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台北市中心有一个广场，广场的末端有一座有3层台座、20多米高的宫殿式建筑，那就是1980年修建竣工的“中正纪念堂”。后来，人们就用“中正纪念堂”来泛指市中心的那片广场。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随着社会运动的兴起，这里也成为各种政治集会的场所。因为这里具有太多的象征性和个人崇拜色彩，所以一些反对人士也把这里称为“中正庙”。
1990年3月的某天，天气有些阴冷，那些经过“中正纪念堂”的台北市民，突然听到了一些呼喊声，进而发现广场上聚集了几千名大学生，广场中央竖起了一座野百合像。这就是震惊一时、并对台湾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三月学运”，又称“野百合运动”。
（2）
“三月学运”的出现，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社会原因。
从1949年败退台湾之后，蒋介石父子即开始在台湾推行高压统治，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台湾社会经历了剧烈的变动，解严、解除报禁、党禁，各种民间活动四起，各种社会运动蓬勃发展，台湾各地弥漫着一股骚动不安的氛围。而这种骚动不安也蔓延到校园内，使校园成为聚集社会能量的一个场所。
那年2月，台湾政坛爆发“恶斗”，以李登辉、宋楚瑜等人为首的“主流派”，与以李焕、林祥港等人为首的“非主流派”，为了争夺领导权而发生了“二月政争”。尽管最后李登辉的“主流派”取得了胜利，但“恶斗”却造成了台湾政局不稳。政局的不稳，引起了投资者的不安，进而戳爆了虚高的股市。这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当局的不满。
第三个，也是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是，台湾社会开始骚动的时候，台湾的政治进步依然滞后。当时，台湾有“立法院”，也有“国民大会”，这两个机构的不少代表，都是从1949年来台湾的，一直任职到现在。这些人只要不去世，或者因为其他原因退出，“国会”就由这些人把持着。新人只有等到有空缺的时候，才可能填补空缺。因为这个现实，很多人讽刺这些老代表为“老法统”，而称“国会”为“万年国会”。
就在3月召开的“国民大会”上，“万年国会”居然又通过了将“临时修正案”，将任期延长至9年。这也就开创了“国会议员”自行通过任期的恶例，民众一下子被激怒了！
（3）
3月16日，数名台湾大学学生带着食物与帐篷，到中正纪念堂前，用静坐的方式，表达对政局和“国大”扩权的不满，从而揭开了“三月学运”的序幕。
由于静坐的地点所在的博爱特区，是被集会游行所禁止的区域，所以静坐者面临被警方驱离的危险。于是，一些学运人士、社运人士以及媒体记者，在得知消息后立即赶来支援。他们在凛冽的寒风中，在广场坚持了一夜，终于把“学运”的火种延续到了17日。
广场上发生的这一切，经过媒体的报道，快速地在台湾各地传播开来。17日，已经有200多名学生进驻广场，而围观的群众已经多达2000人。
到了18日，“学运”的火种进一步蔓延，引发为学运分子的串联活动。同时，参加运动的学生人数进一步增加到几千人，他们与周围围观支持民众用绳索隔离开来，以“自主、隔离、和平、秩序”的四大原则，进行广场抗争。
也就是在这一天，学生们正式提出了他们的四大起求：
①解散“国民大会”，重建一元化的“国民大会”制度。
②废除“动员戡乱临时条款”，重建新的“宪法”秩序。
③召开“国事会议”，民众共谋体制危机的解决。
④提出民主改革时间表，呼应民意的潮流。
到了19日，广场上的学生人数暴增。上午10时，10名广场静坐学生发起绝食抗争，绝食声明要求“总统”李登辉、“行政院长”李焕于21日前答复学生提出的四大诉求。因为绝食随时可能会引起重大事故，道德的张力让当局感觉更为迫切起来。
也就是当天晚上11时，校际会议通过象征洁白纯真的野百合作为这次“三月学运”的精神象征，因此这场学运又称“野百合学运”，而野百合后来也成为台湾民主运动历史中的一个醒目的图腾。
（4）
“三月学运”如火如荼之时，台湾当局的“国民大会”第八次会议正在进行。当时，“总统”大选在即，全岛目光全部聚集在广场的运动上，这让广场学生倍感压力。
3月20日，即将参选下届“总统”的李登辉，宣布将正式邀请各界代表，召开所谓的“国事会议”。这算是台湾当局对学运诉求的正面回应。
果然，刚刚赢得“总统”选举的李登辉，在21日下午在府邸，会见了53名学生代表，达成了四点共识：
①请李登辉“总统”接受学生们追求“民主宪政”的决心情操，以及学生提出的四项严肃要求，并对民众公开发表。
②在第8任“总统”就职前，“国是会议”必须由各阶层、各党派的代表公平组成，必须讨论中止“动员戡乱时期”、“废除临时条款”、“国会全面改选”，并订定政经改革时间表。
③全体在广场上的学生于李“总统”明确同意以上两项要求，即结束静坐活动，学生将对“国政大事”的发展继续保持高度关切。若李“总统”不能对上述要求作肯定的答复，学生将坚持原则、持续抗争。
④为了确保上述主张得以落实，学生们将即刻组成校际联合组织，持续监督“国是会议”，必要时并随时号召全国学生再度组织动员，在台湾未能完全彻底民主化之前，学生们绝不停止奋斗。
会谈结束之后，李登辉与学生代表一起回到广场。广场学生观看了双方会面之后，开始讨论是否结束这场运动。最后，校际会议以22∶1的压倒性投票结果，决定于22日早晨宣布撤离广场。
3月22日早晨，学运指挥中心正式宣布了撤退声明《追求民主，永不懈怠》，各地学生开始陆续撤离广场，这场为期6天的“三月学运”正式结束。
（5）
“三月学运”结束了，但学运的影响还在，其中最紧要做的事是筹备“国是会议”。
4月3日，台湾当局公布了筹备委员名单。4月14日，“国是会议”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议。随后经过紧张筹备，到了6月28日，“国是会议”正式召开了。
这次会议共有141名代表出席，与会各界代表除了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外，还包括美丽岛事件受刑者、民进党领导人和海外黑名单人士，此次“朝野协商”针对“国会改革”、“地方制度”、“中央政府体制”、“大陆政策与两岸关系”、“宪法与临时条款修正方式”等五组议题逐一讨论。
其中，“宪政改革”是大家最关注、朝野攻防最猛烈的议题。经过6天的讨论，最后达成“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回归宪法”、“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修宪采取一机关两阶段方式”、“修宪以《宪法增修条文》名之”等共识，并透过法定体制逐一落实。
诱发“三月学运”的“国大代表”退职问题，也终于获得了解决。但这个问题的解决者，不是由“国是会议”，而是“立法院”与“大法官会议”。
因为关于这个问题，“国是会议”上的朝野各界并未达成具体共识。6月，“大法官会议”做成“司法院”释字第261号解释，规定资深中央民意代表应于1991年12月31日终止行使职权，才使得退职条例的功能得以彰显，从而也正式宣告了“万年国会”终结的最后期限。
“三月学运”对台湾政局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一方面，虽然“三月学运”的学生后来并未重回广场，然而当时高举理想大旗的四大诉求，已经逐渐内化成台湾20世纪90年代政治民主化的基本诉求，在台湾社会普遍接受下，为此后十年陆续完成的“国家民主化”的初步改革以及政权的和平转移，做好了心里铺垫。
另一方面，对于学校里面的校园文化而言，透过这次学运及学运的巨大成果，开拓了校园内更大的民主空间，让学生不再那么畏惧政治，这大大促进了台湾社会的民主化进程。
从微观的角度看，后来的很多属于民进党阵营或者和民进党理念比较接近的新生代社会精英，其实都和“三月学运”前后的校园运动及社会运动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比如说，前“总统府”副秘书长马永成、前民进党秘书长林佳龙等人，都是“三月学运”的重要成员。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学生运动”正是属于他们这一时代的人的共同语言，而正是这一代人深深地影响了台湾后来一二十年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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