一方面因为政策好,一方面因为人勤劳,“中国经济是干出来的。”“不干,什么都谈不上!”开弓没有回头箭。当下,我们也必须学习党从西柏坡到北京的智慧和勇气,继续保持共产党人艰苦奋斗、敢想敢干的作风,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全新发展理念,一步一个脚印,变中求新、新中求进、进中突破,推动我国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第三,在当前的形势下,共产党人更加需要坚定信心、敢于胜利。多变之中须有定力。只有坚定信心,才能在变幻莫测的局面中冷静分析,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只有敢于胜利,才能在面对艰难险阻时咬紧牙关,勇往直前。当年党在西柏坡就是靠这样的信心指引,在复杂的局势中稳定局面、夺取胜利。今天,我们面临着更加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全党上下必须紧紧围绕在党中央周围,不为困难所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贯彻落实好党中央的各项部署精神,心无旁骛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勇向前。

第四,在当前的形势下,共产党人更加需要团结群众、发扬民主。团结群众、发扬民主是党的优良作风。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我们仍然必须最大限度地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各方面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共同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贡献。特别是要着力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发展党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党际协商和党在政协同各界别人士的平等协商,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建议,画出最大“同心圆”,寻找最大“公因数”,使党的各项决策部署更加科学、更加符合实际。

(赵　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