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与美国人联手防卫台湾和进行整党运动的同时,国民党当局也没有忘记建设台湾——如果连台湾这块最后的“归宿地”都建设不好,那又怎么能“光复”大陆呢?
1950年5月,蒋介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以台湾为新生力量,建立台湾为三民主义实行之模范省,以政治经济的成果为反攻大陆恢复民国之基本武器,来与共俄斗争,以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新中国。”
1950年8月14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联合扩大纪念周上演讲时又指示出:今后在建设台湾的过程中不但要继续执行“反共抗俄”的基本任务,还要让台湾成为其“反攻”的基地,最终让台湾成为“收复大陆以后建国的楷模”。
然而,要将台湾建成“收复大陆以后建国的楷模”又岂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此时的台湾经济困难,民不聊生,随着大批的国民党败军涌入,社会环境更是动荡不宁。如此局面下,台湾民众的反抗情绪更是十分高涨,一些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台胞要求摆脱国民党的统治,另外一些台湾政客也趁此机会酝酿着成立反对党。对此,蒋介石在他的日记里无奈地写道:“台人两派各走极端,尤其是在此外交不利,形势急迫之际,台人乘机要挟,趁火打劫,要求台省主席由台人任之等事,令人痛心。”
为了迅速平息当前的混乱局面,蒋介石命令陈诚领导的行政院立即制定出新的施政计划,因为他已经感到“不胜忧惶”了。
陈诚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马上制定出一份新的施政计划,施政方针由原来的“保卫台湾”转变为“建设台湾”。陈诚提出的新施政计划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
①在文化建设方面,加强三民主义文化教育,以适应经济发展和“保持民族的自由与国家的独立”;
②在政治建设方面,厉行法治,完成“民主政治”;
③在经济建设方面,实行民生主义的经济措施,以协调代替斗争,以培植代替剥削,以管理代替控制,以期农林复兴,城市繁荣,使人人都能安居乐业。
陈诚提出的这个新施政计划的具体实施办法如下:在资本问题上,制止非法营利,均衡企业的发展,国营民营作合理的配合,并以征税的方法平衡社会财富;在土地问题上,应实施照价征税,涨价归公,以平均城市地权,贯彻“三七五”减租政策,扶植自耕农,以达到“耕者有其田”目的;在劳工问题上,应促进劳资双方互相合作,以增加社会生产,并扶植劳工组织,保障劳工权益,举办劳工社会保险,安定劳工生活。
此外,陈诚还在这份新的施政计划中强调,用三民主义建设台湾不仅是当务之急,更是未来建设大陆的最高原则,如此才能够让台湾成为“光复”大陆的基地,才能够在“光复”大陆后让整个大陆的施政与建设像台湾一样。
(2)
在新的施政计划颁布之后,蒋介石马上开始实施,此后的几年里,台湾的社会局面开始稳定了下来,再加上美国人的援助,台湾的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了一定的提升。
1956年1月,蒋介石在“革命实践研究院”的演讲中再次详细阐述了如何将台湾建成“三民主义模范省”的理论,要求国民党的所有党员在未来六年之内,必须实现这一目标。他在演讲中还指出:“大家如能认清总理全部遗教的精义,把握我前举四种著述的要点,再能参照我历来对于建设国家的意见,以及六年以来,我对国家建设问题所做的重要指示悉心玩索,全力遵行,你们对于台湾建设事业的完成,必能按图索骥,决无贻误。”
蒋介石在演讲中所说的“四种书”分别为《总理遗教六篇》、《中国之命运》、《反共抗俄基本论》和《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这四部书在阐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衣、食、住、行”四大要素的同时,还提到了“育”(生育、养育与教育)和“乐”(康乐的意义、康乐的环境、心理的康乐及身体的康乐)的问题(孙中山之前亦有阐述,但不是很系统)。因为,在蒋介石看来,在这个由农业社会迅速向工业社会转化的过程中,新的社会组织必须是适应时代潮流的。所以,在解决“衣、食、住、行”这四大问题之时,还应该马上着手解决“育”和“乐”的问题。
此外,蒋介石还指出了如何将台湾建成“三民主义模范省”所应该奋斗的方向:
①加强台湾民众心理建设,要广大军民树立“反共复国”的必胜信念;
②加强政治建设,平均地权、户口普查、物价管制、普及基本教育、发展交通卫生事业等,以达到“教成政通,风移民新,举国一致,精诚团结”的效果。
③加快社会建设,以厉行战时生活,弘扬法治精神。
现在看来,蒋介石提出的用三民主义建设台湾的确很美好,可是他真的是想把台湾建设成为一个“大同社会”吗?答案是否定的,正如其一直所提倡的那样,“三民主义模范省”的根本不过是让台湾成为一个“光复大陆”的军事基地而已——建设台湾为三民主义模范省,乃是反攻胜利的前提,亦是“复国建国”的基础,说得更明显一点,如果台湾不能建设成功,则反攻大陆必无把握。
同时,蒋介石为了实现将台湾建设成为反攻大陆的强大军事基地,又在政治上推行“地方自治”,经济上实行“耕者有其田”,大力扶植私营企业,以及推行“四年经建计划”。在进入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台湾的经济开始快速增长,社会终于稳定了下来。
不过,在这一时期,蒋介石在政治上的高压政策一直没有改变,这使得台湾的“党外势力”一直都没有取得什么卓有成效的发展。当时台湾的发展标准是“落后的政治体制”与“较先进的经济发展体制”相存,广大的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虽有一定的提升,但是政治民主却依旧是“国王的新装”,既看不见也摸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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