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经济封锁的斗争

㈠边界的经济是农业经济

“边界的经济是农业经济”，这是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做出的科学判断。因此，发展农业生产，把农业生产放在第一位，成为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头等重要任务。毛泽东和边界党采取了一系列得力措施，发展根据地的农业生产。

加强对农业生产的领导。湘赣边界在1928年5月边界党的“一大”后普遍进行了土地分配，但分了田不等于丰收。边界各级政府根据边界特委的指示，加强了对土地经营、发展农业生产的领导，颁布了布告予以督促、检查。如宁冈县第三区第八乡苏维埃政府，在1928年5月颁发的布告中指出：“红军帮我工农，瓜分地主良田。属乡均已分好，务遂耕耘在前。倘有自由拋荒，查觉重责难免。刻下稻熟之期，不准鹅鸭放田……”

组织红军参加农业生产。“那个时候，毛司令带领贺子珍、贺敏学和红军司令部的同志，曾在泉水窝帮助我们割禾，以后又在塘边的田陇里，帮助孤寡老人和劳力缺少的群众割禾。”“毛司令”都下田割禾，广大红军将士更是如此，在分兵做群众工作时，都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发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边界的斗争是军事斗争，青壮男子都要参军参战，农活主要靠妇女。在边界特委和各级政府的号召下，广大妇女走出家门，耕田、耙田、插秧、挑粪等，成了农业生产的生力军。

组织耕田队，调剂劳力、耕牛余缺。由于青壮男子上了前线，加上贫雇农家底薄，边界普遍存在劳力、耕牛、农具不足的问题。边界党和政府根据农村中“换工”的习惯，组织起耕田队，有计划地调剂余缺，互助合作，不误农时。如宁冈东源乡的邱祖德耕田队，当时就很出名。

进行农田基本建设。一是修牛路，二是修水利。当时，红军在永新塘边、大屋村就修了两条牛路，在一心乡修了能灌溉300亩田地的水渠。

在边界党和政府的领导下，1928年秋，根据地获得农业生产大丰收，普遍增产一成。

㈡“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

井冈山会师后，万余湘南农军上山，吃饭问题成为军中最为棘手的问题。毛泽东曾于1928年5月在永新致信江西省委并中央，称“一万人的群众拖泥带水，纪律太糟”，惊叹“吃太难”。

为了解决部队吃饭问题，边界特委、军委领导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商议，断然采取了三条措施：第一，将由湘南农军组建的红三十、红三十三、红三十四、红三十五、红三十六团遣返湘南，就地闹革命；第二，加大打土豪筹款筹粮的力度；第三，勒紧裤带，节约开支。

尽管如此，随着敌人加紧对井冈山根据地严密的经济封锁，吃饭问题依然是很严峻的问题。井冈山上的红军将士，长期过着“红米饭、南瓜汤”的清苦生活，有时到了极致。毛泽东在1928年11月25日《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中提到，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通工农的生活好些。现在则相反，除粮食外，现在现洋缺乏，每人每天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以为继。“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士兵的谚语，表示了他们耐得苦，比第四军更耐得苦的恐怕也少了。

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

餐餐吃得精打光；

干稻草来软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

不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

㈢“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一样苦”

红军对于边界战争环境中的艰难困苦，是习以为常的。心情是愉快的，因为苦在平等，没有任何人搞特殊化。毛泽东当年曾感叹道：“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

“好在苦惯了”，好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军中领导人从我苦起，将土一样苦。红军中官兵平等，上下一个样。当年，陈毅在《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曾提及红军中一幅反映官兵平等的对联，联云：

红军中官兵伕薪饷吃穿一样，

白军里将校尉饮食起居不同。

陈毅的上述报告还提到，当年的红四军军长朱德竟与“伙头”一样，衣着褴褛。他写道：“群众及敌兵俘虏，初看见鼎鼎大名的四军军长那样芒鞋草履，十分褴褛，莫不诧异；不介绍，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个‘伙头’。同时到现在，‘伙头’两个字，恰成了四军军长的诨号。”

㈣边界反经济封锁的重大举措

第一，创办上井造币厂。为了打破湘赣两省敌军严密经济封锁，解决红军的给养，活跃边界的经济，边界政府于1928年下旬在井冈山上井村创办了一个造币厂。上井造币厂是在边界原有的茅坪谢氏造币厂的基础上扩充创办起来的，归属王佐的防务委员会领导。造币厂使用的原材料，源于红军打土豪所得的各种银质器具。花边印模是墨西哥版的“鹰洋”。每开炉一次，可以生产“花边”（即银元）四五百枚。为了与官办“鹰洋”有所区别，造币厂工人在银元上凿了一个“工”字，意为工农兵银元。“工”字银元在根据地市场流通后，虽有些粗糙，但因系纯银，仍受到欢迎，很有信誉。1928年6月上旬，毛泽东、朱德、陈毅还陪同湖南省委巡视员视察过造币厂，鼓励工人们积极生产，提高“花边”质量。井冈山造币厂生产的“工”字银元，是新中国新型人民货币的萌芽，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红色政权的强大经济生命力。

第二，开辟红色圩场。根据地内开辟了两个红色圩场，一是遂川草林圩场，二是宁冈大陇圩场。草林圩场日中为市，三天一次，“到圩两万人，为从来所未有。这件事，证明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了。”大陇圩场货物丰富，贸易自由，秩序井然。毛泽东为此专门宣布了“一个红枣也不能动”的工商业政策，保护中小商人，沟通赤白贸易。这对于根据地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设立公卖处和公营商店。1928年5月新遂边特别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边界党在茨坪办起了公卖处，用打土豪筹得的部分款子，买回一批货物放在公卖处出售，以方便群众。同时，在大陇红色圩场开设了区政府的公营商店，直接为群众排忧解难。

第四，成立竹木委员会。1928年底，边界工农兵政府在红色区域内设立了竹木委员会，有计划地组织资源，通过各种渠道向白区输出根据地盛产的竹、木、油、茶等，建立赤白贸易线，活跃根据地经济。

第五，开展群众性的熬硝盐运动。盐是根据地最为稀缺的物资。边界党和政府根据群众的经验，将一些老房子的墙根土挖出来，用水浸泡，再用泡过的水熬出硝盐，以应急需。

由于边界党和政府采取了上述得力措施，有效地活跃了根据地的经济，缓解了根据地的财政困难，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打破了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