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无望，蒋介石病逝阳明山

（1）

对于晚年的蒋介石来说，失去联合国席位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因为这意味着国民党政权已经在国际上彻底失势了。而就在蒋介石为台湾失去联合国席位而痛苦之际，自己的“忠实盟友”美国却和被他一直视为“叛乱集团”中国共产党开始进行交往——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等中国领导人的欢迎，2月28日，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表，宣布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

在新中国和美国逐渐恢复友好往来关系之后的那段日子里，深感“光复”无望的蒋介石整日都沉浸在痛苦之中，身体的状况也越来越差。事实上，从1962年起，蒋介石的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1962年4月9日，蒋介石在会见马拉加西总统的时候，一直都在强颜欢笑，等到马拉加西总统一走，他脸上的颜色更难看了。起初，侍卫们都以为他有很沉重的心事才会这样的，过了一天后发现他的脸色更难看了。侍卫们马上劝他去医院看病，可是蒋介石却说自己感觉很好，一点事儿都没有。

可是，两个礼拜后，蒋介石就被送进了“荣民总医院”，病因是排尿很痛苦。“荣民总医院”泌尿科主任郑不非大夫检查之后发现，蒋介石的前列腺有肥大的迹象，而且肥大情况趋于严重，才使得排尿难以顺畅，有必要尽早进行手术治疗，以免因此造成其他疾病。其实，前列腺肥大不过是一种老年人常见的疾病，属于一种老化现象，并非是什么疑难杂症。不过在当时还有一种说法，蒋介石之所以会患有前列腺肥大症，八成就是禁欲的结果。因为蒋介石是传统观念很强的人，他认为男人年过古稀之龄，就应该着重节欲养生。所以，蒋介石在70岁前后，便开始与宋美龄分床而睡，两人同房但却分床。在蒋介石的观念里边认为，男人进入老年就应该节制欲望，以保“元气”不再外泄。

在被查出前列腺肥大之后，郑不非马上建议蒋介石进行手术治疗，以确保不因为此病引起其他器官的病变。不过，最终为蒋介石做手术的却不是郑不非。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郑不非大夫是台湾“荣民总医院”里最优秀的泌尿科专科医师，同时也是泌尿科的主任，其他像“荣民总医院”院长卢致德、外科部主任卢光舜等名医，也都是台湾早年一等一的医学专家。如果依专业水准来说，泌尿科主任郑不非绝对是可以胜任的。

最终，为蒋介石做前列腺手术的却是一位美国军医。原来，宋美龄觉得应该请美国的一流名医来主刀，一向笃信外来和尚会念经的蒋夫人怎么会赞同让中国医师动刀呢？不过，由于病情很严重，蒋介石一听说需要万里之外的美国医生动刀时，气得直接吼道：“急惊风不能等慢郎中，排尿不顺造成的膀胱不适，已经让我连一小时都不能再忍耐。”宋美龄反复劝解无效，只好采取最快速的方式，要求美国中央情报局外围组织——“西方公司”在台湾的负责人，急电从美军中征调了一位前列腺专科大夫，专程来台湾为蒋介石开刀。

这位来自琉球美军基地医院的非洲裔美国医师，是世界知名前列腺医师奈斯比的得意门生。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协助急召之下，这位美军医师在两天后就赶到了台北。1962年4月27日，这位前列腺专科医师进驻台北“荣民总医院”。因为前列腺手术并不是什么大型手术，所以相关的手术器械都很轻便，全是由美军医师的随行从琉球携带来台。

手术完成后，蒋介石在“荣民总医院”住了几天后就返回士林官邸静养，足不出户，直到两个礼拜之后，才恢复散步等日常活动，并逐步恢复了工作。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蒋介石即将痊愈的时候，却突然又发生了新的情况。6月9日，蒋介石出席胡宗南将军安灵告别仪式后，又出现了严重的血尿现象。其实，这就是官方版《“总统”蒋介石治疗休养及逝世经过报告》中所谓的“手术后发生尿道炎、（小）便血、尿道狭窄等并发症”。蒋介石当时并不清楚，这种尿道炎反应，实际上只是“内视镜前列腺刮除手术”所带来的术后反应，是由于这项手术技术不够完善造成的，并不是原发性的疾病。蒋介石却因此紧张不已，连忙找到了郑不非想办法。正巧这时候，宋美龄的幼弟宋子安来台湾度假，他和宋美龄以及蒋介石商量之后，便自告奋勇地紧急返回了美国，亲自邀请美国前列腺权威医师奈斯比来台湾替姐夫诊治。

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1962年7月初，宋子安便把奈斯比从美国请到了台湾，并且立刻对蒋介石进行检查，了解了血尿的原因。7月7日，奈斯比在台北“荣民总医院”为蒋介石进行了第二次手术。然而，这次手术也很难算得上成功，不过却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因此，从1962年起，一直到晚年时期，每年大约农历春节过后，春暖花开时节，蒋介石就会发生血尿症状。贴身人员每当见到蒋介石神色仓皇地从厕所走出来，就可以推测八成蒋介石的“月事”又来了。据医师透露，蒋介石之所以会有血尿症状，与手术后遗症造成慢性前列腺炎有着一定的关系。日后在和医师谈及蒋介石的前列腺问题时，宋美龄对于第一位为蒋介石做前列腺手术的那位黑人美国医师，总是颇有微词。宋美龄还说：“很后悔当初没有阻止‘总统’不要动前列腺手术，可惜‘总统’的个性太强，决定一定要开刀，我劝他等一等，要从美国为他请最好的医生来，‘总统’始终不听，我只好由他去。后来，看到那位美军准备手术时，竟然十分不镇静，以致一双手都在不停的发抖。”宋美龄又称，她本应阻止蒋介石不要开刀，又怕劝阻蒋介石，违反蒋介石的本来意志，怕他又要大发脾气，所以就忍下不提，多年之后想起此事，不禁有些懊悔莫及。

（2）

就在蒋介石被前列腺病痛而折磨的身体愈来愈差之际，一次突然而至的车祸又使得他的身体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损害。

1969年9月16日上午，蒋介石出席了在阳明山举行的军事会议后，像往常一样和宋美龄坐车去兜风。当天下午5点多，蒋介石和宋美龄坐车兜完风返回阳明山官邸，当车队上坡沿着阳明山仰德大道前进行到岭头、永福附近处时，刚好有一辆下山开往市区的公路局客运班车停在永福附近的一处站牌等候乘客上车。恰恰在这时候，那些参加完军事会议的将军们乘坐军车从阳明山上返回，一辆军用吉普车突然公路局客运班车左后方超车窜出，迎面朝着蒋介石的车队就冲了过来。

“先导车”的司机反应极为灵敏，马上踩死刹车使得这辆军用吉普车与其擦身而过。可是，“先导车”后面的“蒋总统”座驾却没有这么幸运了。为蒋介石开车的徐达生或许是一时分神，也或许是紧张过度，他明明见到“先导车”已经踩了急刹车，自己原本也应该跟着急踩刹车，却错把油门踩到了底，只听轰然一声，整部座车便硬生生的与“先导车”的后车厢撞个正着，而且撞击的力度非常大，“先导车”的后车厢都被撞了个大窟窿。

在车祸发生的那一瞬间，蒋介石正倚着拐杖在闭目养神，身旁的宋美龄则是习惯性地跷着二郎腿在打瞌睡。由于“总统”座驾的安全性能是世界上最的级别，因此蒋介石和宋美龄都没有想过要将安全带系上。更为糟糕的是，蒋介石的座车是一辆七人座的凯迪拉克大轿车，这轿车原本空间就很大，为了考量蒋介石的舒适度，让其双腿在车内可以伸缩自如，还特意在座车内拆掉了多余的座位，因此前后座距离足有一两米的长度，这使得撞击的能量和力度都相对加大了很多。所以，在车祸发生之后，蒋介石和宋美龄都被强大的惯性力给摔了出去。

车祸之后，蒋介石和宋美龄被马上送进了“荣民总医院”进行急救。医生诊断后发现，蒋介石除了嘴唇被撕裂了一个小口子和阴囊淤青浮肿之外，再没有什么损伤。宋美龄也只是除了腿部和膝盖略有拉伤，身体其他部位及内脏反倒毫发未损。由于检查没有发现什么大的问题，蒋介石夫妇很快又被送回了阳明山官邸。可是，几个礼拜之后，蒋介石却发觉体力大不如前。在阳明山车祸后发生3个月以后，台军“一级上将”薛岳特意从台湾南部寓所到士林官邸探望蒋介石，蒋介石在士林官邸大客厅语气低沉地告诉薛岳：“今年夏天阳明山车祸以后，我身体大不如前。”蒋介石甚至还向薛岳抱怨，自己走路都觉得比以前吃力。次年春天，蒋介石在台湾花莲“青山招待所”度假，“副总统”严家淦特意赶到了青山来探视蒋介石，这时候的蒋介石极为郁闷地说道：“永福（永福是阳明山车祸发生的地点）车祸，足足减我阳寿20年。”

车祸后，蒋介石在“荣民总医院”做例行的身体检查时，医生终于发现了其身体乏力的根源：阳明山车祸撞击的瞬间，蒋介石的主动脉瓣膜曾遭受到了重创，但是，蒋介石和当时的医师都没有察觉到撞击瞬间而带来的直接后遗症。据蒋介石的侍从医官熊丸事后回忆，蒋介石之后的精神状况就不如先前那么好，除了年纪老迈因素，更和车祸导致心脏瓣膜受伤脱不了干系。熊丸表示，人的心脏主动脉瓣膜破裂，等于抽水机的活塞坏了一样，血打上去又会倒流回来，这是日后蒋介石心脏衰竭的一大原因。

1971年5月22日，蒋介石再次来到“荣民总医院”做例行体检，医师又告诉了他第二个不幸的消息，他的心脏出现了明显的扩大现象。从医生嘴里听到这个坏消息之后，蒋介石的心情比之前更糟糕了。心情越糟糕，身体自然只会变得更坏，而不是更好。

等到了1975年年初的时候，蒋介石的身体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4月5日，一身病痛的蒋介石终于不再痛苦，这位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枭雄，在昏迷了几个小时后彻底地离开了人世间。而在他死后，其“盟友”美国的《时代周刊》却用讥讽的口吻发表了一则讣文：“蒋介石在这个时候死去是再适合不过了，对他而言，印度支那反共力量的失败让他觉得，在不可避免的长期的反共运动中，反共力量在逐渐失去亚洲，而他则是整个运动的第一个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