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地的建设与反经济封锁的斗争

（一）根据地的建设

三战三捷回宁冈

1928年9月8日，红四军主力在毛泽东、朱德率领下从湘南归来，经崇义、上犹回到根据地遂川黄坳。这时，赣敌独立第七师刘士毅部“欺我败残”，以五个营兵力追击红四军于遂川。毛泽东、朱德等决定教训一下这个刘士毅，一来为井冈山父老乡亲献上一份“回归礼”，二来为红军参谋长王尔琢血洗冤仇。9月12日，红四军到遂川堆子前，研究了歼敌之计。

9月13日清晨，朱德率二十八团、地方武装及炊事担子，佯装骄兵，大摇大摆向遂川县城进发。敌人不知是计，急调城外人马合围过来，穷追不舍。朱德部却突然杀个“回马枪”，咬住敌之一部，猛打猛冲，突破包围圈，冲杀20余里。敌人溃不成军，红四军乘胜占领遂川县城。

随即，红四军分兵游击，开展群众工作。陈毅一部推进到万安罗塘等地，康克清等80个万安农民，在刘光万率领下跟随陈毅部队上了井冈山。

9月30日，红四军回到茅坪。根据探子情报，获知驻新城的敌周宗昌二十七营欲“血洗茅坪”。毛泽东、朱德命令新任红二十八团团长林彪在茅坪坳头垅设伏，聚歼来犯之敌。

10月1日，号称周浑元旅“尖子营”的周宗昌营及挨户团，每人携带10叠草纸及1瓶煤油，从新城倾巢而出，9时许进入红军的“布袋”。林彪指挥部队前后堵住，发起攻击，仅半小时即结束战斗。坳头垅“布袋战”获胜，活捉敌营长周宗昌，歼灭二十七营，缴枪百余支，收复宁冈全县。

坳头垅之战后，红四军军部获悉敌周浑元旅一部开出永新，前往新城。11月9日，红军主力二十八团、三十—团从茅坪出发，凌晨时分兵临新城，“观看”敌人出操表演。朱德一声令下，战斗打响。敌人在慌乱中一部投降，一部夺路而逃。红军攻占新城。翌日，又乘胜追敌，四占永新城。

红四军主力从9月回师井冈山，三个月内，三战三捷，威名大振，恢复和巩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时，红色区域包括宁冈全县及遂川、酃县、永新各一部，形成毛泽东所称的“南北狭长之整块”。

在红军节节胜利的影响下，10月中旬，湘军新八军第三师阎仲儒部126人，在营长毕占云率领下于桂东起义，参加红军。11月初，赣军向成杰部驻宜春的一个正规连，在连长张威率领下投奔红军。两支投诚部队后分编为红四军特务营、独立营，毕占云、张威分任营长，经整训改造后成为红四军中的两支重要武装力量。

“厉行洗党”

1928年9月以后，湘赣边界“厉行洗党”。“洗党”，实质上就是整党，但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整党，主要是组织上的清洗与整顿。这是我党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整党活动。“厉行洗党”的主要原因在于1928年5月以后边界党组织的“大发展时期”中，许多投机分子乘公开征收党员的机会混入党内，造成党组织的严重不纯，在“八月失败”中纷纷“反水”。

1928年5月边界党的“一大”以后，随着土地革命全面开展的需要，开始公开发展党的组织。许多地方“召开群众大会，挂起公开征收党团员的牌子，由群众报名参加”。有的地方还采取“拉伕式”的方法发展党员。一时，永新有党员4000余人，宁冈近3000人，莲花增至800余人，边界各县“党员数量一时增到一万以上”。

由于扩大党组织时，只注意数量而忽视了质量，只求组织建党而不求思想入党。结果，白色恐怖一到，投机分子和不坚定分子纷纷“反水”，带领反动派捉拿革命同志，各地党的组织大半塌台。因此，毛泽东和边界特委决定“九月以后，厉行洗党”。

“洗党”的重点，在宁冈、永新两县。这两县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和坚实基础。因此，永新、宁冈两县的党组织全部解散，重新登记。

“洗党”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投敌、叛变、“反水”分子，或曾被敌人抓去，问题没有搞清楚的；二是出身和社会关系不好，革命又不积极的；三是不起党员作用，不服从指挥，不愿革命的。“洗党”的做法，一是进行组织整顿，二是建立秘密组织。“洗党”的重点放在投敌叛变分子上。凡投敌叛变证据确凿的，立即开除出党，并予以处决。当时整个边界被清洗的党员计有4000余人。

“洗党”以后，党组织转入秘密状态。虽然党员大为减少，但组织更纯洁了，战斗力反更增强了。

边界的“洗党”运动，因前所未有，缺乏经验，也出现一些问题。如有的地方清洗过严、过狠，有的出现排斥知识分子现象等。尽管如此，边界九月“洗党”仍不失为我党历史上一次成功的、卓有成效的整党活动。

边界党的整顿与建设

1928年10月上旬，毛泽东和边界特委在宁冈茅坪步云山白云寺，主持召开了湘赣边界各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边界各县和军中党的负责人共100多人。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报告。报告详细地论证了国内的政治形势，边界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原因，肯定了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重大意义，再次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大会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为决议案的一部分）。会议对边界党的改造与建设、各县工作、农村斗争、工人运动、士兵运动、宣传、训练、苏维埃、土地、青年团问题，进行了讨论，做出了决议。

会议改选了边界特委。选举毛泽东、朱德、谭震林、陈正人、龙超清、朱昌偕、刘天干、盘园珠、王佐、宛希先、杨开明、何挺颖等19人为特委委员。因杨开明重病，由谭震林代理特委书记，陈正人为副书记。

边界党的“二大”以后，根据地的割据局面出现了新的转机，红色区域迅速扩大，革命政权日益巩固。

边界党的“二大”后不久，边界特委在茅坪象山庵举办了一期党团训练班，各地党组织选派的党团员参加了训练。以后军委又在茨坪办了一期党团训练班。两期均有100多人参加学习，时间一般三个月，学习内容有：阶级斗争史、革命发展史、政治时事、群众工作等，除政治学习外，还有军事训练。毛泽东、朱德、陈毅等还亲自给党团训练班学员讲课。

1928年11月6日，根据中共中央6月4日《中央对前敌委员会的指示信》规定，边界重组了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前委“依中央的指定，以毛泽东、朱德、地方党部书记（谭震林）、一工人同志（宋乔生）、一农民同志（毛科文）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前委统辖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最高领导机关。

同年11月13日至15日，前委在宁冈新城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到会代表79人。会议通过了《政治问题决议案》、《党务问题决议案》、《军事问题决议案》、《经济问题决议案》、《纪律问题决议案》5个文件。选举产生了新的以朱德为书记，由23人组成的红四军军委。军委在前委领导下开展军中党的工作。边界党组织经过整顿后，有效地提高了广大党员的思想觉悟，增强了党组织的战斗力。新遂边陲特别区的共产党员政府工作人员在《共产主义者须知》中称“不畏难，不怕苦，不爱钱，为主义而牺牲”，表现出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

“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

在湘赣边界的各项工作中，有一个使前委和毛泽东感到困扰的问题，就是边界各县党组织的思想建设问题。毛泽东曾深有感触地说：“‘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

为什么说“难得很”，“难点”在哪里呢？

—是家族观念。由于红色区域地处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的农村山区环境，“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党在村落中的组织，普遍是以一姓为主的家庭组织，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党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党的组织中还有宗族裙带关系，如宁冈县委中，县委书记是龙超清，组织部长刘克犹、宣传部长刘辉霄，都是龙超清的姐夫。县委如此，基层党组织的裙带关系，更是普遍。在这种情况下，浓厚的家族观念成为党的思想建设中的突出障碍。

二是地方主义。地方主义乃一种狭隘的农村小生产者观念，与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是格格不入的。“各县之间地方主义很重，一县内的各区乃至各乡之间也有很深的地方主义。”“有了地方主义，各地革命斗争就得不到互相配合，只顾自己地区的局部利益，保守自己的地方，兄弟地区有困难也不互相帮助。”“地方主义在永新特别严重。”如永新县委书记被商人所蒙蔽，发生保资本家的事件，军委和县委联席会议决定枪毙反动分子龙怡奎，结果县委却把龙怡奎给放了。

三是土客籍矛盾。湘赣边界除了家族观念、地方主义外，还存在着土客籍矛盾。土客籍问题，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是井冈山斗争时期一个特殊而尖锐的问题。土籍的本地人与数百年前从北方迁徙而来的客籍人，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和利益冲突，历史上的怨仇极深，时有纷争、械斗发生。在湘赣边红色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等地，都存在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最为严重。

宁冈的土客籍矛盾，表现在以龙超清为首的土籍同以袁文才为首的客籍之间的矛盾。他们之间在捉拿土豪、土地革命、红色政权人事任命等方面，都有分歧与争议，双方为各自代表一方的利益所驱使，始终难以超脱，且愈演愈烈。“土籍的党，客籍的枪”，是湘赣边界土客籍矛盾状况的集中体现。矛盾的实质，是边界党内以土籍领袖龙超清、王怀、朱昌偕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同以客籍领袖袁文才、王佐为代表的军事势力之间的对立。毛泽东和前委曾为此采取了许多组织措施，加以调整、解决，如调龙超清到莲花工作，任命袁文才为红四军参谋长随军下山，任命何长工为宁冈县委书记等，使土客籍矛盾有所缓和，但宿怨未能从根本上消除，以致演绎成1930年2月发生的错杀袁、王的历史悲剧。

在上述艰难、复杂的党的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形成了一个重要思想，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提出了一个科学论断：“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

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建党”的思想，是“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中的精髓，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发展。

红色政权的整顿与建设

在整顿和建设党组织的同时，毛泽东和边界特委又加强了对红色政权的整顿和建设。

1928年5月下旬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成立后，辖有宁冈、永新、遂川、莲花、茶陵、酃县6个县级工农兵政府，以及新遂边特区工农兵政府，各地区、乡也相应建有工农兵政府。但“八月失败”以后，各地的红色政权组织都受到严重的破坏，极有必要加以整顿和建设。其主要举措是：

整顿组织，纯洁内部。一是发动群众，识别混进政府中的投机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如宁冈新城区，就将一些土豪子弟、投机分子驱逐出政府；二是对被小地主、富农分子把持的工农兵政府重新改组，选出优秀工农分子进入政府机构。

正确处理党政关系，实行党政分开。过去许多事情为图方便，“党在那里直接的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这种现象各地较为普遍。为此，边界前委作出规定：“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而不是包办政府的行政事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时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免除党即政府的弊病”，“国民党直接干政的错误是要避免的”，等等。这是我党历史上最早提出的“党政分开”的政策主张，也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党政分开”的重要思想。这一思想的实施，既确保了党对苏维埃政府工作的领导，又充分发挥了各级苏维埃政府的作用。

把“民主集中主义”（即民主集中制）运用于政权组织。针对许多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办事脱离群众、很少开会、遇事总是由主席及秘书几个人说了算的现象，强调制定《苏维埃组织法》，健全苏维埃政府的办事制度，“厉行民主集中主义”，吸引广大群众参加苏维埃工作，把“民主集中主义”广泛运用于政权机构，使其“显示效力”，成为工农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适应斗争环境，改变活动方式。苏维埃政权原先是公开或半公开的，在经历了“八月失败”的惨痛后，学习巩固根据地武装割据的经验，政权形式转向秘密状态，“党和苏维埃都秘密着”，“采取飘忽不定的游击战术，使敌人找不到目标”。

建立和健全各种革命群众组织。如赤卫队、暴动队、工会、青年团、妇女会、少先队、儿童团等，统归各级苏维埃政府领导指挥，以保卫边界红色政权和土地革命成果。

军事根据地的建设

军事根据地是边界红色区域的坚强堡垒。湘赣边界有井冈山、九陇山两大军事根据地。军事根据地的建设，主要做了如下几件大事：

一是兴建小井红军医院。红军主力回师井冈山、三战三捷之后，毛泽东和前委在小井兴建了一座红军医院（亦称红光医院）。院长曹镕，党代表肖光球（后为曾志）。经费主要是靠大家募捐，一共捐集大洋1000余元；建材由自己动手，上山砍树，就地取材；医疗设备因陋就简，土法上马。医院里伤病员、看护人员共有800多人，重伤员住楼下，轻伤员住楼上。伤病员的伙食主要是红米、南瓜和一些蔬菜，伙食标准比部队高，部队每人每天5分钱，伤病员一角。虽然红军医院生活很艰苦，治疗条件很差，可是，红军伤病员的乐观主义精神是很强的。党代表曾志等还带领医院工作人员和轻伤员，在四周山地、田野种了南瓜等许多蔬菜。

二是成立边界防务委员会。边界防务委员会是边界“二大”后成立的，“八月失败”后得到了加强，由王佐任主任，设在茨坪一农户家中。主要职责是负责筹备修筑工事的材料，后方粮食等物资的保管，伤兵、医院的管理，山上山下的联络，五大哨口（黄洋界、双马石、八面山、朱砂冲、桐木岭）的修建，红军给养的调配等。

三是组织红军挑粮上山。1928年12月间，边界红军在井冈山上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挑粮运动。为建立巩固的军事根据地作充足的粮食储备，红军要“从宁冈搬运粮食上山”。从宁冈大陇、茅坪、新城、柏露等地上山，到茨坪、大小五井，往返近百里，山高路陡，崎岖不平，指战员们肩挑背驮，不辞劳苦，把几十万斤粮食搬上山，准备与敌人作长期的斗争。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军中领导人，都身先士卒，亲自参加挑粮运动。“毛委员背粮上山”、“朱德的扁担”等脍炙人口的故事，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多少年来一直传为美谈。

四是修筑完备的工事。在四周白色政权中间的红色割据，利用山险建设军事根据地是不可少的。1928年10月边界党的“二大”后，前委和边界防务委员会对井冈山军事根据地的五大哨口（黄洋界、双马石、八面山、硃砂冲、桐木岭）进行了工事加固。同时，在九陇山根据地也修筑了工事，储备了粮食。

五是开展红军冬季整训。1928年11月红军四占永新城后，前委集中红四军主力，在宁冈的砻市、古城、新城、柏露一带，进行冬季整训。整训时间为一个月。整训内容，一是进行政治教育，二是开展军事训练。在整训时，为克服部队中的“分团主义”，调整了军部和二十八团、三十一团的主要领导干部。同时，改编了莲花独立团，改造了毕占云、张威两部。通过整训，部队的政治军事素质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井冈山土地法》的颁布

1928年10月，毛泽东和边界党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的第37号通知和6月来信中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精神，根据湘赣边界一年来土地革命的实际情况，在边界党的“二大”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经过两个月的讨论和修改，于同年12月以湘赣边界政府的名义，正式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

这部土地法，对土地没收、土地所有权、分配土地的数量标准、区域标准、山林分配、土地税收等，都做了具体、明确的政策规定，是井冈山一年来土地斗争经验的创造性总结。

但是，由于无章可循，缺乏经验，“这个土地法有几个错误：（一）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二）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是属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三）禁止土地买卖。这些都是原则错误，后来都改正了。”这是毛泽东在1941年延安出版的《农村调查》一书中，为《井冈山土地法》所写按语中说的话。

《井冈山土地法》中的上述三个错误，毛泽东在1929年4月制定的《兴国土地法》、1930年春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指示信中，都做了改正。

尽管如此，《井冈山土地法》仍不失为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第一部比较完备的土地法。它不仅直接指导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土地斗争，也为党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形成做出了原创性的贡献，为后来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土地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