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精神的灵魂是坚定信念

马克思在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时在章程中谈到了加入该组织的基本条件：“具有宣传的能力和热情、坚定不移的信念、革命的毅力。”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念是作为一个党员最基本的政治要求。共产党员这一特定的身份特征，必须通过党员在具有坚定的信念、牢固的宗旨意识等思想品格因素等方面来体现，而这些思想品格因素又在共产党员为自己的信念而奋斗的具体行动中得到展现。中国共产党自从成立之后，就一直为写在自己旗帜上的信念而奋斗。

（一）共产主义信念是共产党人的公开旗帜

中国革命的先驱们作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信念的斗士，从投身革命开始，就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没有隐瞒自己的共产主义信念。从党的一大开始，历次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或党纲对此都有相应的表述，把坚持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念高高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这在历届党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章里可以明确得到体现。

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里就明确提出，我们党的纲领是推翻现行剥削阶级的政权，建立没有阶级区分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工人阶级是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它在现阶段为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它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在谈到党的任务时也说到，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与中国人民的意愿，经过必要步骤，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制度而奋斗。

十四大、十五大党章都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

2002年通过党的十六大党章，在总纲中表述了共产主义理想问题，也在党员条件中谈到了信念问题，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信念。

中国共产党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信念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在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后，就开始抛开了国民党的旗帜，秋收起义打出了第一面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实现共产主义是最终目标，是最高纲领。最高纲领的实现必须有阶段性的实践性纲领、操作性纲领，就如同针对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状况，我们现在的实践性纲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样。当年，中国共产党确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但当时的实践性纲领是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取得苏维埃运动的胜利，打出的是苏维埃的旗帜。

（二）走向井冈山的几支部队在信念驱使下激流归大海

井冈山，山峦起伏，雄伟壮丽。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率领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平江起义余部上井冈山，并不是冲着这美丽山色而来的，是共产主义的信念驱使才使他们汇聚在雄浑的罗霄山脉的中段井冈山上。上山的道路是崎岖的，没有坚定信念的支撑，上不了井冈山。

1．毛泽东坚定部队将士信念，率领秋收起义余部上井冈山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严重受挫的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了江西永新的三湾村。当时部分人对前途感到渺茫，信念产生了动摇。赖毅回忆当年的情况时说：毛泽东同志带领部队从文家市出发上井冈山，战士的情绪低落，特别是芦溪受挫以后，开小差的几乎天天都有。许多旧军官出身的人，看到失败似乎已成定局，纷纷不告而别；有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共产党员，在这时也背弃了革命，走向叛变或者消极的道路。那时，逃跑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竟然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儿去？”这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革命队伍正在烈火中经受锤炼。

部队开小差的情况说明，一个没有共同信念的组织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都将面临着困难，更不用说去实现和共享长远的共同理想了。高尚而远大的理想，健康向上的政治精神状态，是战胜战争年代恶劣的自然环境、贫乏的物质条件带来的各种困难的强大动力。中国共产党人能够领导人民战胜物质供应充沛、武器装备优良的敌人，就是因为共产党人有着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坚定的信念做支撑。

针对部队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决定对这支部队进行改编。三湾改编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三项，一是在组织上进行缩编，将部队从一个师缩为一个团；二是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确定“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三是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连以上设立士兵委员会。

三湾改编的伟大意义，不是简单地将编制缩小，也不是仅仅把支部组织重心下移的问题，三湾改编实际上解决的是使一支打了败仗的队伍增强信心、凝聚力量、转变面貌的问题，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路过三湾时所发的一句感慨表述得最为准确：“在那个村子里，工农革命军一个师整编为一个团，那是一次新生。”

毛泽东眼里的新生，显然就是指三湾改编为解决如何把以农民及旧军人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武装的新型人民军队，并从思想上、制度上、组织上奠定了基础。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是三湾改编的核心，而以共产主义的信念来抓住每个士兵，是实现党对这支军队领导的核心。

2．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队“三整”上井冈

南昌起义的爆发

在大革命失败的腥风血雨中，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杀绝、被征服。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

1927年7月19日，根据中央决定，李立三等人前往党的力量较强的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驻地九江，准备做部队移师广东的准备工作。但此时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态度已经右倾。翌日，李立三、谭平山、恽代英、邓中夏、聂荣臻、叶挺等，在九江召开碰头会，研究决定：把共产党所掌握的第二方面军第四军、第十一军开往南昌，并动员贺龙率第二十军一起行动，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随后，他们又对有关事项作了具体的研究、部署。

中共中央接到九江同志的急电后，完全同意并确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领导武装起义。但由于事关重大，中央决定报告共产国际。

7月24日，叶挺、贺龙、叶剑英、廖乾吾在九江甘棠湖心的小划子上召开紧急秘密会议，决定叶、贺部队开往南昌，参加起义。7月27日，周恩来抵达南昌。前委排除了张国焘借口共产国际指示的干扰，决定8月1日起义。起义总指挥部设在南昌江西大旅社。

8月1日2时，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前委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在党直接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2万余人，举行南昌起义。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合歼守敌3000余人，占领南昌城。聂荣臻、周士第在马回岭将二十五师大部也拉出来参加起义，于8月2日赶到南昌。

南昌起义胜利后，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宋庆龄、邓演达、贺龙、周恩来、谭平山、叶挺、李立三、郭沫若等25人为委员，同时以宋庆龄等人的名义发表《中央委员宣言》。革命委员会任命贺龙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叶挺为代前敌总指挥，下辖第九、第十一、第二十三个军。

8月3日，起义军开始撤离南昌，按中央原定计划南下广东。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一面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疾风知劲草，南昌起义余部他们在南下广东的途中，兵败潮汕，经过“赣南三整”、湘南暴动，走上井冈山。

⑴天心圩整顿

1927年10月7日，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2000余人向闽粤赣边界地区转移，一路历尽艰辛。

10月21日，部队到达江西安远县的天心圩后，部队得到了暂时的休息。这时部队将士的体力和战斗力都大大削弱，散伙的现象日益明显，有的带着整班、整排公开离队，带着枪自寻出路。至此，部队只剩1000来人了。还有没有必要和可能维持这一支接近涣散的队伍的问题摆在当时团以上干部面前。

朱德态度坚决，他认定南昌起义留下的骨干不能溃散，要坚持走武装斗争的路。陈毅认为，既已认定中国革命必须要有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就要有决心带队到底。原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也决心带领这支部队继续革命到底，他已蓄起胡须，发誓革命不胜利就不剃掉。

傍晚，在天心圩圩场外的河滩上，朱德召集排以上干部开会。朱德阐述了他在领导干部会议时的主张。他说大革命失败了，革命的旗帜不能丢。武装斗争的道路一定要走下去。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是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只要坚持斗争下去，“只要能保持实力，革命就有办法，革命就能成功”。朱德还说：“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但他又动员大家说“无论如何不要走，我是不走的”。

陈毅也讲了话。他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仅经得起胜利的考验，能做胜利时的英雄，也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能做失败时的英雄。

经过天心圩的整顿和动员，部队继续西进，虽然实际困难没有解决，饥寒、疲劳、疾病、穷困，仍然在折磨部队，但朱德、陈毅等领导人鼓舞人心的讲话在许多人的心中又燃起了信念之火。还剩800余人的队伍继续西进来到江西的信丰县，进行了纪律教育。

⑵大余整编

10月底，部队开进大余县城，国民党县长吴巨光闻风而逃。开始，由于群众对这支部队也不了解，胆小者遂纷纷离家躲避，但随后听说这支队伍纪律严明，买卖公平，态度和气，又陆续回到城里。这时国民党新军阀之间正在各自备战，自顾不暇，朱德、陈毅、王尔琢决定利用有利时机，在前面几次整顿的基础上，进行思想整顿和组织整顿。当时江西由滇军将领朱培德主持军政，各县主政的多云南人，吴巨光也是其中之一，且在云南时与朱德有过旧交。朱德就在县商会筹得1万多元经费，说明为借用，并留信请吴巨光县长拨款归还。部队的整顿工作得以在物质条件得到改善的情况下开展。

部队首先整编了党团组织。陈毅负责党团组织的整顿。重新登记了党团员，发展了一批坚决革命的人入党，把全部56名党员组成一个党支部，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连队，“建立了连的指导员”。事隔几十年，粟裕还印象深刻：“那时候我们还不懂得应当把支部建在连上，但是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这是对于这支部队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措施。”

同时，考虑到和湘赣一带的滇军搞好统一战线关系并利于隐蔽，决定将茂芝整编后的三个营的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下辖3个支队，计7个步兵连，1个重机枪连，1个特务连（一说迫击炮连），朱德化名王楷，任纵队司令，陈毅任纵队指导员，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

部队整编后，只有不足800人的队伍，但是机构健全、队伍精干，部队摆脱了潮汕失败后被动局面，留下的都是经受住了当时的考验，大浪淘沙保留下来的信念坚定的精英。

⑶上堡整训

大余整编后，部队于11月上旬来到了江西省崇义县的上堡、文英、古亭一带。敌人忙于军阀混战，部队得到近1个月的休息。这时，又有离队官兵200多人归队，部队发展到1000多人，利用这段时间，部队在上堡进行了整训。

首先，继续整顿政治思想和纪律，规定所有募款和缴获要归公。组织部队打土豪筹款子的同时，要向群众做宣传工作，宣传部队的宗旨和性质，在做群众工作的同时，要帮助老百姓劳动。

其次，部队在军事技能上进行了训练。部队保持天天上小课，每隔一二天上一次大课。朱德回忆说：“南昌起义留下来的这支部队，真正开始新的整训还是在上堡。”“为了适应客观要求，当时已经提出了新战术问题，主要是从怎样打大仗变为打小仗，也就是打游击战的问题，以及把一线式战斗队形改为‘人’字战斗队形等。”

朱德、陈毅领导的对南昌起义余部在赣南所进行的“三整”，即在思想、组织、军事等方面对部队进行了整顿、整编、整训，既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也坚定了广大将士的信念，使这支遭受重大挫折的部队在面貌上很快得到改观。朱德、陈毅率领这支部队，在湘南暴动后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

（三）彭德怀历经波折率领平江起义部队上井冈

彭德怀这位农民的儿子，是从一名旧式军队的军官到赤脚为穷人打天下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共和国元帅。平江起义后，他率领部队历经波折，走上井冈山。

1928年7月22日，平江起义爆发后，国民党慌忙调集、部署军队，以数倍于红五军守城兵力围攻平江县城。彭德怀率部奋勇抗击，但仍寡不敌众。激战中，七团团长、共产党员黄纯一英勇牺牲。同时，四团在增援途中又遭敌伏击，损失惨重。为保存有生力量，彭德怀等于7月30日突出重围，撤离平江城，向平（江）、修（水）边界的山区转移。

8月20日，红五军在黄金洞接到中共湖南省委指示信。省委要求红五军“避免与主力部队作战，并派一部向萍、安与朱毛联络”。红五军接指示信后，部队分兵行动。主力部分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向万载一带发展，伺机南下，“打通湘东与赣西的联结”，会合朱毛红军。另一部分由黄公略率领，在平、浏一带坚持游击斗争。但这一期间，由于敌人穷追不舍，屡屡发生激战，红五军内部一些旧军官和意志薄弱者经不起考验，纷纷开小差，甚至叛变投敌。9月9日红五军主力在万载大桥受挫，第一次上井冈山的计划落空。

彭德怀率领平江起义部队上井冈山，这既是彭德怀自己的希望，也是省委的指示。彭德怀曾说过：我在1927年冬至1928年初就注意井冈山，我当时感觉与现代化交通运输和通讯联络手段的敌军作战没有根据地是不行的。不实现耕者有其田，也就建立不起根据地。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对毛润之的敬仰。朱毛红军成为红军旗帜。我自己想去取经，想弄清革命的性质，分田怎样分法等问题。

虽然部队受挫，“枪支不满千数，士气多不振作”，但这并没有改变彭德怀率部上井冈山的决心。

为了稳定军心，鼓舞士气，红五军在彭德怀的领导下，及时总结了失利的教训，认真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对部队进行了思想整顿工作。首先清洗了那些未改造好的旧军官，遣散了一些思想不坚定者，吸收了一批思想坚定、作战勇敢的工农优秀分子入党，将一些优秀的工农分子提拔到指挥员的岗位上来；同时彭德怀还亲自到士兵中去做工作，对战士们说，我们举起义旗，是为了革命，干革命就不能怕吃苦，不能怕流血牺牲，如果谁还想走，可以走，就是剩下我一个人，也要举着红旗，爬山越岭干到底！彭德怀的话极大地坚定了将士们的信心和决心。

9月17日，滕代远以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在铜鼓幽居主持召开了红五军党组织负责人与平（江）、浏（阳）、修（水）、铜（鼓）四县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会议对平江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研究了红五军的去向问题。大桥受挫后，红五军面临严峻的局势，外有追兵，步步追逼；内有伤亡，减员严重。在艰难曲折面前，少数旧军官、士兵信念动摇，时而叛逃。同时，给养也很困难。

在这种形势下，红五军往哪里去？这是一个决定部队生死存亡的方向性大问题。是继续留在湘鄂赣边境单独作战呢，还是上井冈山与朱毛红军联为一体？幽居会议经过认真讨论，认为革命正处于低潮，留驻湘鄂赣边境于我不利，平江、浏阳、修水、铜鼓一带的“会剿”敌军随时都在十团之众，加上各地反动地方武装，其兵力大大超过我十余倍，如继续在此地孤军奋战，极易被敌人各个击破；而到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则能有效地保存力量，相机对付敌人，共同促进革命形势的转变与到来。幽居会议的这一决定，对红五军挺进井冈山的行动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由于进行了思想整顿和组织整顿，军队将士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信念坚定、信心大增。

9月中旬后，红五军开始了第二次挺进井冈山的军事行动。部队在平、浏、铜边界的纸坊进行了整编，取消了团的建制，军直辖五个大队：一大队队长雷振辉，二大队队长黄公略，三大队队长贺国中，四大队队长李玉华，五大队队长李灿，原四团团长陈鹏飞改任军部高级参议，全军不足一千人。

队伍缩编后，以修水台庄为中心，开展了游击战争。但是，由于敌军的穷追，部队几乎每天都要与国民党正规军和地主武装奋战数次方能前进，有时最多的一天打过八次仗。在这危急的形势下，四大队长李玉华与一大队长雷振辉狼狈为奸，在部队转移到平江北乡六坪时，图谋叛变，雷振辉用手枪对准彭德怀，要他取消上井冈山的决定，彭德怀不为所动。雷被处决后，李玉华率部逃跑。

经过这次波折后，红五军党委与湘鄂赣边界特委在修水台庄召集平、浏、修、铜、武（宁）五县党组织负责人召开联席会议，将红五军与各地地方武装合编，仍称红五军，下辖三个纵队十个大队。一纵队辖三个大队，纵队长李灿；二纵队辖二个大队，纵队长黄公略；三纵队辖四个大队，纵队长贺国中；另军部直辖一个大队。同时，对红五军的党组织进一步作了调整，将师（党）委改为军（党）委，下设支部（在纵队）和分支部（设在大队）。至此，红五军对麾下部队的思想和组织整顿得到落实，部队又踏上向井冈山前进的行程。

1928年12月，彭德怀率部进入莲花高州，高州老百姓听说这支部队是去井冈山找朱德、毛泽东的红五军，对部队报以热烈的欢迎并进行慰问。红五军的战士们第一次感受到根据地老百姓对属于自己的军队的热忱。这里“军民关系真是亲如一家，我们走到里，那里的老百姓就给我们烧茶、让房子、打铺，招待热情。我们越走越有劲，情绪越来越高”。此后，红五军和红四军的接应部队—何长工率领的毕占云特务营、张威独立营和莲花赤卫大队在莲花九都会合。红五军和接应部队经永新县境，越过七溪岭，于12月10日来到宁冈新城，12月14日召开两军会师庆祝大会。至此，彭德怀率部经一波三折，实现了“跃上井冈旗帜新”的心愿。

（四）信念有多坚定，道路就有多远

拥有信念并不是难事，难的是坚持。因而，一个人对信念的坚定程度，就决定了他朝实现信念这条道路上能走多远，信念有多坚定，道路就有多远。

马克思在谈到工人阶级投身革命时，就说过我们靠的就是信念，而不是一时的冲动。他曾引用英国宪章运动领袖厄内斯特·琼斯的话来表明他的观点：“因为我们所需要的运动不是危机感和一时的激动所产生的运动，而是建筑在稳固的信念和精神力量上面的运动。”这充分说明，只有靠信念支撑投身革命运动，才不至于在革命遭受挫折时背叛自己的信念。

信念不是虚无的东西，一个人所持的信念必须与他所从事的社会实践活动结合起来，才能对信念进行检验，信念坚定与否要在革命实践中加以检验。正如列宁所强调的一样，工人阶级的任务是：赋予自发的工人运动以明确的社会主义理想，把这个运动同合乎现代社会主义信念结合起来，同争取民主这一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的有步骤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一句话，就是要把这种自发运动同革命政党的活动结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在艰苦卓绝的井冈山岁月中，井冈山军民在斗争中坚定信念，在坚定信念中坚持斗争。在挫折和磨难中考验信念的坚定与坚强。淘尽黄沙始见金，信念动摇者被历史所淘汰，信念坚定者事迹感召日月。

这里仅举两例：

1．陈皓等叛变投敌

11月18日，工农革命军第二次打茶陵县后，团长陈皓、副团长徐庶、团参谋长韩昌剑、一营长黄子吉合谋叛变，要带领全团去投靠军阀方鼎英。毛泽东立即带病赶到茶陵之湖口把部队带回。毛泽东在湖口王其后家里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宛希先、张子清、何挺颖、伍中豪等揭露了陈皓等人在茶陵的丑行，会议进行之时，工农革命军截获了军阀方鼎英派人送给陈皓的复函，陈、徐、韩、黄叛变阴谋暴露无遗，人赃俱获。毛泽东下令逮捕了陈皓、徐庶、韩昌剑、黄子吉。12月29日，工农革命军回到宁冈龙市，在龙江河滩上召开了大会，揭发批判陈皓等四人的罪行，对四个叛徒就地执行枪决。

2．刘仁堪满腔热血见信念

刘仁堪是江西省莲花县人。1927年9月，随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在军官教导队学习。1928年春，奉命回莲花恢复党组织，先后担任中共莲花特别支部宣传委员、农工部长。6月底，在莲花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1月，任中共莲花县委书记。1929年5月，因叛徒告密，在荷塘坳背村被捕。国民党莲花县县长到监狱给刘仁堪松绑并劝降，刘仁堪对其严厉痛斥。国民党莲花县当局恼羞成怒，对刘仁堪施以酷刑，但他始终不开口。5月19日，敌人将他押到县城南门斩首。临刑前，他向群众慷慨陈词，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残暴的敌人用匕首割去刘仁堪的舌头，血流满地。刘仁堪不能说话，就用脚趾头蘸着血在地上写下“革命成功万岁！”六个鲜红的血字，从容就义。

（五）信念的坚定来自理论上的清醒

为什么共产主义的信念在人们心中会有那么大的号召力，能够得到党的干部、党员、普通战士和农民群众的拥戴，人们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要全力支持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先进的政党，一个名副其实的代表工人农民利益的先进政党，一个拥有崇高理想信念的党。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我们只有用名副其实的工人政党的名义，才能在不动摇自己的信念的情况下，号召全国一切进步分子都来进行革命工作，号召全体受苦受难的劳动者都来支持社会主义。”

井冈山军民信念的坚定还来自理论上的清醒。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的理论创造，清楚地回答了少数人心中“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坚定了官兵的理想和信念。

毛泽东科学回答“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

“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是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出现的信念动摇的悲观错误论调。从1927年冬毛泽东把秋收起义余部引向井冈山，开始探索革命斗争的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之时，队伍中就有不少人转不过弯，他们对在农村创建根据地缺乏远见，总是希望队伍开到大城市去，而不愿意做艰苦细致的建立红色政权的工作。由于战斗频繁，伤亡较大，加之补给困难，物质条件艰苦，少数意志薄弱的人对革命失去信心，离队思想与日俱增，不少人行动徘徊、信念动摇，甚至不辞而别。“三月失败”后，少数人对革命缺乏信心，党内、军内悲观论调再起，他们说，红旗虽然插上了井冈山，可这红旗能打多久呢？

少数人信念的动摇引起了边界党组织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

1928年5月20日，在宁冈茅坪的谢氏慎公祠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总结半年来的工作时，及时地回答了关于“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批评了右倾悲观思想。他从分析中国革命形势人手，强调建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他说，只要坚决地和敌人做斗争，创造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红旗就能打下去。

1928年7月中旬，因湖南省委错误指示，红军大队冒进湘南。7月24日在郴州遭到失利，第二十九团几乎全军覆没。赣敌获悉红军主力远在湘南，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猛攻。边界各县相继沦陷，导致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8月份，红军在返回井冈山途中，营长袁崇全叛变，红四军参谋长、第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在追回袁部时不幸牺牲。此时，一部分人重新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他们不愿过艰苦的斗争生活，抱怨说，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天天吃南瓜，能打得下天下吗？一个井冈山，就是十个井冈山也是空的。这些论调，严重地影响了井冈山军民的情绪。

鉴于“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又被提了出来，而且因为经历了“八月失败”，这种信念动摇的情绪更浓了。为了教育并澄清党内、军内这一部分人的混乱思想，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再次回答‘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

1928年10月4日至6日，在宁冈茅坪的步云山白云寺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0月5日，毛泽东代表第一届特委在会上作了《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长篇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取题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总结了一年来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实践经验，从理论上透彻地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形势，阐述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发展的原因和条件及其前途。毛泽东指出：“有些同志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的存在，而发生悲观的情绪。这是没有找出这种红色政权所以发生和存在的正确的解释的缘故。”“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个力量。”因此，“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

这个报告站在整个中国革命的高度，深入浅出地阐明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之中长期存在和不断向前发展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从理论上批驳了根据地内存在的悲观论调，再次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极大地鼓舞了边界军民坚持红色区域斗争的信心。边界党的“二大”后，井冈山根据地的割据局面出现了新的转机，红色区域迅速扩大，革命政权日益巩固。

（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科学预言

1929年冬，林彪写了封信给毛泽东，反映了自己的观点，主张在大敌当前之际，红四军应分散去打游击，各自找出路。为了教育林彪，使全党、全军同志明确革命方向，认清斗争的前途，坚定革命的信念，毛泽东于1930年1月5日在福建古田专门给林彪写了一封7000字的长信。这封长信，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1卷，题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在信中明确地写道：“我以前颇有感觉，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悲观的。去年5月18日晚上的瑞金会议上，你这个观点最鲜明……似乎你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

毛泽东在列举林彪的种种右倾观点之后，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深刻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首次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并详尽地阐明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科学论断。

毛泽东在信中对悲观情绪的根源作了如下分析：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有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门就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

最后，毛泽东以充满诗意的笔触，表达了对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念，对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事业做了豪迈的预言：“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绝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子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封信，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进一步回答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

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一系列理论上探讨，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方向，是井冈山军民坚定理想信念的理论依据和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