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场大选谈起

1999年9月，我进入龙山初中（台湾称“国中”）就读一年级。此前，在李登辉的主导下，已通过“修宪”改变台湾地区领导人产生的方式，从经由“国民大会”间接选举，改成“自由地区”（即台湾地区）的人民直接选举，任期改为四年。1996年，李登辉挟着高人气，当选首届直选出来的领导人。因此到了1999下半年，新一届的台湾大选的人选也开始浮现。

当时新闻最热的话题，就是曾经“情同父子”的李登辉和宋楚瑜，为了选举正式决裂。在李登辉的操盘下，推出连战而非宋楚瑜代表国民党参选，声势如日中天的台湾省长宋楚瑜，决定自己以无党籍身分投入选举。那一年的台湾大选，最后共出现了宋楚瑜、连战、李敖、许信良、陈水扁五组参选人，但所有媒体的焦点，则都集中在可能胜选的连、宋、陈三人身上。

那时，反李登辉的民众大多支持宋楚瑜，宋楚瑜因而成为反李登辉势力寄望的“救世主”。（后来宋楚瑜又与李登辉和解，则是后话。）然而，国民党却在选前最后关头，请出了形象一向非常好的台北市长马英九喊话，呼吁不希望陈水扁当选的民众“弃宋保连”，集中选票投给国民党提名的连战。

最后开票的结果，证明了是扁宋对决，连战的得票还远远落在后头，国民党分裂，陈水扁渔翁得利，这激怒了大批反李登辉的民众包围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李登辉辞去国民党主席以对败选负责。台北市长马英九到场安抚民众，却被愤怒的民众砸了一身鸡蛋，市政府的新闻处长、马英九最亲密的心腹金溥聪立刻挺身护驾，留下了经典的画面。

很多人问，如果那次的大选结果是由宋楚瑜当选，台湾的未来是否会大大不同？但历史无法重头，也无从验证。

对我来说，那场大选更大的意义，是启发了我的政治意识。当时代表新党参选的李敖，直接提出“一国两制”的政见，认为这是邓小平为他的同学蒋经国量身订做的安排，台湾人可以得到最多利益，给了我相当大的震撼。记得李敖还在电视上开了一个叫作“挑战李敖”的节目（后来李敖说观众太笨，没资格挑战他，又改名“李敖挑战”），把台湾政治、两岸关系分析得非常透彻。我和爸爸天天一起看李敖的节目，有时也互相辩论对李敖言论的看法，竟就这样从一个不谙政治的孩子，慢慢对复杂的蓝绿统独开了窍。

一年后，我成立个人网站定期发布时论，并且在语文课要求的作文、公民课要求的剪报作业里，认真地写下我对时局的认识批判及政治抱负。此外，我还在每天学校的“联络簿”里，留下了一篇篇的少年政论。按台湾中学的要求，“联络簿”必须载明每天的小考成绩及回家作业，写完后再给家长过目签章，老师如果有什么要和家长联络的事，也可以直接在上头留言。当时，我就读的龙山初中还规定，每天必须在联络上写一篇简单的日记，并附有“心情画板”一栏供学生挥洒涂鸦。

这一多数学生眼中的苦差事，却成了我天天发表议论的园地，当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对当时台湾政治的评论，而一旁的“心情画板”，往往也是关于政治的讽刺图文。有次各班联络簿送训导处抽查，训导主任看到我批评她的日记，反倒对我能将联络簿写得这样精彩惊叹不已，特别表扬我如此认真的态度。

我读初中的那些年，正是台湾第一次政党轮替，民进党刚刚执政的岁月。处在台北市相对“草根味”的老社区艋胛，龙山初中的校园很早就掀起“去中国化”的风潮，一些教公民、语文的老师，都在课堂中有意无意地灌输“台独”的观念。整个社会的舆论、新闻报道，也逐渐形成一种服膺于民进党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

2001年，以李登辉为精神领袖的“台湾团结联盟”成立，被国民党开除的李登辉，祭出比民进党更“独”的诉求来打击国民党、制衡陈水扁，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从那时起，媒体开始习惯以“泛绿”“泛蓝”区分台湾的政治光谱，把民进党和“台湾团结联盟”称为“泛绿”，其他的主要政党——国民党、亲民党、新党，则被称之为“泛蓝”。

四年后，陈水扁依靠两颗子弹又一次地当选，“泛蓝”三党先后访问大陆，开启了两岸交流的新时代。

当时才十三四岁的我，就是在这样思想震荡的时空下，写下一篇篇对政治的观察和评论。记得我当时最大的质疑就是：李登辉这样一个靠国民党奶水养大的政客，过去在“党外”反抗国民党威权时，他身处国民党权贵圈内远离忧患；后来民进党宣称要反对国民党的“黑金”，而“黑金”则根本就是在他领导国民党后大量丛生。然而，他却能在卸任“总统”后摇身一变，成为民进党和“台独”分子尊崇的“台湾之父”，这到底是怎样的是非？

今天重新回顾当年我写的内容，十几年过去了，很多事早已记不得，媒体也不再提起。但细细思索，仍有许多值得省思的地方。初中时的我，对某些事情提出的看法，不少是今天的我都自叹弗如的。因为随着年岁的增长，顾虑的层面变多，反而失去年少时一针见血、直截了当的畅快淋漓，而今回头再看，才惊觉很多事情本是那样单纯，许多大是大非的问题，竞被政客硬拗成似是而非，加上媒体配合演出，最后就让整个台湾虚耗在一堆假议题里。