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白色恐怖”

（1）

特务，在蒋介石眼里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统治工具”——他对于特务有着一份特殊的喜好和信任，善玩政权和军权的他深知特务这个特殊工种对于统治的重要性。所以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他都是亲手主抓特务工作。

大陆时期，国民党就依靠特务进行统治，残酷镇压反对力量，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只可惜，这个庞大的特务组织内派系林立，“军统”和“中统”两个特务机构又是矛盾复杂，相互之间为邀功争宠，总是勾心斗角，甚至不惜火并，等退到台湾的时候，这两个特务组织基本上已经瘫痪了。

蒋介石在台湾“复职”之后，为了彻底清除潜藏在台湾的共产党，他首先对特务系统进行了整顿，并让其子蒋经国专门负责情报机构的工作。其实早在1949年7月，身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的蒋经国就开始插手了特务人员系统。那时候，蒋介石在台湾召开了由特务系统和治安系统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上还成立了一个名为“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核心组织，参加该组织者都是国民党情报系统的头脑，他们中既有“内政部”调查局长叶秀峰、还有大名鼎鼎的毛人凤、郑介民等人，“警察署长”唐纵、“宪兵司令”张镇以及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缉等也是其中的成员之一。这些人均由蒋介石亲自指定，其主要任务就是统一所有情报和治安工作，并使之不断充实和强化，而蒋经国则为该委员会同蒋介石之间的联系人。

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又建立了“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还是由蒋经国出任该资料组的主任。该组要求党、政、军特务部门向其汇报工作，从而使蒋经国得以“为总统搜集资料”的名义操纵、指挥各系统的特务工作。不久后，蒋介石又命令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缉组织了“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以协调指挥在台各情报单位的工作，并受资料组的领导。根据这一命令，彭孟缉彻底掌握了各个情报系统，并且进一步强化了蒋经国对情报系统的控制。

特务系统重建之后，蒋介石便借助这一庞大机器，以“防匪防谍”为名，在台湾实行了“白色恐怖”的统治，并且他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以清除隐藏在台湾的共产党。1950年4月27日，蒋介石正式下令公布实施《修正惩治叛乱条例》。1950年5月14日，蒋经国宣布实施《台湾中共党员自首报到办法》，要求凡是加入中共组织而未被捕者在两周内必须通函自首。

1950年6月6日，台湾省保安司令部举行官兵代表大会，在大会上，蒋介石专门致训词，并再三强调“保密防谍”的重要性。他说，今后能否确保台湾的安危，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军事，而是在政治工作是否能够密切配合，例如肃清匪谍、维持治安、组织民众等等，如果能够彻底执行，必定可使防卫的力量更为充实。根据蒋介石的这番训示和有关规定，蒋经国开动了宣传机器，高喊“保密防谍”的口号，出动宪兵、警察、保安部队及各种特工人员，大肆搜捕所谓的“中共匪谍”。据台湾报纸刊载，由蒋经国亲自宣布破获的大案有“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案”，其成员包括蔡孝乾、陈泽民、洪幼樵、张志忠等；“吴石案”，其成员有“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和陆军上校聂曦等；“俄国间谍案”，其成员有汪声、李朋、廖凤娥、黄钰等。这些被捕获者除了极个别因宣布脱党外，大部分都被处以了极刑。就连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陆军二级上将陈仪也以“勾结共匪，阴谋叛乱”的罪名，被蒋介石下令枪决。

1950年6月13日，蒋介石又明令公布实施《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鼓励台湾民众互相监视、互相检举，并严惩隐匿不报者，其中第四条规定：如果发现匪谍或有匪谍嫌疑者，无论何人，均应向当地政府或治安机关告密检举，主管机关对于告密检举人应保守其秘密；其中第五条规定：人民居住处所有无匪谍潜伏，该管保甲长或里邻长应随时严密清查，如有隐匿不报，所在各机关、部队、学校、工厂或其他团体所有人员应受处分；其中第十四条规定：没收匪谍之财产，得提30%做告密检举人之奖金，35%作承办出力人员之奖金及破案费用。此外，经蒋介石批准，“国防部”还颁布了《潜伏国军内之匪谍自首办法》，并再三修改其“惩奸条例”，扩大“惩戒”范围。

（2）

蒋介石父子借“防谍肃奸”之机，大肆镇压台湾的政治异己分子，稍有“嫌疑”就会遭到秘密逮捕，甭管到底是不是“谍匪”，先抓起来审一顿再说。在这期间，有不计其数的人被以“匪谍”的名义，或被送往台北青岛东路军人监狱、台东绿岛，或被麻袋捆扎，未经司法程序就丢到海里喂鱼。逮捕与处决“匪谍”的各种消息占据了报纸的重要位置。据吴国桢估计，其时台湾的“政治犯”有数万人之多，而胡适则估计，加上因政治原因而被监禁的军事人员，这个总数是要超过10万人的。

在国民党从大陆败退过程中，许多士兵与部队溃散，还有一些流亡学生也逃到了台湾。这些流散士兵和逃亡学生要吃饭，只能选择投靠部队，而有些军官为了扩充实力，也都予以收留，甚至还诱惑其他部队的士兵来投靠自己。在蒋介石看来，这种混乱局面最容易被“匪谍”所利用而混入军队，所以他特意下令：“各军不得收容无保及身分（份）不明之兵员，并严禁勾结友军士兵补充，其主管应加严处，对于来历不明的士兵与学生要进行甄别与审查。”在这个甄别和审查的过程中，很多人都倒了大霉，有些找不到“保人”来证明自己身份的士兵与学生，都惨遭了不幸。

经过全岛范围内大规模的整肃，蒋介石在台湾建立起了严密的特务统治。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更没有必需与合理的司法程序，因而很多人都把这次整肃视为公报私仇的天赐良机，执行者为了升官发财，取悦蒋介石父子，于是便曲意捏造罪名，其捕风捉影的事情更是泛滥成灾。例如一位叫做童轩荪的倒霉蛋，家中收藏了一本翻译小说《汤姆索亚历险记》，因该书封面印有“马克·吐温”的字样，所以情报人员便认为这马克·吐温和马克思就是一家人，该书就是思想有问题，最终这位收藏者不仅因此而被捕，受其株连者也达数十人之多。

在这场“防谍肃奸”的运动中，其中最大的受害者就是无辜的平民百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台湾民众的人身自由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生活在严密的监控之下，民众不可以随便“出境”与持有外币，不但电话被窃听，信件被拆看，书刊要检查，就连言语中稍有不慎，都会被扣上一顶“通匪”的帽子，所以这段时间被后来的台湾人称为“白色恐怖时期”。

无处不在的特务统治，不仅给台湾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创痛与不便，搞得人人自危，也遭到了国民党内一些开明人士的强烈反对。时任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就曾经对蒋介石说道：“‘总统’要培植经国兄，就不该派他主管特务，因为这种工作，越权干政，并且妨害人民生活与言论自由，易成为人们仇恨的焦点，是爱之适足以害之也。”对于吴国桢的进言，蒋介石自然是不爽，使得两人之间的矛盾也因此而激化，吴国桢后来干脆辞去了省主席职务，以示其对蒋介石父子肆意践踏人权行为的不满。在20世纪50年代，他还在美国公开抨击蒋介石在台湾实行特务统治，滥捕滥杀无辜，并要求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冤假错案，以平民愤。这在当时的台湾政坛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不过最终以吴国桢被罢官免职，开除党籍而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