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除“戒严令”

（1）

连续爆发的“江南案”和“十信案”严重地挫伤了台湾民众对国民党政权的信心，并且使得国民党政权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内失去了稳定的统治基础——政治丑闻、经济弊案和越来越汹涌澎湃的党外运动持续冲击着台湾当局的神经，作为最高领导人的蒋经国也决心在自己的晚年再进行一次大的政治改革，因为再不行动，那么自己推动多年的全面革新和自己的形象必然会毁于一旦。

事实上，蒋经国再次启动一次大的政治改革，除了对国民党内的腐败和黑暗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之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现实”。当时，海峡对面的大陆人民正在新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带领下进行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不但在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国际威望也大大增加。反观国民党政权，则依然继续着之前的高压统治，这非常不利于和大陆打“政治仗”，而且会让台湾民众对国民党的信心丧失的越快。此外，当时美国对于亚洲的态度有所转变，被“蒋氏政权”一直非常看重的“盟友”美国则在这一时期对亚洲的专制政权不再支持，菲律宾的马科斯政府和韩国全斗焕政府先后倒台。如果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不再做出改变，那么美国人就可能会在岛内寻找新的“代理人”——外势力已经成势，“外”有美国的公开支持，“内”有中产阶级为基础，大有取代国民党的势头。

国民党政权再不改变，将必定会被台湾人民所抛弃！

（2）

1985年8月16日，蒋经国在接见美国《时代》杂志香港分社社长时，第一次表达了自己对接班人的看法，而这也被视为其要进行一次大的政治改革的信号之一。蒋经国说“‘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一直依据‘宪法’及‘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之规定，由‘国民大会’选举产生。今后亦当如此……至于将来‘国家元首’一职，由蒋家人士继任一事，本人从未有此考虑。”

12月25日，蒋经国在“行宪”纪念大会、“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第二十次全体会议、第一届“国民大会”年度会议联合典礼上突然放下原先写好的讲稿，以非常严肃地口吻讲道：“现在，有两个问题，经国想做一个明确的说明：第一就是，‘总统’继承者的问题，只存在于专制和独裁的国家。在我们以‘宪法’为基础的‘中华民国’，根本是不存在的。……所以下一任‘总统’，必然会依据‘宪法’而产生，那就是，由贵会‘代表’先生们代表全国国民来‘选举’产生之。有人或许要问，经国的家人中有没有人会竞选下一任‘总统’？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第二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以实施军政府的方向来统治国家？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执政党所走的是民主、自由、平等的康庄大道，绝不会变更‘宪法’，同时也绝不可能有任何违背‘宪法’的统治方式产生。”

蒋经国的这段话一出口，不但在岛内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也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关注。全世界人民发现，这是蒋经国第一次在官方场合承诺放弃“独裁”，彻底排除军人干政的可能性。随后，蒋经国又将一直被视为“接班人”的蒋孝武遣往新加坡，远离“政治中心”。次年3月，蒋经国在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中指出：“要以党的革新带动全面革新……要以今年为党务革新的出发点”。此次会议成为国民党实施全面革新、进行政治转型的转折点。

为了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蒋经国对于国民党的领导机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

①改选中常委。孙运璇退出中常委，李焕、吴伯雄、施启扬、陈履安等开明派进入中常委，中常委的新旧格局被大大改变，中常会内部对革新的阻力就此减弱。

②成立中常委改革小组。由“总统府”资政谢东闵、黄少谷、谷正纲，“副总统”李登辉，“行政院长”俞国华、“总统府国策顾问”袁守谦、“司法院长”林洋港、“立法院长”倪文亚、“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内政部长”吴伯雄、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台湾省主席邱创焕等12名中常委组成的改革小组。改革小组成立后，主要解决六项问题：a.中央民意代表和机构问题；b.“国家安全法令”问题，即解除“戒严”问题；c.民间社会组织制度问题，即组党问题；d.地方自治问题，即是否开放省市长选举问题；e.强化社会治安问题；f.加强党务工作问题。这六项问题可以说是改革重点之中，一直以来都是国民党和党外势力争执的核心问题，这六项问题如何能够成功解决，那么就表示着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3）进行重大人事调整。免去宋长志的“国防部长”职务，改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原“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汪道渊接任“国防部长”；原“联训部主任”蒋纬国改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蒋经国的这一人事调整可谓用心良苦，任命“文官”出身的汪道源出任“国防部长”，表示军人将不会干政，任命自己的弟弟蒋纬国为“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目的就是遏制保守势力的反扑。

为了继续推进改革，塑造自己的开明形象，蒋经国一反之前很少在公开场合发表重要讲话的做法，直接向台湾民众宣传改革的重要性。不过，蒋经国所设想的改革和台湾民众所设想的改革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因为他本质上是希望继续国民党的统治，因此他在强调“改革”同时，又一直在强调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局面不能改变——“政权的法统不能变，反共基本国策不能变，‘临时条款’和‘宪法’不能变，‘复国建国’的目标不能变。”

（3）

在蒋经国的全力推动下，台湾的政治改革的力度也越来越大。可是，令蒋经国没有想到的是，局势逐渐脱离他的控制——党外势力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开成为冲击戒严和党禁的“急先锋”。

1986年5月1日，许信良在美国纽约成立了“台湾民主建党委员会”，这使得党外势力拉开了“建党”的序幕。

6月中旬，著名党外人士康宁祥提出了“组党五年计划”。

7月3日，谢长廷、尤清等人秘密组成“组党计划规划小组”，积极地联络其他党外人士商讨“建党大计”。

8月25日，谢长廷在《时代》杂志公开举办的组党问题征答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民主进步党”这一名字。

9月19日，康宁祥、谢长廷、张俊雄、尤清、江鹏坚、费希平、游锡堃等共商组党大计，当场决定由谢长廷、尤清、邱义仁、江鹏坚等人组成建党小组，进行组建党的具体活动。27日，百余位党外人士聚集在台北的圆山饭店，宣布民进党成立，把党外人士的《12条主张》作为新党的政治纲领，选举费希平、尤清、谢长廷等8人为组党小组成员。

民进党的突然成立，令国民党当局措手不及，“法务部长”施启扬于9月30日发表声明，称目前台湾不宜组织新党，违者将依法严惩。不过，台湾当局对于新成立的民进党却采取了容忍的态度。随后，台湾民众发现，国民党并没有对民进党进行打压，蒋经国和一些国民党要员依然在新闻中发表不断进行政治改革的话。10月7日，蒋经国在和《华盛顿邮报》的董事长葛兰穆谈到民进党一事的时候，讲道：“我们现在积极研究这个问题，预料很快就有结果。我们向来都理解人民有集会及组织政治团体的权利。不过，他们必须承认‘宪法’，并且认同根据‘宪法所制定的国家体制’。新政党必须是反共的，他们不得从事任何分离运动——我所指的是‘台独’运动。如果他们符合这些要求，我们将容许成立新党。”

蒋经国对于民进党的容忍让党外势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张。11月10日，民进党在台北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上选出了第一届领导机构成员，江鹏坚出任民进党主席，该党的政治主张是：实行美国式的“民主自由”政治体制，实施‘依法行政’、‘司法独立’、政党平等与自由；在“对外关系”上，主张采取“弹性做法，重新加入联合国，以重返国际社会”；在台湾前途问题上，主张由台湾全体住民，“以自由、自主、普遍、公正而平等的方式共同决定，任何‘政府’或‘政府’的联合，都没有决定台湾政治归属的权利”，后来发展到主张“台湾独立”。

民进党正式成立后马上参加了当年年底的中央民意代表选举，结果“立法院”内民进党代表由上届党外的6人增加到12人，国民党的得票率首次跌至70%以下，只有69.87%——民进党的急速发展开始令蒋经国等国民党政要开始反思，为什么在“戒严”状态下，民进党还会成立？继续“戒严”下去到底还有什么意义？

（4）

经过一番痛苦而又慎重的反思后，蒋经国和开明的国民党政要们终于决定作出一项大的改变——1987年7月14日，台湾“地区领导人”蒋经国发布命令，宣告台湾地区，包括台湾本岛和澎湖地区，自明日零时起解除戒严。

1949年以来，在台湾施行了38年的“戒严令”终于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解严声明宣布废止戒严期间依据“戒严法”制定的30项法令，并总结解除戒严至少有3个方面的意义：军事管制范围缩减，行政、司法机关职权普遍扩张，山地管制区由119个减为61个；平民不再受军法审判；出入境及出版物的管理也移交警察机关及“新闻局”负责。人民权利大幅增加，人民将可依法组党结社、集会游行及从事政治活动。解严后许多事项不再实行管制，各主管机关的行政裁量权必须以法律为依据，民意机关更能发挥监督功能。

现在，距离台湾解除“戒严令”已经二十余年了，在这没有“戒严”的二十多年里，台湾的社会状况如何呢？我们不妨来看看下面这段文字：

1987年对于台湾地区历史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年份。当蒋经国解除了长达数十年的“戡乱戒严”状态的时候，人们已经不能简单地用“勇敢”或是“远见”来评价这个举动了。人们只能在很多年之后，从容地感受解严给他们带来的繁荣和希望。

远去的戒严时代，是台湾历史上不堪回首的一幕。荒唐年代自然有荒唐事，姑且不说台北曾经没有8路公共汽车，法国作家左拉的作品因为作者姓“左”而不可在台湾出版，马克·吐温成了马克思的弟弟而作品被禁，甚至连金庸的小说《射雕英雄传》，也因为暗合毛泽东的词句，而被迫在台湾改成了《大漠英雄传》。在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过程中，从来没有一个地区像台湾那样背负如此沉重的包袱前行。

在那个年代，沉重只不过是荒诞的公共代价。而在这个前行的过程中，台湾的民生发展之艰难，无论对于今天的泛蓝阵营还是泛绿阵营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记忆。毕竟人们可以理解落后，却无法理解荒诞；人们可以允许沉默，却不能容忍噤声。人们甚至可以忍受一个向隅独泣的年代，却不能永久地浸泡在思念故国的泪水里。

解严，解除的并不是一个行政上或者司法上的约束，更重要的是解除一个地区民众心理和思想上的约束。从此，这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才能有真正发展的可能。当年蒋经国能够决然解严，也正是看到了思想和心理的束缚已经成为台湾发展的最大障碍。因此，台湾在走出戒严历史之后，才开始了两岸的正常往来。这时候的台湾，断然不能回到一个思想和声音重新沦丧的年代。

问题在于，当下台湾的现状正在重新浮现意识形态束缚的背影。当解除约束的受益者重新又拾起约束人们思想和心理的武器的时候，他们已经忘了一个时代的伤痛。在那个时代的背影里，有泪水、有鲜血也有生命的代价。而当这一切都还没有凝结的时候，今天的台湾政治，又在通过另一种“枪弹”和“刺刀”指向台湾民众的心灵深处。甚至连“解严”这个词，也成了政党互相攻击的武器，而不是共同纪念的关键词。

历史的多数意义都在于过去，但是历史存在的目的却是为了今天。台湾解严20年，不但解除了国民党的专制，也解除了人们思想的枷锁。但是历史证明，这种解除之后，却往往会产生一代空白。在解除束缚之后，社会必然要用新的阵痛，来实现秩序与合理。在填补空白的过程中，如果台湾的民众不能以一种清醒和理智的态度来面对今天的台湾政治，那么新的“思想戒严”又会通过“台独”分子重新侵占人们的公共空间。所谓政治乱象的恐怖程度，或许并不亚于“白色恐怖”下的喑哑。

——《台湾解严20年：从“白色恐怖”到“绿色恐怖”》

1987年11月，蒋经国下令宣布开放部分人士赴大陆探亲，两岸同胞近40年不相往来的局面终于结束了。

1988年元旦，在台湾执行了近40年的报禁政策，也跟步了“党禁”和“戒严令”后尘，正式成为了台湾地区近现代历史中的一个名词。

一个戒严的时代就这样终结了，而那个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蒋家王朝”，也随着“戒严时代”的终结而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