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16日，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6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一场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其实，“文革”开始的时候，很多高层的领导都不理解。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叙述“文革”历史的书起笔就写道：“ 196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像突然袭来的飓风，短时间就席卷中国大地，把中国人民带进一场长达10年的浩劫之中，这场灾难临头时，人们普遍不知从何而起。且不说普通老百姓，就连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普遍表现为‘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人们只能从最高指示、中央文件、首长讲话中去‘领会精神’，从街头巷尾的小道消息中去‘猜测动向’。这种特殊的历史现象，使‘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带有混乱而朦胧的色彩，人们难以窥其究竟。”
在“文革”风潮中，决定一个人命运和前途的是出身和成分。每一个人的历史都被严格审查，吴崇先因被国民党军队抓壮丁，当过“国民党兵”，这个历史问题被揪了出来，被打入“地富反坏右”黑五类之列，代号为“零组”，成为无产阶级和红卫兵的专政对象。
1966年11月下旬的一天，吴崇先等“零组”的黑五类分子，被村子里的“造反派”批斗。在“零组”中，吴崇先属于问题不太严重者，在批斗大会中属于陪斗的角色，“造反派”重点批斗的对象是杨木桥子的老支书。五花大绑的老支书，被两个肩背步枪的“造反派”押上台来，台下的群众喊起了“打倒×××”等革命口号。吴崇先和其他的“黑五类”站在老支书的后面，一个个低着头，眼睛盯着自己的脚尖，担心下一个被批斗的就是自己。吴崇先偷偷地用眼光扫瞄，老支书花白的头上扣着的“反革命”的大帽子，脖子上套着绳子，胸前挂着“反革命”之类的牌子。老支书是一位耿直的汉子，花白的头发凌乱而又倔强地挺立着，虽然低着头，但脊梁是挺着的。两个押着他的“造反派”见状，两个人各揪住老支书的一只手，另一只手按在老支书的肩膀上，狠命地往下压，老支书的身体顿时像一张紧绷的弓，胸前挂着的牌子，在他的两腿前晃动。寒风吹动老支书花白的头发，吴崇先心中一阵难过，他感觉老支书的身体在不停地颤抖。
等批斗大会开过，“造反派”回大队支部喝酒吃菜去了。革命群众也散去，村子里的戏台子上，只剩下“黑五类”分子，不准吃饭，罚站一天，反省自己的罪行，以便向革命群众彻底交代。中午过后，天空中铅云密布，很快，寒冷的风向空中挥舞的鞭子，发出呼呼的声音，带来了漫天大雪。此时，“黑五类”分子，又冷又饿，他们挤作一团，在冰天雪地里相互取暖。天渐渐地暗了，老支书撑不住了，一头倒在戏台子上……大家见状，赶紧抱起老支书。吴崇先觉得再这样下去，会出人命的。于是，吴崇先挺身而出，去大队支部，找到那些还在喝酒的“造反派”头头。吴崇先说：“老支书快要被冻僵了，不管他是不是反革命，还是真革命，如果他死了，你们斗谁去啊？”醉醺醺的造反派头头边剔牙，边斜着眼，不屑地看着吴崇先：“你算老几啊，这里还轮不到你说话？”吴崇先一听，怒发冲冠，三下两下，扒开自己身穿的棉衣，露出胸膛上的伤疤，一字一顿地说：“臭小子，你看好了，这些伤疤都是老子当年和国民党军队作战留下的，要是没有当年的真革命，哪有你这样吃喝的日子。我当年打仗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小子还没有出生呢！有种，你和我到外面单挑！”
“造反派”头头被吴崇先的义正词严威慑住了，也许是良心发现，也许想起了毛主席的语录，阶级斗争要天天抓，今天已经斗争过了。他手一挥：“你们这些‘黑五类，回家吧。”
吴崇先刚出了大队支部，看到儿子吴永科在等自己，身上披着厚厚的雪花，快成一个雪人了。吴崇先心中一阵暖流涌动，他拍了拍儿子帽子上的积雪，和颜悦色地说，“孩子，咱们回家吧！”吴崇先和儿子走到村中的戏台子上，对“零组”的“同志”说：“都回家吧，赶紧回家吧！”
当吴崇先和儿子冒着风雪走进家门，王秀珍看了吴崇先几眼，想说什么，话又咽了回去。她不明白， 自己的丈夫十几年前还是光荣的转业军人，现在怎么变成“黑五类”了，当年他被国民党抓走，然后逃跑回来参加革命，这些事情组织上都已经做了结论。为啥当年没有问题现在却成了问题，她不相信自己的丈夫是“反革命”，他现在就是杨木桥子的一个以种地为生的农民，这个家庭的顶梁柱，她非常担心吴崇先有什么意外。她的担心和不安，又不想让老人和孩子看出来。王秀珍对心里的疑问百思不得其解，只好将这些沉甸甸的疑问压在心底，麻利地张罗饭菜，让又冻又饿的丈夫吃上一顿热饭。
一个严寒、冷酷的冬天过去了，杨木桥子的“批斗风”也很快就过去了。
“批斗风”过去了，并不意味着“吴崇先”就没有问题了，甚至问题严重影响到儿子的命运。“文革”中，吴崇先因为曾经当过国民党的兵这一历史问题，“毁了”儿子吴永科的前程。
1974年，吴永科想参军，通过了体检，是甲级的身体素质，完全符合参军的指标。安图县武装部负责征兵的高大武，一位“最可爱的人”，曾在朝鲜战争中与美军作战的转业干部，在吴崇先家吃饭时说：“没有问题，吴永科天生就是当兵的料，身材倍棒。”可是，在政审这一关被卡住了，吴崇先所谓的历史污点，连累了儿子，吴永科想当一名解放军战士的梦想破碎了。此后两年，又报了名，身体合格，仍然是甲级，但还是政审通不过。
后来，吴永科虽然没有参军，但在杨木桥子是民兵中的主力，后来成为民兵连连长，他和另一位民兵连的领导，掌握着武器库的钥匙。那时，一年中有两三次民兵集训，杨木桥子地处朝鲜边境，因为朝鲜战争的缘故，民兵集训打靶都是真枪实弹，还经常搞抓特务的演练。尽管当时中国已经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民兵训练抓特务，仍然习惯性地叫“抓白宫”。
吴永科当民兵连长时，杨木桥子有枪支弹药库，配有半自动、全自动的冲锋枪。每年集训的时候，背着枪支在森林中演习，是他最兴奋的时刻，那时，他觉得自己的梦想实现了。虽然演习过后，他仍然是杨木桥子一个生产队的小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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