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精神的精髓是实事求是

敢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开辟中国农村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的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与中国当时面临的国情相结合，发扬“从斗争中开创新局面”的创新精神，克服“左”倾思想的干扰，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井冈山道路。

井冈山道路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其基本内容是，中国革命首先在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建立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政权结合起来，使之建成支持长期革命战争的战略基地，依托根据地积累发展革命力量，逐步造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态势，最后夺取全国胜利。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建立了13块革命根据地；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军在抗日战争中建立了19块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战争中建立了东北、华北、华东、华中、西北等广大解放区。这些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建立与发展，逐步扩大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态势，对最后夺取全国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这条革命道路，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战争史上的伟大创造，突破了苏俄“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模式，贯穿着创新的核心。

因此，井冈山道路是一条崭新的道路。

（一）敢问路在何方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努力从来没有间断过，在这个过程中，曾经有过多种道路和选择。如：太平天国的农民战争；希望实现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梦想变法图强的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号召“扶清灭洋”的义和团等等。但一次次的努力，一次次的探索都没有达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目标。

进入20世纪，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后，推翻了清王朝，使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就此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辛亥革命作为一次比较具备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开了社会进步的闸门，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并为此后革命斗争的发展，特别是为后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道路。因此，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彻底地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身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存在的软弱性，它无法割断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无法走上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最后，辛亥革命以同旧的反动势力的妥协而告终，革命的果实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中国仍然在近代封建专制主义者的统治之下。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一个也没有解决，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贫穷、落后、分裂、动荡、混乱的苦难深渊中。

为此，中国的先进分子在近代社会探索救国救民的征途中明白了一个道理：必须另辟蹊径，探寻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

孙中山高举民主革命的大旗，继续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而斗争，但屡遭失败，陷入困境。随着宋教仁的倒下，实行议会制的真诚，被北洋军阀暗杀的枪声所愚弄。而革命党人的“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的努力，在反动军阀军队的疯狂镇压下没任何效果。

鸦片战争以来的种种救国方案都试过了，一次一次的希望换来的是一次次的失望。

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第一次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社会主义的旗帜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一个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的诞生，使正处在苦闷和黑暗中的中国人民看到新的出路，给中国先进分子正在苦思焦虑地探索着的种种问题提供了合理的解答，更给予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苦斗的仁人志士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

1919年5月，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热切寻找、迫切追求真理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觉悟起来，开始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思考中国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们倾向于选择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认为：“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方法所含可能性较多。”“中国国情，社会组织，工业状况，人民性质，皆与俄国相近，故俄之过激主义可以行于中国。”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苦难中彷徨的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他们开始了新的探索，一场新的风暴即将来临，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始。

五四运动作为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大批知识分子对各种政治思潮、学术进行鉴别和比较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科学社会主义成为进步思想主流，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潮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相继出版，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初步形成，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李达、周恩来等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五四运动中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积极投身到现实斗争中去，注意同工人群众相结合，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工人运动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

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把它当作单纯的理论来探讨，而是把它作为改变国家命运的工具。1921年7月21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党的纲领上，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从此，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领导力量。

1922年7月，党的二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给全国人民指明了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富强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年以后，解决了中国早期知识分子自鸦片战争以来80多年一直为之探索、迷茫的民主独立解放的问题。

（二）俄国模式—此路不通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面对屠杀做出响亮的回答，中国共产党要继续革命，并独立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任务。但在革命的路径选择上，一开始走的是俄国的城市中心道路模式。但这条道路模式最终被证明走不通。

城市中心论主张照搬俄国模式，把主要精力用于做城市群众工作，发动城市民众，通过城市的武装起义夺取政权。

马克思主义曾经提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通过城市工人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理论和实践。俄国十月革命成功，诞生了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的成功产生了城市工人运动夺取政权的道路即俄国城市中心道路。因此，城市中心道路曾经是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的成功道路，它是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翻身求解放的一种现实选择之一。

但是，马克思主义从来也没有说，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只有此一种模式，更没有说，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唯一选择。当时中国党内主要领导人机械地照搬俄国十月革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模式，显然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选择。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瞿秋白主持会议。会议否定了全国低潮的革命形势，认为“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在革命道路上，忽视中国社会的特点，轻视农民的力量，坚持城市武装暴动的道路，认为“单纯的农民暴动是不能获得最终胜利的”，“城市工人暴动的发动是非常之重要”，提出“党的责任是努力领导工人日常斗争，发展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涨，组织暴动，领导他们到武装暴动，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

理论上的偏颇导致了实践工作中的失误，一些根本不具备武装起义条件的地方举行了无任何胜利把握的武装斗争，中央错误地命令大城市盲目进行暴动，起义连续暴发，结果又连续遭受失败。

当然，处于历史大变动时期的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要着手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没有涵盖到的中国现实问题，要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初期就对所有问题做出准确的判断，顺利解决所有的复杂问题，这是不太现实的过高要求。正如后来周恩来所说：“依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与理论水平，要求‘六大’产生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乡村作中心的思想是不可能的。当时虽然有了农民游击战争，但我们这种经验还不够，还在摸索。”还说，“在历史上无论中外都找不到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从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正是处在整个农村革命的游击运动非常困难的时期，蒋桂战争还未爆发，想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以乡村作中心是不可能的。”

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只有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经过反复的探索和检验，才可能进一步认清中国革命的规律，从而找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三）井冈山道路—岖通大道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井冈山道路的形成和发展，凝聚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但在这个探索过程中，做出了最卓越贡献的是毛泽东。

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井冈山道路的理论内容丰富：一是阐明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二是创造性地提出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紧密结合的“工农武装割据”的系统思想；三是阐明了党的工作重心问题，即以农村为中心，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探索井冈山道路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关于这条道路的理论在大革命后期就开始萌芽，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就已成雏形，在抗日战争时期日臻发展完善。这个探索的理论成果，比较集中地体现在毛泽东撰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光辉著作中。

1．大革命后期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思想萌芽

建党初期，毛泽东首先关注的是工人运动。他亲自领导发动了安源路矿、粤汉铁路、水口山铅锌矿和长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的大罢工，掀起了湖南工人运动的高潮。

毛泽东一时虽然没有时间从事农民运动，但是作为农民的儿子的毛泽东并没有忘记农民。对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所处的地位，他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

1924年底和1925年初，毛泽东离开上海回到湖南家乡养病，第一次到农民斗争的实践中去进行艰苦的探索。他通过和农民的广泛接触，做了不少社会调查，开始“充分认识到农民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体会到“湖南农民变得非常有战斗性”，于是他就“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他在家乡韶山、银田寺一带，陆续办起了20几个农民夜校，组织起了20多个秘密农民协会，对农民进行启蒙教育，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他又在夜校和农协会的基础上发展了20多个中共党员，并亲自主持他们的入党仪式，组建了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这是毛泽东在农村中创建的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

12月，他发表了著名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针对党内当时存在的“忘记农民”，“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的“右”的和“左”的现象进行了答复，明确提出，农村中的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都“是我们真正的朋友”。

1926年9月，他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明确指出“国民革命的目标是打倒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而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则是它们的唯一坚实基础”。“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他进一步阐明“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他批评一些同志只重视做城市工作，而忽视农民运动的倾向，号召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此文发表后，很快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9月21日出版的《农民运动》第八期全文予以转载。在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还要求中央宣传部的杨牧之根据毛泽东的见解充实宣传内容。

1926年11月，毛泽东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他立即制定了《目前农运计划》，确定农民运动要首先在那些具有有利条件而又在国民革命中具备重要意义的地方大力开展起来，除广东外，应集中湘、鄂、赣、豫四省发展，次则陕西、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七省亦应以相当的力量去做。

1927年3月，他经过对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民运动的实地考察，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报告叙述了湖南农民所做的14件大事，认为都是革命的行动和完成民主革命的措施。说农民革命“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的封建地方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孙中山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报告还提出要“推翻地方武装，建立农民武装”。这个报告提出了解决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毛泽东经过1925至1927年两年艰苦的探索，终于自觉地认清了“农民革命”这个关键问题，把主要精力投身到这方面的工作中，再也没有动摇。以上事实说明，毛泽东在上井冈山之前，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思想已经萌芽。

2．毛泽东关于井冈山道路理论初步形成的标志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结合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重要著作，阐明了红色政权长期存在的可能性，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从而奠定了农村包围城市这一革命道路理论的思想基础。

从1927年8月至1930年1月，毛泽东关于以农村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经历了三次思想升华：

第一次是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著名论断。他认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但这时尚不清楚究竟如何开展武装斗争，直到1927年9月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开始认识到原来以城市为中心开展武装斗争的路子是不现实的，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引兵井冈，将起义部队带进了罗霄山脉中段。

第二次是从1927年10月的宁冈古城前委扩大会议到1928年10月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1927年10月，在古城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进军井冈山，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5月，在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与朱德明确制订了一个详细的工农武装割据计划。

第三次是“两年争取江西”受挫后，认识到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到1929年初，毛泽东已初步认识到了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将是长期的，在短期内是不会取得成功的，必须作长期作战的准备。这个思想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等著作中已经有了明确的阐述。

首先，毛泽东集中阐明了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诸条件，从而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可能性作了科学论证。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他详细论述了红色政权存在的五个条件后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即中国共产党要想取得革命胜利，就必须下决心在农村积蓄和发展自己的力量，建立巩固的红色政权，从而把革命不断推向前进。

其次，毛泽东进一步阐明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基本内容，并提出全党必须高度重视、牢固树立这个思想。毛泽东明确指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思想。”毛泽东详细地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包括的三个方面内容，即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并指出了这三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完整体系。毛泽东认为，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和特点之一，“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哪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通过农村的土地状况的分析，针对农村中80%的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而占农村80%以上的贫苦农民却只占有不到20%的土地的情况，他提出，只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才能够得到绝大多数农民的拥护，才能唤起农民参加革命的热情，巩固红色政权。在文章中，毛泽东提出了土地革命是推动农民革命的强大动力的思想。紧接着，毛泽东在文章中提出了把农村看作中国民主革命的战略基地的思想，他说：“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始终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确的。”

“工农武装割据”和“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毛泽东对“工农武装割据”基本内容的阐述，只是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此时就已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

“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主要是回答农村根据地，即红色政权发生发展的原因和条件问题，而“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则是回答中国革命的根本途径问题。后者比前者进一步深化了两个方面的认识：

一方面是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哪里，是放在城市还是放在农村？“工农武装割据”并没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武装割据可以以城市为中心，也可以以农村为中心，而“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理论却明确了党的工作重心在农村。

另一方面是深化了对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夺取全国政权中的作用的认识。在“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中，已把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放到了战略的高度。

显然，这两者之间也有联系。要实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首先必须经过“工农武装割据”，即以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作为前提或基础，否则，这条道路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反过来，只有以农村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政权、夺取全国的胜利，才是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最终目的。

因此，“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是构成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这个理论的全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在“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形成中起了基础性作用，这两篇光辉著作的问世，标志着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进入了奠基阶段。

第四次是1930年1月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的发表，指出了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建立，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提出了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基本形成的标志。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原名《给林彪的信》，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定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该文写于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赖坊村协成店，写就该文时属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在文中明确地表达了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批评了“城市中心论”和背离“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认识。

首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特点和争取全国胜利的高度，指出了建立红色政权的意义，指出了这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毛泽东针对林彪等人的右倾悲观论调，批评其“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总是妄想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并指出“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已批判了“城市中心论”，认为走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只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胜利。

其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肯定了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的以农村为中心的革命形式，实际上已经明确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毛泽东多次强调：“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无疑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文中虽然没有出现“农村包围城市”、“以乡村为中心”等字眼，但通篇贯穿的是把党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农村的思想认识，因此，已经具有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最后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思想。正如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到给林彪的信中才明确指出要创造红色区域，实行武装割据，认为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乡村为中心。”

再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预见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发展的长期性、复杂性。毛泽东认为，红色政权的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中国革命将经历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艰苦的斗争过程。他提醒：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是不切合当时实际的。所以，急于在中心城市发动起义，企图用一两次武装起义就消灭反动力量，不愿意做长期的、艰苦的工作，是一种错误的思想的认识。事实上，中国革命面临的敌人是强大而又凶残的，革命的力量又是相当弱小的。要取得革命的胜利，是不能逞一时之勇，同敌人打消耗战，要通过革命的力量积累，逐步壮大自己，逐步消灭敌人。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由此可见，到1930年1月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发表，“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内容，脉络已经很清晰了，毛泽东革命道路的理论已基本形成。

3．井冈山道路在反对教条主义斗争中的形成和发展

井冈山道路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而这条道路的开创与形成，是在同“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做斗争中，并在深刻总结其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1927年以后，党领导了许多城市的和乡村的武装起义。但各地武装起义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表明，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企图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起义，不可能取得胜利。相反，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在井冈山站住了脚，向全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在当时中国的情况下，我们党应该走什么道路，才能夺取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

解决这个问题的障碍来自共产国际和“左”倾中央。

1928年2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做出了错误的指导。会议决议指出：“党指导着各省区农民之自发的游击暴动，就应当注意到：这些农民暴动可以变成全国暴动胜利的出发点，只有在他们与无产阶级中心之新的革命高潮相联结的条件之下。党在这里也应当见着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在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准备几个临近省区之间的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意思是农村暴动必须在城市革命高潮的条件下才能得到胜利。党的主要任务是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不能只发动农村的武装起义。决议案接着批评了我党领导的农村游击战争，提出“必须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反对沉溺于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游击战争”。

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共中央也就不假思索地认为，各地农村武装起义是“因为缺乏城市领导，且没有适当的配合和联系”而失败，批评湖南、湖北省委在秋收暴动以来“主观上只号召农暴而不要城市”，单纯要求各地党部“恢复城市工作，建立城市工人对乡村的领导”，强调“城市是乡村的领导者”。这一精神体现在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指导上，就是在1928年6月，要求井冈山的朱毛红军“立即向湘南发展”，“开始革命的进攻”，“极快速的开始乡村城市的割据”，以实现中央的“在湘粤大道沿赣边的割据”和全省的暴动。

毛泽东基于对形势的正确判断，对于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指示表示了不同意见。他在回复湖南省委的信中总结了八七会议以来各地武装起义的经验教训，列举了六条理由说明红四军不应开往湘南，中心思想是主张建立以宁冈为中心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他主张“四军仍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作深入的群众工作，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有此根据地，再向湘赣推进，则红军所到之处其割据地方巩固，不易为敌人消灭”。这是毛泽东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创建井冈山根据地以来的经验总结。毛泽东提出要在农村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是在吃透当时中国国情和敌强我弱的形势后提出的真知灼见，他的认识显然要高出不从实际出发的教条主义者许多倍。但是，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没有被采纳，结果造成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八月失败”。毛泽东后来总结了湘南“八月失败”的教训是：“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未曾把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的时期和破裂的时期这两个不同的时期分别清楚”，“不顾主观力量的可能，只图无限量的推广”。毛泽东的这一正确总结也没有为当时中央所接受。

1930年上半年，党内出现了一种以李立三为代表的过高估计革命形势，强调中心城市和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的“左”倾冒险主义思潮。他对毛泽东等人主张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革命道路，进行严厉的批评和指责。他说“想‘以乡村来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中心城市’都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

当时的“左”倾中央不仅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而且在后来到了中央苏区后，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进行清算，从对毛泽东思想认识的批评发展为对毛泽东个人进行排挤和打击。把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冠以“右倾危险”、“机会主义”等帽子。

毛泽东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指责，可以忍受，但他不能眼看着中国革命在“左”倾教条主义者的主导下，滑向看不见胜利希望的城市中心道路的深渊。因而他不计较个人得失，坚持自己的主张，并对“左”倾教条主义的城市中心倾向提出质疑和批评。

1932年初，“左”倾中央提出红军“占取一两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冒险主义方针。在此思想指导之下，命令红一方面军去打赣州，攻赣受挫后，在赣县江口召开军事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针时，苏区中央局多数同志不顾主客观条件，继续主张贯彻中央夺取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方针，坚持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毛泽东在会上提出，红军同国民党军队相比，数量还是很小；各苏区仍处于敌人的分割包围之中。在这种形势下，红军不能进攻中心城市。因此，他主张中央红军应向赣东北方向发展，使中央根据地同赣东北、闽北根据地连成一片，依托有利地形，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但是，苏区中央局没有接受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继续贯彻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的冒险主义方针。在1932年10月召开的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同“左”倾教条主义者继续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他指出，中央自提出夺取中心城市以来，七个月来的方针是错误的，并反对中央主张继续夺取中心城市的决定。然而，“左”倾教条主义者不仅拒绝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反而指责他“失却胜利信心”，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会后，错误地撤销了毛泽东红军总政委的领导职务，剥夺了他在军队中的领导权。

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井冈山道路的理论，是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坚决抵制“左”倾错误的结果。这一理论在马列主义本本中是找不到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可见，井冈山道路的开创，既充满了对敌斗争的考验，也有和革命队伍内部思想路线的纷争。没有正确思想路线的形成，没有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精神和勇气，是无法冲破传统观念和保守势力的障碍的。

（四）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成熟和发展

1936年以后，毛泽东相继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光辉著作，进一步指明了武装斗争、农村根据地建设以及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必要性，完善和发展了关于中国革命道路即井冈山道路的理论。

第一，毛泽东再一次提出要根据中国实践来把握中国革命的特点，进一步揭示了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历史必然性。1936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主要特点：一是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由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大国，长期的内战和混战造成了农村破败，成为统治阶级忽视的角落，所以在统治阶级力量薄弱的农村建立根据地，积蓄力量，进而夺取城市乃至全国政权，是可行的。这个特点说明中国革命必须而且只可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二是敌人的强大。三是红军的弱小。敌强我弱是当时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就产生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也决定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四是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这个特点决定了中国革命所面临的敌人虽然是强大的，但最后是能够取得胜利的，“因为它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农民的援助”。最后，毛泽东断言：“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显然，毛泽东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特征的分析，使得“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内容更具完整形态。

第二，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作了明确的表述，并指出这条道路的核心内容就是要以农村为中心。1938年11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做了题为《战争和战略问题》的报告。次年2月，他又写下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指出：“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的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由于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样，就使得在一方面，中国革命有在农村区域首先胜利的可能；而在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了革命的不平衡状态，给争取革命全部胜利的事业带来了长期性和艰苦性。”毛泽东特别强调了要树立农村中心工作的意识，说：“忽视以农村区域作革命根据地的观点，忽视对农民进行艰苦工作的观点，忽视游击战争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

第三，进一步丰富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内容。一是在军事上，把游击战争及其战术提高到战略高度。要求部队实行正规军向抗日游击战的战略转变，在敌后广大的农村建立抗日根据地，逐步发展壮大以后，最终承担起战略反攻的任务。这实际已经把“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从国内阶级战争运用到了民族革命战争；二是在政治上，要加强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以支持长期和残酷的战争；三是在经济上，要在农村根据地大规模地开展经济建设，搞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在经济上要做到自给自足，从而包围城市、孤立城市，最后战胜城市。这一系列理论创新和具体政策的运用，充分显示了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井冈山时期初具形态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日臻成熟和完善，也说明了我们党已经能够完整掌握和自觉地运用“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了。

第四，从抗日战争后期到解放战争，开始形成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的思想。“农村包围城市”说到底只是革命的道路问题，革命的目的则是要夺取全国政权。在抗日战争中后期毛泽东深刻地论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问题，指出：一方面，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城市总是集中的，农村总是分散的，城市虽有领导农村的性质，但却不能完全控制农村，因城市太小，农村太大了，所以，党的工作重心在农村。另一方面，“着重农村根据地上的工作，不是说可以放弃城市工作和尚在敌人统治下的其他广大农村中的工作；相反，没有城市工作和其他农村工作，农村根据地就处于孤立，革命就会失败”。因此，党的策略应该是：以农村工作为主，城市工作为辅，城市配合农村的斗争，推进革命形势，直至整个形势具备了夺取中心城市条件时为止。抗日战争后期，为了迎接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夺取最后胜利。1944年后，毛泽东又及时提出：“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要在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大力争取群众准备起义，里应外合收复大城市；要学会管理城市工商业和交通机关，等等。这实际上已提出了由农村向城市转变的思想，表明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更加完备。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帝国主义帮助国民党反动派抢占了大城市，对解放区形成了分割包围之势。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毛泽东再次强调要建立和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并在广大的农村根据地内，放手发动群众，深入进行土地革命。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斗，建立了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到1948年底进行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时，已最终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1949年初，毛泽东审时度势，再次明确提出了将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向城市的问题，在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指出：“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在此，毛泽东明确提出了“用乡村包围城市”的概念，从而完备了井冈山道路理论，是对井冈山道路理论的升华。

在毛泽东这一思想理论指引下，我们党适应了形势的转变，在较短时期内，就占领了全国大部分大中城市，并最后夺取了全国政权。

中国革命从井冈山的山路走来，最终走向了取得全国政权的光明大道，这是井冈山道路理论的伟大胜利。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井冈山道路理论，是毛泽东通过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在同党内教条主义者做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道路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重要的开篇之作，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贡献。

在这一杰出贡献的进程中，自始至终贯穿的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