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未必知新 “人心”依旧难测
11月8、9两日将在首都体育馆举办“中国歌坛十年大型演唱会”。这是本年度流行歌坛的一桩盛事。届时，一批老歌手，像田震、刘欢、那英、程琳等将带着各自的成名作或有影响的作品，并邀一批新生代歌手同台回顾“流行十年”。
这也是一件让人欢喜让人忧的事。喜的是在’96歌坛极度疲软时，复出一批老歌手来激活凄凉的演出市场，忧的是流行歌坛如何走出低谷。不知道通过这一回顾，音乐人能否尽快找到一条流行歌坛真正可通行的路子?
中国流行歌曲早在30年代就已诞生，随着国内的开放，邓丽君和刘文正跨海而来;1984年的春节晚会上奚秀兰和张明敏带来了典型流行歌曲;1985年南北出现一批音乐人，广州方面有李海鹰、毕晓世、张全复、解承强、陈小奇等，北京方面有李黎夫、雷蕾、徐沛东、苏越、郭峰、甲丁、崔健等。1986年，由郭峰等主创的一首百名歌手演唱的《让世界充满爱》和崔健的《一无所有》打破了流行歌坛“一无所有”的局面。
从崔健的《一无所有》，解承强的《信天游》、陈哲的《黄土高坡》、徐沛东的《我热恋的故乡》，一直到姜文吼唱的《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掀起了中国流行歌坛第一个高峰——西北风。
刮了两年的“西北风”，命运如何呢?著名乐评人士金兆钧说，“西北风”不是典型的流行音乐，而是中国大众歌曲传统的延伸，它凝聚的主题是忧国忧民之情，是对历史文化的关怀和批判，是当时社会化思潮和大众情感的真实反映，也因而汇合进大文化热，成为最平民化的文化标志，也因此失去了它最重要的支持者——青年学生。
西北风难以为继之后留出巨大市场，立即被商业炒作起来，以电影演员迟志强为代表的“囚歌”填补了。加上齐秦和苏芮越海而至，青年学生又一次疯狂起来了。
1989年，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演唱会的成功，标志着中国的摇滚乐走出了第一步。可事后不久，内地又开始卷起了长达3年之久的港台歌曲热潮。赵传、潘美辰、姜育恒、小虎队，一直到“四大天王”。全国掀起一股“追星族”热。而同时，内地的创作几乎只有电视剧插曲一支独秀，毛阿敏、刘欢和李娜变成了主唱手。
到1992年，港台歌曲的市场观注入了一些音乐人的头脑，于是，在广州出现了第一个真正市场化的歌手——杨钰莹。随后，地毯式轰炸宣传抬出了歌手艾敬。
金兆钧说，1993年初“追星族”的大讨论以及对港台歌手演唱的控制，为歌坛准备了已经被港台歌手炒热的空当。这使杨钰莹、毛宁和艾敬包装歌手的活动得到了展开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广州陈珞、陈小奇到北京苏越和王小京与江凌，制作人和经理人的概念产生了，歌手从此彻底成了“商品”，创作第一次彻底服从于市场。随之迎来的是1994年成绩斐然的“新生代”造星运动。
悠悠十载，流行歌坛留给你的是什么?音乐人解承强颇有一番感慨。他认为已形成气候的主要有三类。第一类人的代表是苏越和郭峰他们，很虔诚也很功利地把国外的东西介绍到国内来，力图把那些东西“殖民”在中国土地上，就算是“拿来主义”吧。另一批人在努力地想搞出一点所谓“中国的流行音乐”，陈小奇、李海鹰的一批佳作可以说是在这上面使劲儿。还有一批人始终走在中国的民族音乐路线，有强烈的特征，像他自己的《信天游》和崔健的《一无所有》。
著名音乐人谷建芬对过去和现在的回顾、思考，有三点自己的意见。一是要调整歌坛长期以来无人管理、无秩序状态，什么水准都可以参与的自身发展态势。二是认为对流行音乐不要采用政治的观点去管理。最关键的一点是创作。她认为，没有创作好歌，什么手段包装只能是一时的。如果创作不被提到第一位，这几年来的低谷将很难改变。
(原载《北京市场报》1996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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